外贸篇

    勘合贸易所载货物大致为以下几类：

    丰前门司的和泉丸，载重二千五百斛（计量单位，古代为十斗一斛，南宋后改为五斗）；寺丸，载重一千八百；宫丸，载重一千二百斛；周防富田的弥增丸，载重一千斛；上关的药师丸，载重五百斛；深沟的熊野丸，载重六百斛等等。

    其次，勘合贸易船的乘员结构，大致上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客商和从商人。客商又叫客人众。他们是勘合贸易的组织者、官吏招揽来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记载他们的人数和货物，具有正式贸易团员的身份。他们每人可以招揽二名商人，叫从商人。从商人的货物算在客商股份内，给客商以十一抽分。从商人教多，一些关原的仆从可以由从商人充当，船头可以招揽从商人或以从商人担任船方各种职务。从商人和客商越多，则该船关原和回国后征收的十一税就越多。从这一结构可以了解勘合贸易的实际内容。

    船只是组织者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时，大体由组织者筹款现造。第二期以后，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备有现成的远洋航船，因而出现了租赁船。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贸易船的实际管理者。按规定每船二人，但他们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该船合股的大武士多，这类官吏就多。多于规定名额的叫做“外官”。这些人可以招揽商人并从商人的交易额中提取分成。

    尽管明政府所给的价格高于日本市场，但日使团嫌低于以往价格，由正使东洋允澎出面力争，甚至说如果不按宣德八年例给价，回国后将受国王的诛戮，表示不如所请便不归国。明政府在东洋允澎的强硬力争之下，又增给铜钱一万贯，绢五百匹，抵钞五万贯，布一千匹，抵钞五万贯。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8，海防迂说。）

    这样，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由于明政府海禁放松，并且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这种状况解决了日本对明商品的需求，因而德川幕府不再急于要求发展明日间的官方贸易了。

    组织者筹措这笔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领地的农民，其二，索取自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应八年（公元1499年）组织者规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赁费二贯文，带一驮，货物交十二贯文，带十驮以上者可免交乘赁费，同时可再带船员一名，带二十驮者可带二名。这些收入用于赁船、修船、采购赴明货物以及为申请勘合而赠送的礼品等。

    从僧，是跟随正使的僧人，但不是仆从关系，他们大多代表正使办理事务，类似秘书的职务，有时与正使为师生关系。因此地位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周韦圆寂后，就是其弟子从僧圭莆周章代理正使归国。

    通事，各船二名，大多为加入日本籍的汉族人，他们由幕府支给薪俸，充作翻译。例如曲祥，原为明永平人，十四岁其父为金山百户，后被倭寇掠去日本，出卖为奴。偶因机遇被义满将军召去当翻译，更名元贵，娶妻生子。宣德年间随勘合贸易船来明，上表陈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谕义满，令善视之。后又入明，得宣宗诏许，归里养母。

    双屿岛已成为明私商与南洋各地、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商人的秘密贸易中心。寿光船驶进双屿，明商船立即尾随而来与之贸易。明沿海防倭哨所未曾认真禁止，因而巡按浙江都御史高节奏请世宗治其失职之罪。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肥后商人，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丰后商人等亦自称进贡船，要求入港贸易。明宁波有司以同样理由不准其入港，他们也同寿光一样，在明沿海进行走私负易。这时，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商舶大部分有变为寇舶的行为，因此，明政府已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取缔转厉。

    官方人员：正使、副使、纲司、居座、士官、从僧、通事、总船头，分乘各号船，平均每船约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号船约为十五人。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几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将军任命，持国书、别幅、贡物明细单，乘一号船。至明后，统率全体成员作为日本国王（将军）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见明帝，呈表文，进贡品，参与商品的议价、组织贸易以及与明政府交涉等活动。正使以下管理准许携带仆人一到十人。一号船官吏多，仆人多，大体在六十人左右，二、三号船将减少半数。此外都是招揽来的商人，约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余均为“船方”。这样每条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号船通常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蒋洲所见，足以证明，日本国内战乱，互不统属，难以组成统一的勘合贸易团赴明进贡贸易。各个有势力的大武士在倭寇活动之外，常派出各自的商船赴明贸易，而这种商船与倭寇船很难区分，因而屡被明沿海哨所当作候寇船予以追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内氏曾浓僧人龙喜率船赴明贸易，改至明近海，因无国书被明巡缉哨船误作倭寇船予以打击，该船逃回本国。由于明日间得到许可的非官方贸易从未发展起来，因而私商秘密贸易，就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惟一存在的贸易形式。

    （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

    “洲奉使宣偷日本，已历二载，乃所宣喻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晴国体，罪无所追。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其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今传渝义镇、义长，转渝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铃制，匀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皇明世宗实录》，嘉靖38年8月甲辰。《正气堂集》，卷9，议处日本贡夷。）

    明日两国一衣带水，往来以船。日本幕府对明贸易所用之船称遣明船，因为贸易是采取进贡形式，又叫做进贡贸易，特别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作为护照，所又叫做勘合贸易，而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

    铜，每斤银六分，合铜钱六十文，九千一百二十贯。

    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与以前天龙寺船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组织者不同。按组织者的变化情况，勘合贸易船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义满、义教将军时期，组织者主要是幕府将军，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组织起来，由幕府任命的贸易正使率领，赴明贸易。第二期的组织者发生变化，将军的控制能力与财礼逐渐减弱，幕府将军只能作为伙伴的身份出现。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连伙伴的身份也没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义上捎带将军的进贡品和附载物，回国时，带运明朝政府的赠品和将军的附载物。

    “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簧绦所在之官司，擅给引票，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皇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38年。）

    勘合贸易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博多、界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贸易团。所以，勘合贸易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大，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是最大的一次。船十只，人数近一千二百余人，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也是空前的。其货物数量为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斤、苏木一十万六千斤、生红铜一十五万两千斤、长刀四百一十七把、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数量较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政府官吏很清楚，数量之所以骤增，是因为“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利而来。”货物数量如此增加，如按往年旧例给价，则只附载商品中大宗货物的价格已达六十一万五千余贯。除去折绢、布款额外，给铜钱部分的款额为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如果再加上回赐部分的价格，以及宁波、北京各市场交易的价格，则此次勘合贸易所带走的铜钱额，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礼部奏明景宗予以大幅度地削价。削价后的给价仍高于日本市场价格：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贸易归来之后，组织者还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征收抽粉钱。因此，商人及其所带货物的多寡，就成为组织者极为关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组织勘合贸易船时，组织者到博多等处招揽商人参加。这样商人逐渐地就成为了勘合贸易的核心，组织者为适应这样的状况，就随之逐渐改变了经营方式，由原来的抽分制演变为承包制。原来意义上的组织者在取得勘合后，不再亲自去进行上述各方面的组织工作，而是将勘合以一定的金额承包给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们。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条勘合贸易船就以每条四千贯文的价格承包给界的商人。这等于是商人们事先预付了十一的抽分税，以后的亏赚就与组织者无关了。这种承包制在细川氏的势力范围内较为流行，在大内的势力范围内，仍然是以征收抽分税为主。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日商（指非倭寇商入）船靠近明朝沿海，一旦被发现即当作倭寇船予以打击，明商船一旦被查获即按通倭寇罪论处。甚至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还以“潜通日本贸易”罪名被捕入狱。明商被缉查入狱，表明海禁政策执行得极为严厉，但同时说明甘冒风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大有人在。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战争，被迫中断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九月致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曾谈到，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近十余年。

    这些属于西部门司、富田、上关、深沟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时在国内租给各大武士守护大名，运送货物乃赋粮。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组织者与船主协商，出家租赁。

    “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李百恭、郝杰：《日本考》，卷2，商船所聚。）

    硫磺，每斤银五分，合铜钱五十文，一万八千二百二十贯。

    造船业受明日私商贸易的影响，明、日双方都有发展。早在嘉靖三十四、五年（公元1555—1556年）时，唐枢就曾提到，闽、广各地为日人造船的事实；后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日本私商涌向南洋，进入德川幕府时期，朱印船贸易一度颇为发展。从事安南贸易的京都商人角藏（仓）了以，看到明商船的优越，放弃本国的造船法，引进明造船技术，制造远洋大船。这对日本造船业具有极大影响。在丝织业方面，日本的天鹅绒技术先进，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漳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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