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英格兰其他地区的疫情

    精彩

    看点

    奥古斯塔斯·杰索普博士记录的诺福克和萨福克的疫情————诺威奇主教区空缺圣职授予的情况————法庭卷档中的证据————诺威奇及其人口数量————雅茅斯的疫情————伊利主教区的疫情————主教为迎接瘟疫做的准备————剑桥的疫情————瘟疫过后堂区衰落————教士的困境————亨廷顿的疫情————北安普顿郡空缺圣职授予的情况————瘟疫对修道院的影响————土地收益降低————劳工难觅————斯塔福德的疫情————赫里福德主教区的疫情————什罗普郡的疫情————《死后调查书》中的证据————切斯特的疫情————帕拉坦郡账本展现的疫情————德比郡疫情————韦克布里奇和德雷克洛的疫情————诺丁汉郡的疫情————林肯郡的疫情————劳斯帕克修道院的疫情————约克郡的疫情————修道院院长的死亡————霍尔德内斯监理辖区的疫情————赫尔的疫情————兰开夏郡的疫情————阿穆恩德尼斯的疫情————威斯特摩兰郡的疫情————坎伯兰郡的疫情————卡莱尔城堡庄园的疫情————达勒姆的疫情————诺森伯兰郡的疫情————阿尼克的疫情

    诺威奇主教区由诺福克和萨福克两个位于英格兰东部的郡组成。奥古斯塔斯·杰索普博士生动地叙述了诺威奇主教区的疫情[1]。他认真研究了该主教区的主教登记簿和各庄园的法庭卷档。在这里，我们简述他的研究发现。1349年夏，英格兰东部疫情最严重[2]，各个阶层的圣职人员死亡数字惊人。瘟疫前五年，诺威奇主教区空缺圣职的平均数量是七十七。但1349年，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八百个堂区失去了神父，八十三个堂区两次失去神父，十个堂区三次失去神父。到了年底，诺威奇三分之二的圣职空缺。

    该地区有七个女修道院，其中五个女修道院院长死于瘟疫。至少有十二个男修道院院长死于瘟疫，其中包括霍姆的圣本笃修道院院长。至于这十九个男女修道院中有多少修士修女染病去世，就不得而知了。但要记住，当时，瘟疫一旦进入房子，便会导致多人死亡。通过研究那些有确切数据的地方，我们搞清楚了这一点。据此推测，东盎格利亚诸修道院的死亡人数是非常大的。赫弗灵兰德小修道院的院长、修士死得就剩一个人了。希克灵小修道院只有一人幸存。这两个修道院后来都没有恢复元气。诺威奇的圣玛丽学院，七名享圣俸的神父死了五名。据说，诺威奇的圣玛丽女修道院全院人都死了。奥古斯塔斯·杰索普博士估算，短短几个月内，该主教区有两千名圣职人员因瘟疫死亡。

    从庄园法庭卷档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人员死亡多么严重。奥古斯塔斯·杰索普博士搜集了许多明显的例子，这里仅引述其中若干个。一个叫康纳德帕尔瓦的庄园原来有大约五十名佃农。据1349年3月31日的登记，两个月之内便有三名男性、六名女性死去。4月又有十五名男女死去，其中七人没有留下继承人。到了11月3日，又有三十六人被登记死亡，其中十三人没有任何亲戚留下。就这样，瘟疫期间康纳德帕尔瓦庄园消失了二十一户人家。当地神父死于9月[3]。

    再举一个例子。截至1349年10月16日，亨斯坦顿庄园两个月内就死了六十三名男性和十五名女性。其中三十一人仅留下了妇女儿童为继承人，九人不知道继承人是谁。在这个小小的堂区内，在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庄园里就死了一百七十二人，其中七十四人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十九人根本没有留下血亲[4]。

    我们再举一个位于诺福克郡中部斯内特顿庄园的例子。这个例子记载在庄园法庭的卷档里。1349年7月25日庄园法庭开庭了。这天是圣雅各伯宗徒[5]庆日。这次法庭得了一个不祥的名字————瘟疫法庭。法庭提到，斯内特顿庄园死了三十九名佃农，许多没有留下继承人。其中专门提到一个佃农，该佃农租住了房屋，租种了十英亩土地，条件是在堂区教堂进行圣餐礼之前，保持三盏灯长明。这个佃农死了，只留下了一个十六岁的儿子，没有其他亲属。

    诺威奇的圣玛丽学院

    东盎格利亚地区大点儿的城市，比如诺威奇和雅茅斯，其灾情和农村地区一样严重。诺福克的历史学家估计，瘟疫前诺福克市人口是七万[6]。毫无疑问，这是英格兰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该地有六十处堂区教堂，七座修道院，郊区还有一些教堂。弗朗西斯·布洛姆菲尔德[7]根据诺福克市政厅的一份古老记录，统计出瘟疫导致五万七千三百七十四人死亡。虽然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不太可能，但没有人怀疑该城人口剧减的事实。到了1368年，该城有十个堂区消失，另有十四个堂区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一位现代作者写道：“在这些消失的堂区中，二十个堂区遗迹仍存。”[8]

    弗朗西斯·布洛姆菲尔德

    14世纪中叶，雅茅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瘟疫爆发前两年，为了支援爱德华三世围攻加来，伦敦提供了二十五艘船和六百六十二名船员，而雅茅斯据说提供了四十三艘船和一千九百五十名水手[9]。伍斯特的威廉在其游记中高度评价雅茅斯一番后说：“该城有七千人死于大瘟疫中。”[10]他的这个数字估计是根据埋葬在一个教堂墓地的人数得出的。因为16世纪初该城的自由民向亨利七世[11]请愿，请愿书声称该城昔日的繁华都因爱德华三世时期的瘟疫消失殆尽。他们说，爱德华三世在位的第31年————可能他们把年份搞错了————有七千零五十二人埋葬在了他们的教堂墓地。“因为该城大部分居处住所都无人居住，变得荒凉破败，毁烂腐朽，现在已成为公园和空地。”

    确实，尽管雅茅斯的教堂在现在看起来很大，但在1349年瘟疫之前，相对于该城众多的人口来说[12]，教堂并不是很大。当时，人们准备大规模扩建教堂中殿。但受瘟疫的影响，扩建工程没有进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居民人数因瘟疫锐减，扩建本来就不小的教堂的计划自然搁浅了，但这并非孤例。只要看一下诺福克和萨福克等郡遍地都是的宏伟教堂，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教堂之所以盖得这么大，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人需要服务。

    举一个例子，爱德华三世曾将邓尼奇镇的税收赐予伊利修道院，但1351年该镇居民请愿要求减免税收，因为他们没钱交给王室税官。爱德华三世顾及了他“与邓尼奇镇人的关系”。他说：“该镇的居民原来都是渔民。然而，一方面因为致命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因为法兰西人至今仍在抓捕并杀害该镇居民，所以该镇一片荒凉。”[13]

    穿过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我们到了邻近的剑桥郡。剑桥郡属伊利主教区。瘟疫爆发时，伊利主教区的主教托马斯·德莱尔并没有在该郡。1348年5月19日，托马斯·德莱尔给其主教区的教士写信，将教皇宫室官[14]————阿尔勒大主教斯蒂芬的信转寄给他们。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该信。该信授权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告解对象，“因为现在世界到处瘟疫肆虐。各地现在是、将来也是瘟疫流行，人口普遍死亡。”[15]托马斯·德莱尔安排了自己不在主教区时的管理事宜。但1349年4月9日，他从罗马写信过来，根据疫情又进行了其他安排。“瘟疫在主教区内蔓延迅速”，他“担心自己原来的司教总代理们可能会在瘟疫中死去”，所以决定增加司教总代理的数量。“鉴于人多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他任命巴恩韦尔小修道院院长约翰全权负责处理空缺圣职。如果约翰去世或拒绝接受任命，则由法学博士瓦尔特·德佩克汉姆全权负责。”接着，托马斯·德莱尔又列了六个人。这种预先委任圣职的行为无疑表明，在托马斯·德莱尔看来，任何人在瘟疫中活下来的机会都是渺茫的。任何一名司教总代理都可以处理其他事宜。“某司教总代理的去世会导致教务停止。瘟疫当前，这种事情非常可能”，这时，任何在任的司教总代理都可以行使职权，直到三位特别任命的司教总代理到任[16]。

    亨利七世

    托马斯·德莱尔的预见并非没有必要。从1349年4月始，圣职空缺接踵而来。1349年之前的三年里，主教登记簿所登记的圣职空缺数量是九个。1348年，圣职空缺数量仅仅是七个。瘟疫流行的1349年，该主教区的代理主教就授予了九十七个空缺圣职，其中仅七个月就有二十五次授予[17]。巴恩韦尔小修道院院长在瘟疫初期就去世了。当时，他很可能还没有接到托马斯·德莱尔要求他在圣职空缺时担任司教总代理的委托。

    1349年6月，伊利主教区大教堂附属小修道院瘟疫肆虐。6月23日，该主教区负责法律事务的副主教、主教代表约翰·德科根据主教的委托，为该修道院任命了一位副院长；7月2日，又为该修道院任命了一位账房和管事。7月9日，“伊利修道院上任圣物保管员菲利普·达易灵去世，前面提到的管事也去世了。约翰·德科为这两个空缺圣职进行了授予。亚当·德林斯泰德任圣物保管员，圣艾夫斯的约翰任管事。”[18]同时，大教堂的两个附属小教堂也出现了职位空缺。其中一个叫“格林附属小教堂”的职位在两个月内空缺了两次。

    伊利主教区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数量，可以通过空缺圣职的数量估算出来。减去每年空缺圣职任命的平均数，我们可以得出，瘟疫时期有八十九名享圣俸的教士死亡[19]，这个数字是比较公允的。瘟疫时期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与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比例，大体与理查二世[20]在位第二年的时候相同。理查二世时的圣职人员补助档案显示，当时各教堂、修道院等共有一百四十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五百零八名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毋庸置疑，伊利主教区至少有三百五十名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死去。

    理查二世

    剑桥大学城也未能幸免。1349年5月24日，圣墓教堂已经空空如也。4月底的时候，圣约翰医院的院长去世，一个叫罗伯特·德斯普劳斯顿的人继任。不久，罗伯特·德斯普劳斯顿死去，一个叫罗杰·德布鲁姆的人于5月24日就职，但罗杰·德布鲁姆也死了，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位置。

    剑桥很可能也有公共墓坑。已故教授索罗尔德·罗杰斯写道：“几年前在剑桥时，我为新的神学院奠基。我看见地上满是骷髅，摆放随便，毫无章法。我估计这是剑桥瘟疫时期的公共墓坑。”[21]

    早期的剑桥

    主教档案中存有一份奇怪的文件。我们通过文件可以看出一些堂区的灾情严重到了什么地步。文件提到，主教建议将剑桥的两个堂区合并。伊利主教区的男女修道院院长们都同意了主教的建议。这两个堂区分别是剑桥的万圣教堂堂区和圣吉尔斯教堂堂区，都在城堡附近。万圣教堂堂区的居民大部分都在瘟疫中死去，活下来的人都去其他堂区了。圣吉尔斯教堂堂区的教众也死于瘟疫，并且万圣教堂的中殿已经朽烂不堪，“死者遗骨暴露，任由野兽啃咬”。因此，主教建议两个堂区合并。两个堂区的修道院院长们都同意了。我们从中能一瞥可怕的瘟疫给剑桥大学城造成的毁灭性破坏[22]。

    剑桥郡另一个例子的意义具有普遍性。这个例子来自剑桥郡某庄园1349年的收支记录。庄园的地租收入大减，但这不足为奇，因为这里有五十块地，二十二处村舍。租地的人们要为庄园主服劳役、付租金。到复活节时，十三块地已经空无一人。到了五旬节，又有三十块地空无一人[23]。

    堂区教众的大量死亡导致教士们陷入困境。1349年9月20日，副主教致函万圣教堂[24]神父兼剑桥陪审团成员————约翰·利诺特。副主教写道：“你经常抱怨自己教堂的收入主要由堂区教众提供，因为今年众所周知的大瘟疫导致堂区居民大量死亡，所以堂区居民提供的财物已经不能满足教堂的基本需求。现在你们求告无门，难以支撑。这些我们已经知悉。你谦卑地请求我们允许你能将两年的弥撒收入归入教堂，以供教堂支出。因为你在上帝的教堂的角色不适合去化缘，尤其是去募化必要的食物和衣着，所以我们允许你的请求。条件是一旦你们征收的租税能满足基本需要，你们就要放弃年度弥撒的收入。”[25]同时，剑桥梅恩大街圣约翰教堂神父约翰·阿特·韦勒也提出了类似申请并获批准。

    毗邻剑桥郡的亨廷顿郡构成了伦敦主教区的大部分。亨廷顿郡大约有九十五个享圣俸的圣职。通过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推断出该郡各类教士的死亡数量。

    拉姆西修道院院长死于1349年6月10日。爱德华三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院长职位空缺时索要收益[26]，而是允许该修道院的修士支付一个相对较小的数额：“鉴于该修道院在全国近期流行的致死瘟疫中受损严重，特准拉姆西修道院院长及修士向国王所交收益可略低于上次职位空缺期间所交收益。”[27]

    《死后调查书》中有一条是关于亨廷顿郡科尔德科特庄园的。该庄园是肯特伯爵夫人玛格丽特的一部分财产。玛格丽特死于1349年的圣米迦勒节。庄园里许多房子已经朽烂，一文不值。法定租金原来为八英镑，现在仅为五十先令。一个原来连同土地每年租金两英镑的磨坊，现在仅值六先令八便士，“因为瘟疫，租价高不了”。最后，该庄园的法庭收入不得不从十三先令四便士降到三先令四便士，“因为这里缺少佃农”[28]。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亨廷顿郡西边的北安普顿郡。根据约翰·布里奇斯[29]所著《北安普顿郡史》中列出来的圣职空缺记录判断，瘟疫期间，在该郡二百八十一个享圣俸的圣职中，1349年有一百三十一个发生了变化，有十五个圣职发生了两次或三次变化。空缺圣职任命数量最多的月份是8月，有三十六次授予[30]。通过空缺圣职授予情况可以看出，北安普顿郡瘟疫最严重的时期在1349年10月。1349年11月1日至少发生了两次空缺圣职授予。

    黑死病肆虐时期恐怖的景象

    至于修道院，据说拉夫菲尔德修道院所有人都死了。院长威廉·德斯凯尔顿因瘟疫而死。后来，人们宣布拉夫菲尔德修道院的收益不够维持其运转。德拉波雷女修道院院长凯瑟琳·尼维特染病身亡。沃思哈普女修道院院长埃玛·德平奇贝克死亡。许多奥古斯丁会修女很可能也死了。主教命阿格尼丝·鲍斯接任院长，但沃思哈普女修道院的元气再也没有恢复。1354年，沃思哈普修道院根据其资助人托马斯·霍郎德的要求，与斯坦福德附近的圣米迦勒女修道院合并。许可令中写道：“近来受瘟疫影响，沃思哈普女修道院收益微薄，所有修女因收入拮据而各奔东西，只剩一人。它竟因贫穷沦落到这种地步。”[31]

    前文提到，肯特伯爵夫人玛格丽特1349年去世后，她的财产被调查了。调查报告提到她在北安普顿郡一处庄园的状况。和英格兰其他地方一样，该庄园也是一片荒凉，令人沮丧。原来能带来四十先令收益的牧场现在只能带来十先令的收益，原来能带来十八先令收益的牧场现在只能带来五先令的收益，唯一的原因是“大瘟疫”。“因为同样的原因”，原来以五十六先令出租的风磨和水磨现在仅以六先令八便士出租。

    斯坦福德的修道院的状况令人悲伤。“因为同样的原因”，五个自由佃农和十八个习惯佃农每年上缴的收益仅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样的一群修女原来能从十三个佃农那里收取十九先令八便士的租金，现在只能收取四先令。她们的佃农每年本应该上缴十三磅胡椒粉，每磅胡椒粉价值十二便士，但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另外，庄园贡金原来估计每年能有十二先令，现在却只有两先令。

    第三个例子是布利斯沃思附近的一个庄园。该庄园两个磨坊现在租二十先令，而原来能租六十五先令。两卡勒凯特[32]土地仅有十五先令左右的收益，“因为瘟疫肆虐，收益不会更多了”[33]。

    一名男子与一名女子正在祭拜死于黑死病的亲人

    关于北安普顿郡以北的小郡拉特兰，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拉特兰郡是伦敦主教区的一部分，有大约五十七个享圣俸的圣职。我们从一份《死后调查书》中得知，当地一个九威格尔的庄园的租金被估算为零，“因为1349年复活节前所有的佃农都死了。陪审团还说，农奴和茅舍农今年没有工作。”在另一个庄园，原来以四十先令出租的一处带房子的园圃，现在仅能带来二十先令的收益。二百四十英亩可耕种的土地，现在只能以原来一半的租金租出去。一百八十英亩的草场原来每英亩值十八便士，现在每英亩只值十便士[34]。

    北安普顿郡以东是莱斯特郡。莱斯特郡有莱斯特大教堂教士亨利·奈顿所写的地方志。他写道：“令人痛苦的瘟疫从南安普顿登陆，然后到了布里斯托尔，人几乎死光了，好像都是突然死亡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在病床上挺过三天或两天甚至半天。接着，瘟疫沿着太阳的轨迹，席卷了各地。莱斯特郡小小的圣伦纳德堂区就有三百八十多人死亡。圣十字堂区四百多人死亡，圣玛格丽特堂区七百多人死亡。其实，每个堂区都有大量人员死亡。”

    “伦敦主教向整个主教区所有神父授权，无论是修道院的神父还是教堂的神父，所有神父都有权聆听忏悔，都可以以主教权力全权赦免忏悔者的罪，除了忏悔者所欠的债务。就债务而言，如果忏悔者有清偿能力，他应该在活着的时候清偿债务，或者其他人至少可以在他死后以其财产清偿债务。教皇也以同样的方式授权赦免所有的罪，每个人在临死之际都可以得到一次赦免。教皇允许赦免持续到第二年复活节。在此期间，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选择聆听自己忏悔的人。”

    “还是在这一年，整个王国的绵羊大量死亡。情况非常严重，一个草场有五千绵羊死亡，死后的绵羊恶臭无比，野兽和鸟都不愿意触碰。所有东西都非常便宜，因为害怕染病死亡，富人与贵人几乎无人照顾。一个人花半马克就能买一匹原来值四十先令的马，一大头肥阉牛卖四先令，一头母牛十二便士；肉牛六便士一头，肥点儿的阉羊四便士，绵羊三便士，羔羊两便士，大猪五便士，一英石[35]羊毛九便士。牛羊四处游荡，漫步于田野，穿梭于长势喜人的待收割禾苗中，没人轰它们走，也没人把它们拉到一块儿。因为没有人照管，大批牛羊死在沟渠里、灌木林里。仆人和劳工大量缺乏，但没人知道如何是好。自布立吞[36]国王沃提根[37]以来，范围如此大、如此恐怖的死亡就没有发生。如比德[38]在其《英吉利教会史》所言，“沃提根时期，活下来的人都不够埋死者的”。

    “第二年秋天，如果想找人收割庄稼，工钱是八便士并且管饭。低于这个价格就找不到人。于是，没有人来收割，许多庄稼死在地里。其实，瘟疫爆发这年，除了上面所描述的景象外，各种庄稼都丰收了，但好像无人关心此事。”[39]

    此时，莱斯特郡圣职空缺的情况如何，确切的信息已经缺失，但有必要提一下。莱斯特郡享圣俸的圣职数量大约是二百五十。另外该郡还有十二个修道院和一些医护所。我们通过记录可知，1351年时，克罗克斯顿修道院仍然“一片荒凉”，教堂和许多建筑都烧毁了，并且“因为瘟疫，修道院已经完全没有管理人员”，只剩下院长和副院长。修道院院长病了。“瘟疫结束后，上文提到的副院长在1351年11月带领大家进行日常祈祷，引导新来的见习修士融入群体”[40]。

    如果想稍稍了解一下瘟疫结束后奈顿农村地区的贫困，我们可以看看一份《死后调查书》中的相关记录。威廉·德博特罗克斯的妻子伊莎贝拉死于1349年圣雅各伯庆日。她名下的庄园位于莱斯特郡一个叫萨丁顿的地方。《死后调查书》中记录，该庄园两卡勒凯特的土地“因为缺乏佃农”[41]，已经撂荒，无人开垦。

    邻近的斯塔福德郡是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主教区的一部分。该郡有一百六十五个享圣俸的圣职。我们能以这个数字为基础来估算瘟疫中教士的死亡数量。该郡塔姆沃思附近的土地属彭布罗克伯爵所有。彭布罗克伯爵死后，继承人尚未成年，这些土地便以每年三十八英镑租了出去，这三十八英镑要支付给国王[42]。1351年，已经同意支付这笔款项的人申请减免一部分款项，因为“由于近期该地瘟疫横行，所租地块上的房屋受损严重，价值大不如前。”经调查核实后，该人当年的租金减少了八英镑[43]。

    尽管我们对邻近威尔士的两个郡————赫里福德郡和什罗普郡————的相关信息知之甚少，但毫无疑问，瘟疫对它们的影响和英格兰其他郡一样严重。

    赫里福德主教区————该主教区包括赫里福德郡和什罗普郡的一部分————在瘟疫前后三年空缺圣职的平均数是十三。1349年，特里莱克主教的登记簿登记了不少于一百七十五次的圣职授予。1350年，有四十五个空缺圣职被填补。这表明一些圣职很可能连续好几个月都处于空缺状态。这个时期的圣职授予记录上经常出现“空缺”字样，这就意味着圣职尚未被相关机构授予。该现象进一步坐实了上面的猜测。因此，赫里福德主教区大约有两百名享圣俸的教士死于瘟疫。参考一下空缺圣职的授予时间，我们可以发现，1349年5月到9月，赫里福德主教区的疫情最严重[44]。

    英格兰学者、历史学家比德

    通过主教登记簿中记录的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1349年大瘟疫对赫里福德郡的影响。1352年，赫里福德主教区主教将离布罗姆亚德四英里远的大科灵顿堂区和小科灵顿堂区合并为一个堂区。这两个堂区向主教区的神父职位授予机构请愿，表达了要求合并的想法，并获得了支持。这两个堂区请愿时说：“令人痛苦的瘟疫刚刚过去。席卷世界各地的瘟疫使我们两个堂区的人口大量减少。劳工及居民极其匮乏，土地颗粒无收，堂区一贫如洗。现在，这两个堂区的教众及收益无法供养一名神父。”[45]大小科灵顿堂区合并后的教堂今日犹存，成为大瘟疫的纪念。即使是当地居民，显然也不记得当年有两个科灵顿了。

    萨洛普的历史学家记录道：“经历了1349年大瘟疫后的种种可怕景象，圣职人员————无论是修会圣职人员还是非修会圣职人员————的热忱尽得彰显。赫里福德主教区的登记簿非常荣幸地见证了非修会圣职人员的勤勉刻苦。”[46]该地的记录显示，1349年前后十年中，空缺圣职的授予次数为年均一点五次，一共十五次。1349年，明确显示因死亡而导致的空缺圣职数是二十九个。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推测萨洛普的全部死亡数字，那么萨洛普的疫情应该相当严重。不过，一些其他空缺的圣职也被登记着，上面没有明确显示圣职空缺的原因，但非常可能的是，这些圣职也是因为瘟疫而空缺的。

    英格兰疫区的医护人员

    休·欧文[47]和约翰·布里克戴尔·布莱克韦[48]引用了一份瘟疫那年的《死后调查书》。通过这个调查书，我们可以看出瘟疫造成的普遍荒凉。该调查书是关于什罗普郡绅士布莱克米尔的约翰·勒斯特兰奇的财产的。记录显示，在他死后，陪审团发现他留下多处庄园以及其他财产。其中，三个水磨“原来每年能有二十马克的收益，但现在只能有原来的一半，因为没人用水磨了，这都是瘟疫造成的。”瘟疫也造成其他收益降低，比如市场收费、法定租金等。

    该调查书的记录接着写道，多丁顿庄园“有一块两卡勒凯特的地，原来每年有六十先令的收益。现在陪审团成员不知道该如何估价，因为这里的居民及佃农都死了，没人想租种”。水磨的收益从三十先令降到了六先令八便士，因为佃农们都死了。池塘一文不值了，鱼打捞后再没有投放新鱼苗[49]。

    约翰·勒斯特兰奇死于1349年8月20日，对其财产的调查记录上提到了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富尔克（已婚），次子汉弗莱，三子约翰十七岁。上面备注道，如果富尔克死去，则其弟弟汉弗莱为财产继承人。调查是在8月30日进行的，当时，约翰·勒斯特兰奇已经去世十天，而被确定为继承人的富尔克已经死两天了。显然，汉弗莱这时也死了，因为调查富尔克的财产时，其三弟约翰被确定为继承人。陪审团证实了他们的父亲死后的财产状况————原来一处庄园的法定租金是二十英镑，但现在只值四十先令。法庭收入从四十先令降到了五先令，“因为佃农都死了”。另外一个地处什罗普郡的小村庄原来的法定租金是四英镑，“因为同样的原因”，现在只有八先令[50]。

    从沃什湾到迪伊河一线往北是切斯特、德比、诺丁汉和林肯四郡，从东到西横贯英格兰。现在简述一下这四个郡的疫情。其实，无论是主线还是细节，一个郡的疫情都能代表其他郡的疫情，这里无非就是把一些具体事件的记录保存一下罢了。

    切斯特郡享圣俸的圣职数量大约是七十个。根据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的主教登记簿记录，从1349年6月到9月，切斯特执事长辖区有三十条空缺圣职授予记录。次数最多的月份是9月[51]。不享圣俸教士的死亡数量不包括在内。爱德华三世统治末期，仅在切斯特城内不享圣俸教士就至少有五十或六十个。比如，迪伊河畔的圣约翰堂区有九个不享圣俸的堂区主持人和六个专任神父[52]。1349年8月，切斯特的圣玛丽女修道院新任命了院长，诺顿小修道院也新任命了院长。

    切斯特

    我们从这时期切斯特伯爵领地的司库账簿可以看出该郡因瘟疫而荒凉的状况。比如，弗罗德舍姆庄园的管事仅仅为全庄园上交了二十先令的收益。他说：“这些收益来自庄园饲养的六十六头牲畜，没有更多的收益了，因为瘟疫肆虐，找不到佃农。”另外，他还提到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降低了，磨坊和面包房都租不出去。关于租金的降低，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内瑟顿镇的例子。瘟疫过去一年多了，“领主手里仍有”因瘟疫而落到他手里的十一座房子和一大片地。同样的情况在其他镇也很普遍。某镇的领主允许磨坊主少交一些租金，因为瘟疫后磨坊生意下降了许多[53]。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克洛庄园。1350年圣米迦勒节时，该庄园有二百一十五英亩的可耕种土地荒芜了，因为去年“发生了瘟疫，找不到佃农”。另外，那些1349年租种该庄园土地的人在圣米迦勒节前算账时放弃了他们所租种的土地。该庄园一处园圃的租金降至区区十二便士，因为现在没有人买园圃里出产的东西了。该庄园最大的一笔收益来自一个叫马格丽·德尔霍莱什的人。他上交了三先令六便士，这笔钱是“庄园中草地的租金，租用草地的佃农们都在瘟疫中死去了”。该庄园当年的收益总共减少了二十英镑九先令二点七五便士。许多租金交不上来，一是因为有三十四名佃农或多或少的欠款，他们交不上租金的原因是除了庄稼之外一无所有；二是因为四十六名佃农因瘟疫死去了。

    另外，该庄园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我们注意。领主不情愿地减免了租金，因为有些公簿持有农威胁说，如果不减免租金，他们就离开了。这在卷档上有记录：“根据领主的提议，切斯特的法官们裁定减少鲁德希思[54]佃农三分之一的租金，等情况变好后再恢复。受瘟疫的影响，如果不减免租金，这些佃农打算离开，把所租土地退回领主手中。他们租种的土地价值较大……值十英镑十三先令十一点七五便士。”[55]

    切斯特郡往东就是德比郡。约翰·查尔斯·考克斯[56]在其作品《德比郡教堂札记》中对该郡空缺圣职授予情况进行了研究。这里可以照搬一下他的研究结果。有证据表明，1349年5月瘟疫入侵了德比郡。当时，德比郡享圣俸圣职的数量是一百零八。瘟疫爆发前，德比郡的年均空缺圣职的授予数仅七次。其中，1346年，空缺圣职任命数量仅六次，1347年仅两次，1348年仅八次。但瘟疫爆发的1349年，空缺圣职授予的记录不少于六十三次，并且“次年（直到这时，许多空缺圣职才被填补）的空缺圣职任命数量是四十一次”。七十七名享圣俸的教士死去，这个数字占享圣俸圣职总数的一半多。此外，还有二十二名神父辞去圣职。

    “德比教堂的三个堂区代理主持人死了两个，另外一个辞职了。”圣彼得教堂附属圣玛丽亚小教堂的神父死了。埃金顿的两个堂区主持人都死了。共同管理德利堂区的三个堂区主持人中，有两个死了，另外一个辞职。兰维支和马金顿两个堂区主持人主持的堂区，以及巴尔伯勒、博尔索弗、霍斯利、朗福德、山间萨顿和威灵顿几个代理主持人主持的堂区因瘟疫两次空缺。彭特里奇的三个堂区代理主持人同一年接连死去。修道院中的修士也是灾祸连连。比奇夫修道院、戴尔修道院和德利修道院的院长，格雷斯利小修道院、德比的多明我会小修道院和皇家米德女修道院的院长都被瘟疫夺去了性命[57]。

    约翰·查尔斯·考克斯注意到了德利修道院特许状登记簿前几页记事录中的讣告。

    黑死病被妖魔化后的形象

    “看一下讣告，读者就足以注意到1349年的死亡人数超乎平常。……我们看看疾病在威廉·德韦克布里奇爵士家中肆虐的情况，就明白瘟疫的特点了。威廉·德韦克布里奇家在周边算是最富有的，房子位于德比郡美丽的山脚下，不拥不挤，有益健康。三个月内，威廉·德韦克布里奇爵士的父亲、妻子、三个兄弟、两个姐妹和一个妹夫都死了。威廉·德韦克布里奇爵士因为这些亲属的去世，继承了韦克布里奇家族的财产，他放弃了军职，并把自己财产的一大部分献给了周边地区的教堂和修道院。大瘟疫使许多幸存者彻底看开，导致令人遗憾的肆意挥霍。”

    距特伦特河畔的伯顿约四英里，有一个德雷克洛庄园。读一下该庄园的账务报告，我们就大致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了。账务报告开头就写明“瘟疫时佃农死亡，庄园荒芜。庄园出售草皮的收益受损”。租金大幅降低。“庄园的租税劳役都没有了，因为佃农们都在瘟疫中死了。”接着便是七十四个佃农的名单。这个收账期仅从他们那里收了十三先令九点七五便士。实际上，除了卖草得来的钱，整个庄园都没了收益。从前，庄园收割庄稼都是佃农出劳役，但今年必须雇佣劳工。雇佣劳工花费了二十二镑十八先令十便士。该账目“收入”一栏中，出现了死去佃农所留的牛和马的价值。这些亡故佃农的财物和牲口就归了庄园主[58]。

    我们找到了诺丁汉郡享圣俸的圣职教士的死亡比例。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比例达到了一半。在该郡一百二十六个享圣俸的圣职人员中，有六十五人死于瘟疫[59]。

    诺丁汉郡往东是靠海的林肯郡。很早的时候，教皇克雷芒六世就为林肯市及林肯主教区的神父和教民赐予死前的特赦。“瘟疫已经在林肯主教区和林肯市发生，应神父和教民吁请，现予特赦。”[60]林肯郡地域广阔，享圣俸的圣职人员众多。除了四十九个修道院外，该郡享圣俸的圣职大约是七百个。我们据此可以估计一下林肯郡1349年教士死亡的数字。

    林肯郡西多会劳斯帕克修道院的编年史中有一条关于瘟疫的简短记录。记录上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抑或穆斯...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