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梁启超遇刺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仁义礼智信，农村绅士所受的是这种传统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讲法，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段祺瑞刷地站起来，说：“啊？竟然有这事？”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上海警察厅将刺客的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安徽桐城人吴樾，此人和上海青帮有瓜葛。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李经述手执一颗白子，下手之后，问：“什么事大惊小怪，让一向沉稳的斗瞻如此心慌？”

    阮忠枢说完，递给李经述一封电报：“总统，这是梁总长发回的电报，问宪政代表考察团是否继续。”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李经述对中国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大尺度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万幸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除杨度受伤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送行的人饱受池鱼之殃，随梁启超同行的车夫、家丁均重伤，还有围观的一家三口，遭此意外之厄。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现场24人伤亡，有一些还是学堂的学生。

    李经述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的码头乘“纽约”号客轮去美利坚合众国。不一会，司法总长梁启超等人的车队就来到了码头。其中花车一辆，头等车一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着五色国旗，随风飘展。就在现场一片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接近车队，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好，总统，我立刻去办！”阮忠枢说：“我多说一句，我也听说上海的青帮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黑恶势力，现在国内外舆论都纷纷谴责这些制造恐怖的暴徒，我们可以早作打算！”

    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梁启超见了李经述，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这时内务部的长官阮忠枢急匆匆走过来，边走边对李经述说：“大总统，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阮忠枢说：“光靠当地警察怕不行，他们和青帮估计会有瓜葛，而且上海租界洋人众多。”

    李经述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关切民生的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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