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后记之人物闲话（下）

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种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因为明末的风气是一种变态类的好战，其实大家都清楚，明末大部分官员都是软骨头，但都是好战派，很难理解么？其实不难，这就是人性。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高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

    三，乾隆提到应该褒奖的明朝官员还有：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之人；不甘国破在家自杀之人；抛弃妻子田园为明朝复国流离颠沛之人；至死不肯到清朝当官之人。在乾隆看来，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他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予以表彰。他说：“凡明季尽节诸臣，即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乾隆命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根据《明史》、《通鉴辑览》等书所载史实，查核人数，考其事迹，按照原官给予谥号。

    四，乾隆又下令将明初死于“靖难之役”的官员列入褒奖范围之内。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腐败，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腐败的官场，能坚持做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至于乾隆皇帝给督师平反，然后很多人就以此来臆想，是不是乾隆为了抹黑明朝来故意抬高袁崇焕形象？

    究袁崇焕一生，忠于明国，虽然军事天份不足，却以胆略补其不足，宁锦之功，无论怎么嘉奖也不过分。其自负和独断也犯下过错误，但因此得到凌迟下场，实在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明帝国的不幸。崇祯用人，多疑、刻薄、固执、性急，遂换五十位大学士，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又逼死一人，实在无驾驭人才的能力。

    袁崇焕之处死，《明史》评价为“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倒也未必。袁崇焕死后十来年，辽东战场上清兵虽然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但始终也没有突破最后防线。直到北京城被攻破，山海关也控制明方手中。保持山海关防线的完整，却也不是没有袁就不行的。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能考中进士当是明代读书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称其为八股文专家应该不为过。我们评价历史袁崇焕，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其当成职业军人，却是强求古人了。

    袁崇焕试图控制毛，最后杀了毛，究其用心，是为了使桀骜不逊的毛之军队真正为辽东所用，为明帝国所用。初衷虽好，结果未必尽佳。

    如果宁远失守，北京城和清兵之间惟有一座山海关，辽东辽西之地尽归满人，朝鲜被清胁迫几乎无法挽回，从战略上看，明军对清的威胁大大降低，可能的反击彻底化为泡影。即使山海关不会被攻克，但可能在清兵的一次迂回进攻中失守（诸如借道蒙古，进犯北京城，然后夹击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失守，则明帝国必然被迫迁都，这样想来，宁远大捷可谓影响深远。

    而且，乾隆不是在为一个人平反，相反，乾隆平反了一大堆人，他可能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一个历史读者，去为那些被弄得下场凄惨并且污浊于史书的人澄清功勋。众所周知，作为皇帝，他的阅读权限是全天下最高的，他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屁民看不到的资料文献，甚至可以直接一道圣旨找当世人的后人来询问情况。如今的共和国还有内参的，只有到一定等级才能看到，这些内参上面往往有我等小屁民木有资格知道的事情。

    先看看乾隆为哪些人平反了：

    惜乎孙承宗仅任辽东经略五年，便被魏忠贤排挤下台，取代阉党高第，否则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约束下，或许能磨炼成真正的将才吧。

    宁远大捷，确实是有侥幸之处，但意义重大，将此归完全功于袁崇焕也不为过。

    袁崇焕这次的违令行为可谓冒险之极，虽然宁远数年经营，坚固牢靠，但宁锦防线大部分已经撤离，高第驻守的山海关更不会派遣援军，以一座孤城抗击建州铁骑，想必袁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

    袁此次督师辽东，显然要大施拳脚，立志有一番作为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此次以督师身份，得皇帝器重，又有限期平辽重任，用法不免过急过苛。从袁到辽东一系列行动来看，停辽东巡抚、登莱巡抚；控制皮岛的后勤补给，诛杀毛文龙；定兵制，核虚报，减冗兵。说到底，是为了集中权力，精兵简政。

    即使是有大量的、比较完整的、矛盾处很少的资料，我们也只能倾向于某种观点，而不是认定，至于争议性很强的事情，许多中性资料可能被误读和曲解，那么，与其自以为是的下结论，不如继续存疑。

    然而议和这种大事，袁崇焕未能请示朝廷，也有违规之嫌，只不过我们已经熟知，袁大将军向来是违规惯了的。不过想想陈新甲的下场，其实请不请示感觉都差不多。

    只不过，人家是皇帝，我们是屁民，他能给人平反，我们只能在网络上扯皮，这样看历史，也觉得轻松一点不是？

    明代遵循文人领军制度，凡高级军事长官，诸如巡抚、总督、经略、督师之类职位，全部是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多是挂兵部官职兼都察院官职负责军务，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其三，清兵在入关前一共五次绕道进犯，每次都是如入无人之地。后几次明军也得到过情况，也做过相当的准备，也曾经层层布防，但实际效果一点都不好。如果明军后几次在得到情报，组织了大军防御和阻击都无法阻止清兵进犯，也无法抵抗清兵的攻势，那么对清兵绕道进犯的无计可施似乎可以理解为明军整体的无能为力，而不是仅仅为袁督师失职了。整个明军都无法阻止鞑子的脚步了，你却将鞑子第一次入关归咎到袁崇焕头上，这，着实有些说不通吧，或许在明理上讲，袁崇焕却是有罪过，但在人理上看，其实袁崇焕也是无奈。

    从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的战略来看，仍然是孙承宗那套步步为营，并且卓有成效，修城之道，功不可没，然而对朝鲜的处理，袁却有不当之处。

    近些年，网络上讨论关于袁督师的功过很是热闹，小龙平时也喜欢混混贴吧，但是如今看到关于袁督师的帖子小龙都懒得点进去了，感觉争来争去都是这么几句话，小龙真是看腻了。

    首先，乾隆帝在的那一会儿，满汉关系算是进入和谐期了，国家也蛮繁荣的，他实在是没必要这时候去故意推高袁崇焕而再去抹黑明朝。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身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出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袁崇焕绝非完美，却是当时明帝国难得敢战之将。如果其能在孙承宗手下多历练几年，说不定能够磨炼成为真正的帅才。如果崇祯皇帝不将其处死，应该能在辽东战场上为明帝国做出更多贡献。然而寄希望于其收复辽东，又或者打击农民军，似乎期望过高。

    虽然称宁远大捷，但袁镇守宁远无疑是一次军事冒险，如果失败，战死沙场则无话可说，幸运的保住性命，也难逃军事处分。这样的举动，无论是明哲保身的人，还是胆小怕事的人，都断断乎不会去做的。

    深究君王与大臣的关系，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其中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微妙。他们之间也是一场博弈，只是这场博弈往往被喷上忠诚和贤明之类的油彩。尽管崇祯已对袁崇焕心生恶念，但他在平台召见时仍然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还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主子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臣子披上，而臣子此时除了感恩戴德，就是暗暗下定决心，要为主子流尽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

    之所以详细摘录此节，是因为这段历史，和几年后袁以督师身份，持尚方之剑诛杀毛文龙之事十分相似。

    当然，在我们想来，五年平辽即使不成功，但只要能够确保辽东局势的稳定，抵抗清兵的进攻，甚至跨越辽河在辽东建立堡垒，这都是可以办到的事情，势必归功于袁崇焕的。

    接下来，因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加封辽东巡抚，出现了骄傲情绪，或许也是性格使然——冒险的成功让袁崇焕更加自负了。

    接下来，崇祯下旨，将袁崇焕“依律磔之”，其妻子和袁崇焕的兄弟一起，流放两千里以外。那场“大快人心”的凌迟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当袁崇焕在刽子手冷漠无情地数刀数的声音和周围看客们兴奋的斥骂声中承受临死前的煎熬时，注定了大明帝国只有毁灭才是最终的结局。

    崇祯二年三月，清兵绕道入关，袁崇焕千里营救，几经血战，最终崇祯将袁逮捕入狱，后凌迟处死。

    我想，名将的素质应该是不将自己和军队置于危险之地，从性格上讲，身处袁的处境，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大概不会这么做，但卢象升说不定敢冒险一博。这样的决策，应该是个性使然，倒不见得理性。

    “是时有杜应魁之兵在台头营。杜应魁者，故辽东备御也，罢官，市酒长安，然其人实悍毅，可为战将。有物色之者，遂坐作声价，必欲得大将方出。给事韩继恩荐为副总兵，招生。所招兵实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粮，部持格不与，遂未免虚伍以养壮士。又时京师有劫略，皆以为应魁所募，乃出之守台头营，遂捕东协副帅。至是言者不已，上敕公会抚臣阅其兵，阎抚军令袁崇焕往，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向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因为努尔哈赤的逝世，袁派人与皇太极接触，并私自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方面，既然无法突破宁远，不若转攻朝鲜，并且巩固内部。在袁方面，趁机修筑城池，收复失地，两方都是虚情假意。

    其一，因为文人担任的高级军事长官都是临时性职务，职权也含糊不清，根据和皇帝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实际职权各个不同。就辽东经略来说，孙承宗以内阁大学士身份督师辽东，是帝师，深受皇帝器重，又曾在内阁任职，后勤保证自然优先支援，地方管辖也不敢异议；王化贞担任广宁巡抚的时候，熊庭弼的辽东经略并挂兵部尚书衔，职位应当在其之上，但王化贞是阉党一派，又得兵部尚书支持，所以把握重兵，更有实权；袁崇焕任辽东巡抚的时候，王之臣为辽东经略，他们的分工则是袁关外，王关内；袁崇焕督师辽东的时候，虽然挂兵部尚书衔，但实权不如孙承宗，控制力集中于在山海关、宁远一代，其对蓟辽或者其他地区是否能够有效实施所有军事行为的控制，尚是疑问。

    这件事在茅元仪的《督师记略》里也有提到，而且记述更加详细。

    “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其次，袁崇焕经略辽东是明末史的一部分，涉及到明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政治、经济、军事这些方面又是贯穿整个明代历史的，明末是其发展和延续。如果要了解袁崇焕的管辖权，要判断袁崇焕在辽东的巨额军费开销是否必要，要知道袁崇焕是否应该承担后金第一次绕道进犯北京城的责任，要明白袁崇焕有无可能成为割据的“辽东王”等等问题，是不能脱离明代，尤其是明末之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的。

    首先看我们对史料的选择，需要格外谨慎。比如《国槯》虽是明末著名史书，其作者谈迁也是严谨的历史名家。但在论述袁崇焕的事迹上，却可能不够客观。谈迁著书之时，《清太宗实录》并未修好，袁崇焕之冤尚未大白于天下，袁崇焕还是被当成误国者、叛徒对待的。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谈迁怎么公正客观，他也难对袁崇焕进行恰当的评价。如果我们要引用谈迁书中有关袁崇焕的史料，也应该尽量选用中性的。同样，在《明史》正式澄清袁崇焕后，历史评价又变成了一面倒的颂扬，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为拖翻清廷统治，文人学者为其大造声势，似乎又过了头。

    用史料来挑战权威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格外谨慎考证和组织史料，不可想当然耳，更不可妄下结论。

    二，死于清入关后为捍卫南明政权而献身的明朝官员。著名人物有史可法、余应柱、钱肃乐、张名振、刘宗周、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等。其中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三人事迹尤为感人。乾隆很敬佩史可法、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的大无畏气概，称：“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给予如此之高度评价，连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敢想象的。

    从表面上看，袁有独裁的嫌疑，甚至有人批评其建立袁家军，欲成为“辽东王”，然而辽东是军事重镇，却严重依赖京师提供后勤补给，如果没有大量的白银和粮食送入辽东，这座军事重镇就会崩溃。这一点，无论是袁崇焕，还是以后的吴三桂，心里都很清楚。没有帝国的支持，山海关、宁锦防线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始终是受人以柄，从这点上看，当时任何人都没有可能成为辽东军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