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收场。只有最好的藏书阁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已是不知多少次听人用各种各样的语气说出“文武双全”这四字评语了，倒难得有一次像赵时忠这般的诚恳，甚至还有点崇拜的味道。他腼腆地一笑，看见赵时忠手里抱着的书，最上面一本，赫然便是《天命有司》！

    “正是。”赵时忠以为田烈武也看过这本书，越发的佩服，用力点点头，一面道：“桑山长真天人也。听说朝廷要征召桑山长与程先生为资善堂直讲，圣人还专门派了内侍出来寻两位先生的书，有人说圣人看了后，甚是称许……若果真如此，还真是名至实归……”

    马绍却忙着吃喝，又没空理他了。

    田烈武与温大有见他这模样，都觉得好笑，温大有玩笑道：“赵兄怎的如此担心？莫不是有相好的在益州？”

    田烈武因为出身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田烈武与温、马无言地对视一眼，没有人肯接赵时忠的话。三人都与石府渊源匪浅，对石越极是敬重，桑充国是石夫人的亲哥哥，他们自是不肯随便议论的。但是，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只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田烈武笑着摇了摇头，只道：“小王将军是我在讲武学堂时的教官，带兵打仗都没得说。”

    向皇后派遣内侍，在坊间到处搜索桑、程的著作，这事田烈武也早就听说了。他当然不明白这是向皇后给朝廷公卿的一个公然的暗示——桑、程二人的书籍，汴京任何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全，用得着这些内侍东问西问吗？不过，在田烈武心中感情的天秤上，自然也是倾向于桑、程一方的。这时候听赵时忠兴致勃勃地说着他对桑充国与程颐的钦佩与崇敬，他既不好意思打断他的兴致，便只好耐心地在藏书阁外面静静地聆听着。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这两人原本都是泾原人氏，石越在渭州受袭后，二人皆应募为石越帅府的亲兵。其后往来传递军情，护卫帅司安全，还参加了庆州之战，熙宁西讨末期，平定仁多澣之变，他二人也有点微功。虽然比不上战功累累的将士，但到底是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兼之办事还算小心，又有点才能，石越拜为枢副之前，便以军功保荐他们转任为地方武职。几年之间，竟齐齐做到开封府巡检。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道，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水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田烈武被释放回家后，每日便安心地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设法筹集三百贯缗钱给李浑当盘缠与安家。三百贯哪怕对田烈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汴京到现在还在流传着一则笑谈——《海事商报》的主编唐坰，当年做御史准备弹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贯当作路费，才敢上章弹劾的。事实上当然很有区别，众所周知，唐坰后来是筹钱创办了《谏闻报》。但这则谈资其实离“真实的情况”相差不远，宋朝官员，无论文武，薪俸都还算优厚，但官员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承担更多的交际应酬，应付许多的往来借贷，加上当时家族观念浓厚，很多官员出身时靠着整个家族的扶持，发达之后也不免要回馈家族，比如掏出钱来在家族建立义仓，兴办学校……即使是中高级官员，若为官清廉，也会入不敷出。像田烈武这种，刚刚晋升为中级武官未久的，虽然较之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点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部属有什么困难，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得军心，但钱袋子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道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为人任侠豪爽，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普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头出身，自然知道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种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点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像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硬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施，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自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将信将疑的。”赵时忠道，“依我所知，到底还是不信的多。便是信的，也多是忧惧北人趁机南下，于大宋不利。”他说的却是实情，在汴京定居下来的西夏人，多数都不希望战争。那些习惯于战斗的人，还怀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的人，十之八九，早已经加入到宋军当中，而留在汴京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丧命。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次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阿越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识字率最高者为宋朝之三成，至清末滑落为二成。小说暂取较保守之数据。至于怀疑论者若谓不信，请一笑可矣。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惟古代东方识字率远高于西方，自不待言。江户时代之日本，19世纪中幕末时期，庶民阶层男子达五成四，女子达二成，武士阶层百分之百。同样在1920年，日本儿童就学率达九成以上，莫斯科却仅达二成。"></span>

    “田兄可曾听说了？小阎王与慕容将军昨天下午到京师了。”赵时忠一面告着罪，一面迫不及待地说道。两人自从在刘楼邂逅相识，没几日间，便已称兄道弟。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十九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一八八一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足够糟糕。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点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