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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后没多久,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石越顿觉愕然,很意外地看着范纯仁,却听范纯仁又笑道:“曾布做过三司使,又在广州、海外当过郡守,国内、海外之事,都很熟悉,做太府寺卿原极合适。但他在皇上那里,却不知……毕竟寺卿都得由皇上来任命——不过,子明若要荐他,我愿意在荐书后面添个名字。”

    范纯仁睨了石越一眼,不满道:“如今都是为朝廷社稷,子明何须如此?”

    石越摇头道:“还未报上来。”

    石越笑道:“这个范公就不用担心了,皇上英明,自然会有好办法。这事却用不着臣子来操心了。”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三大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李敦敏说到这里,这才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下官现在最担心的,便是怕有作坊和小钱庄支撑不住破产!如今作坊工人的工钱,平时都只给些许,只够勉强度日,大半的工钱,分别在年前与中秋结算,作坊倘若破产,这些工人工钱没有着落,谁能担保不会激起民变?小钱庄破产则更加可惧,下官只怕一家钱庄破产,会连累大量钱庄跟着倒霉,到时候整个东南谁也无法幸免。这后果实是不堪设想!相公、参政,这交钞一物,现如今在京师是不值钱,在东南却还值钱呢!李大卿把东南的交钞收回来,对朝廷又有何好处?今日之事,实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倘若废除交钞的传闻再传到东南,这内外交攻,水火并至,东南又有几家钱庄能受得住?!请相公、参政早下决断,若再犹豫不决,或是等闲视之,到时候真要不可救药了!”

    禁中,政事堂。

    “依在下之见,李敦敏的话,多半信得过。事不宜迟,当尽快与君实相公商议了,派使者前往东南诸路,令太府寺的差官停止追缴。此外,今日朝廷之事,哪件能与太府寺脱得了干系?便是为了李邦直好,太府寺卿也应当换人了。”

    范纯仁又细细问了些东南诸路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情况,李敦敏在两浙路当地方官,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回答起来条理清晰,又随口能举出具体的案例和数据,竟是很得范纯仁青眼。原本在东南官员中,如张商英虽然也是传统的儒生,比较关注普通自耕农民的利益,但也和大商人大地主打得火热;而李敦敏却和张商英大不相同,他最关注的,却是中小商人和中小作坊主的境况,他虽是所谓的“石党”,但对唐家为首的十八家却极是疏远,甚至多有批评,认为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垄断原料、操纵价格,对国家有害无益。李敦敏又说起他在两浙打击试图垄断价格和市场的传统行会组织与牙人组织,给牙人颁给“身牌”进行管理,又迫使行会改组,石越和范纯仁这才知道李敦敏与张商英等人原本就有明里暗里的冲突。李敦敏的主张显然很对范纯仁的心意,竟频频赢得范纯仁的赞许。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石越却是十分高兴,笑道:“我既非替自己多谢范公,亦非替曾布作谢。”目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事任命,总要政事堂诸相达成共识,方才好和皇帝去说,这样才不至于节外生枝,又闹出什么别扭来。石越原来很担心旧党不会接受曾布这个人选,所以这事他连曾布那里都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但如今范纯仁既然表态支持,却是得了一块重重的筹码,司马光那边游说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因此石越之喜出望外,也是情有可原——皇帝如今因为身体的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垂拱而治”,政事堂若无异议推荐的人选,皇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驳回的。

    李敦敏所禀之事,石越已经意识到非比寻常,李敦敏回京之后,就这件事,也已和他说过两三次,但李敦敏前两次至政事堂,都是司马光当值,司马光虽然也很重视此事,但他却以为李敦敏有点危言耸听,毕竟东南诸路之富饶,司马光比谁都清楚,司马光绝计无法理解,以东南诸路的富裕,以海商的富可敌国,少个千把万贯交钞,又能出什么大事情。他反而一厢情愿地相信,万一交钞危机波及东南,东南少点交钞,受的冲击也许还要小点。毕竟自交钞危机以来,每有政事堂会议,石越都是凭借着他那点可怜的经济学知识,反复重申着尽可能地回收交钞,是解决交钞危机必须要走的一步。石越的主张,在政事堂内颇具说服力,司马光等人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政事堂诸公一时没找到大规模回收交钞的办法,所以未遑实行。然而,石越的这个主张,既然在司马光广泛咨询过如食货派学者等等各色人物的意见后,已经完全被司马光所认可了。所以,在他看来,李清臣可能莽撞了一点,但可能无意中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李敦敏的札子,司马光只是例行公事地发到了太府寺,令太府寺“分析”。

    范纯仁轻轻哼了一声,道:“李邦直非是无能,若令他做刑部尚书,定然做得比我要好。但太府寺卿,他却的确是当不来的。子明,皇上令吾辈在两府,不是叫我们做滥好人的。皇上若用错人了,如何纠正,正是吾辈之责任。”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范纯仁迎视着石越目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过了一小会儿,口中吐出几个字来:“我不反对。”

    “子明不用谢我。”范纯仁淡然道,“这不是人情。这等大事上,我是从不做人情的。”

    “正因如此,下官才再三求见,请诸公万万不可再有犹豫拖延。”李敦敏焦急地说道,“东南、海外贸易,实为朝廷财赋之所系,东南乱不得!下官此来,听说许多废除交钞之议,此辈全是坐而空谈,东南钱庄之发达,全赖于交钞之发行,倘若废除交钞,对东南钱庄来说,便是灭顶之灾。东南钱庄一垮,整个东南之作坊、好不容易才有今日规模气象的海商,覆巢之下,恐无完卵!”

    太府寺是何回应,如今还不得而知。但石越却深知此事拖不得,因此才不顾司马光是否芥蒂,急急忙忙又召见李敦敏,询问此事。石越心里本就担心惹恼了司马光与李清臣,事情无法收场,岂料到李敦敏心里着急,竟然也失于考虑,只管直斥李清臣不懂财计,邀功误国。石越只道李敦敏素来是极机敏的,哪里想到人若着急起来,说话哪里又会那么周全?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对石越而言,实是意外的收获,他大喜过望,忙抱拳道:“多谢范公。”

    这时候石越不得不为李清臣缓颊,因道:“若果真如修文所言,则外府处置此事,确是有欠考虑。吾侪身居两府,智不及此,亦难辞其咎。”他只说“外府”——亦即太府寺,却不提李清臣之名,又把自己和两府诸相都主动靠上去担了责任,轻描淡写便将李清臣的责任淡化了。

    李敦敏所说,尽管石越和范纯仁都已看过他的札子,石越也与李敦敏面谈过,但这时候再听他说一遍,亦不由悚然动容。但他字字句句,一口一个“李大卿”,矛头直指李清臣,却也叫石越心里暗暗叫苦。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地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范纯仁说得理直气壮,倒让石越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想换掉李清臣已经很久了,但他虽然贵为尚书右仆射,要换掉李清臣这样敏感、重要的人选,反而比范纯仁更多顾忌。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李敦敏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也不停歇,又继续说道:“下官一直以为,东南情势已经岌岌可危。各种作坊为了竞争,拼命造作,但大部分货物,除了供应海外与本州本路,在国内是卖不掉的。比如瓷器,若非是名瓷,大宋哪州哪县不产这个?便有水路,算上运费,已是成本过高,倘若要走陆路,那成本更是高得吓人。所以,倘若这么继续下去,东南作坊产量越来越高,而海外贸易又越来越萎缩的话,迟早闹出大事来。不过话虽如此,但两三年内,还未必真会出事。可如今李大卿这般作为,半年之内若不出事,下官敢把这舌头割了,给李大卿赔罪!李大卿不知东南情弊,以为讨回债来便是功劳,但据下官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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