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侍剑等人见惯了司马光严肃古板的样子，也常见年轻的官员只要稍显轻浮，司马光便不假辞色的情形，只道是和程颐一样难以亲近的人，却不知司马光私下里与朋友、家人相处，竟会如此随和可亲，一时都不由目瞪口呆。倒是司马光府上的仆人，早已见惯不怪，早有家人搬过桌椅摆到炉边，又端了一壶酒，几碟点心过来。石越与司马光便坐在炉边，温起酒来。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产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挤压了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欺侮商人。

    “自然不能关扑，关扑全凭运气，岂足为法？”司马光摇了摇头，“当年韩信背水列阵，可不是博运气，他庙算之时，已有胜机。不过是将士卒置于死地，激发其求生之斗志。后人若不明此理，便加效仿，必然兵败身死，为天下所笑。”司马光望着石越，又问道：“子明难道以为坚持交钞，竟已全无胜机吗？”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司马光一时默然。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既然有这四不可，那还有甚可说？”司马光平静地回道，“无非是背水一战罢了！”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二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石越的回答却更让司马光惊讶。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地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惟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施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相公！”石越心中感动，但他仍然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但废除交钞至少有四不可。废除交钞，无异于朝廷抢劫百姓家财，为政者以信为先，而朝廷从此信用大失，此为一不可；禁军、厢军、官员，手中交钞最多，一旦废除，必滋生不满，如今外忧内患，益州动乱，一旦有人煽动，后果不堪设想，此为二不可；朝廷虽有去年秋税这点收入，但国库依然空虚，各项开支今年眼见却并无减少之可能，此时废除交钞，朝廷将无饷可发，无钱可用，除了加税，别无他途，此为三不可；天下钱庄能发展至今日，交钞之功最大，一旦废除交钞，钱庄七八成以上，将难以存续，士农工商，皆受其害，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此为四不可！”

    “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石越也只是默默地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却也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算术题？”司马光的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石越说到这里，挥手屏退左右之人，沉默了一会儿，方又低声说道：“不瞒相公，事到如今，我对是否还要坚持交钞，实是已无信心。”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但事关国运，也能用来关扑吗？”此时此刻，石越竟反比司马光保守了。

    “但我亦知道，这本金却是一笔巨款。”石越坦率地说道，“交钞发行的总额，连交钞局都是一笔糊涂账，张商英大概算了一下，大约在三万万贯到三万五千万贯之间。而各路的交钞也不尽相同，具体之情况，亦无准确之数目。至于交钞在各地之间的流通情况，那更是弄不清楚。其实，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上，大宋都并非一个整体。食货社有一重要之主张，大略是说，在大宋朝之疆域内，至少可以又分成京畿、西北、东南、京东西、两湖、川峡共六个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六个区域，虽然互有联系，却又自成一体。甚至还有人说，这个自成一体之区域，还可以细分到路，甚至是州。这种观点，确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便以这次交钞危机观之，对各路各州之影响，全不相同。我亦不知此究竟是祸是福，若大宋疆域果成一整体，或者三万万贯交钞，当不至于酿成如此大祸；然又赖于此，这次风波中，才有些路州竟能独善其身，受波及较小。”

    石越一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了近一个时辰，才终于到了董太师巷的司马光府。雪后的清晨，风冰凉刺骨，众人脸上都冻得通红，侍剑等人都习练武功，倒也罢了，但石越这几年间在汴京，养尊处优，尽管戴着狐皮手套，但手却是连佩剑的剑柄都握不稳了。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新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若指掌。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这笔钱是筹得到的。”

    但是司马光却只是抬起头来，淡淡说道：“我与介甫，不会因子明一事做差，便对子明再无信心。”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即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我有一个习惯。若是一件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看起来用任何办法也无法解决之时，我便会回到事情的起源，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思考对策。”石越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点心送到嘴里，似自言自语一般，开始向司马光说明他的设想，“用这个法子，我终于想明白，今日钱庄之危机在于交钞，交钞之危机，其实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党任何一方任何方式的傲慢，都会在这脆弱的互信间留下互相忌恨，互相不信任的种子。石越的目光绝不会只停留在眼前，他也不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理所当然，并会永久持续的。所以，每一件事，他都必须谨慎行事。绝不能让旧党或者新党认为自己傲慢。

    石越摇了摇头，司马光的话，并未能让他更加有信心，但是他至少已明白司马光的心意——司马光是希望他能够坚持交钞的。这对于处于动摇中的石越来说，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自从做到右相之后，石越一直想要避免的，就是朝局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党争。尽管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石越自登上相位之日起，就下定决心，要身体力行，让新、旧两党都看到合作的好处。无论是新党、旧党，还是所谓的“石党”，三派之间的政治主张，都绝不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石越相信，在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三党都相信必须寻求改变，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这个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方法。既然如此，那么妥协与合作，就存在着基础。石越不断煞费苦心地向三党的重要官员们灌输这种思想，但他也知道“调和”之不易，在他了解的“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调和”失败的例子。石越深知，目前在三党之间建立起来的互信，是非常脆弱的——它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执政后期带来的惨重教训让人们依然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却几乎完全依赖于司马光、王安石与他本人三人的政治智慧，并且凭借着三人的威信维持着...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