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应该占领中途岛”

。他身材瘦小，不到6英尺高，肤色白得出奇，目光坦诚友好。他是情报行当的老手。

    严格地说，战斗情报局不归尼米兹管。作战上，它受华盛顿的海军通信安全情报局长劳伦斯·F.萨福德中校指挥，行政上，它配属于总部设在珍珠港的海军第十四军区。

    萨福德与罗奇福特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个数学天才，还是个棋迷。他在密码方面技术超群，为人刚正不阿，他是海军情报部门密码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密语、密码的不可靠性，因此孜孜不倦地工作，用日益先进的手段来防止泄密。

    当时美国陆军或海军的密码专家是稀缺人才，他们在军中服役，又不完全隶属于军队。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门，因为那个地方很神秘，所干的事情与情报和通信都不搭界。干好这项工作需要特殊的智力————大大超出常人、近乎数学天才的智商，还要有处理大量细节的超凡能力。他应该对这项工作有真正的热情，并保持学者的超然态度。他不能有凡夫俗子那样的雄心，因为在他肩上缀上将星的可能性如同被选为美国总统那样渺茫，得奖受勋也很少有他的份。

    密码专家们终日在不见阳光的绝对安全的密室里，对着一大堆字母和数字冥思苦想，不停地编来排去。去他们家拜访的客人经常见主人在休息时间不是在琢磨象棋就是在研究密码，就像是邮递员，在假日里还进行长距离散步。他们从不涉猎专业以外的东西。所以，这些目标相同、情趣相似、世上罕见的献身密码事业的人在多年的工作中彼此都很熟悉。各个军种都成立了精干的专家小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默默无闻、极其出色地工作着。

    为战斗情报局罗奇福特工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家组。他们在距珍珠港1010号码头不远的旧行政大楼的地下室里工作。组长是海军少校托马斯·H.戴尔，罗奇福特称他是“海军最好的密码专家，只要吃几片药，他就可以连续工作三四个通宵”。戴尔手下有像约瑟夫·芬尼根海军少校这样的译电员。罗奇福特称赞芬尼根“简直是个奇才！明明是张白纸，可他却能把它译出来，就像一个真正的魔术师可以凭空变出东西一样”。在这个实力很强的地下工作室里，还有从夏威夷大学借调来的数学教授贾斯帕·霍姆斯。他负责绘制并不断更新日本舰队的位置图。

    有关日本海军的大量数据都出自于这个小组，再由太平洋舰队情报主任埃德温·莱顿海军上校转呈尼米兹将军。罗奇福特编发“每日情报简报”和“形势评估”，一份送交莱顿，一份送呈华盛顿的海军总部。战斗情报局的主要日常工作是破解日本舰队的电台呼叫信号，而且罗奇福特想对所有这些信号都进行监听。

    在过去的18年中，美国海军培养了一支由海军军士长和士兵组成的高水平的无线电报务队伍。他们是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情报战的中坚力量。只要了解下述情况，就可以想象出这种工作的复杂程度：每个有关的海军指挥部都有10-20个网路，各个网路都有自己的呼叫信号群。例如，其中有一个网路就专门负责监听日本海军军令部与联合舰队的联络。山本与其下属的各司令部之间，每个司令部与其下属的部队之间，直至每艘驱逐舰、每个最边远的岸上电台都分别有网路负责。

    对如此众多的呼叫信号进行梳理和判读需要有长期的经验、丰富的知识和灵敏的感觉。罗奇福特的这支队伍完全具备这些素质。到1942年春，他们的技术更加精湛，甚至仅从发报习惯————速度是快、是慢，还是中等；指法是重、是轻，还是不轻不重————就能辨认出是日方哪个报务员在发报。例如，他们可以确认是否“赤城号”的报务员，因为他指法很重，就像坐在电键上蹦跶一样。

    到1942年3月1日，罗奇福特已经掌握了三四百海里范围内大多数日本舰艇的具体位置。他通过“每日情报简报”让莱顿了解最新情况。如果有特别情况，他就亲自与莱顿联系，就像向布洛克海军少将报告一样。莱顿有时在罗奇福特的估计上加码。如果罗奇福特说有4艘日本航母，莱顿就报告说有6艘。这使罗奇福特很生气。

    但是莱顿这样做是从过去的惨痛教训中学来的。他知道作战军官们普遍认为情报人员总是喜欢大惊小怪。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天的中午，一位同桌进餐者的话在莱顿耳边响起：“啊，莱顿来了。又有星期六危机了吧！”因此，罗奇福特估计有4艘日航空母舰在活动，莱顿就说有6艘。如果那些参谋减去情报中大约1/3的水分，就与原来的数字相同了。

    莱顿当然知道太平洋舰队接到罗奇福特提供的情报后会怎样行动，但罗奇福特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想知道这些，免得影响他的看法，妨碍他客观地分析部下从无线电中截获的日军活动的情报。

    战斗情报局正在专攻日本海军使用的JN25密码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数码。第一种有大约45000个五位数，分别代表不同的词或词组；第二种的数目比第一种还要大，是任意编制的，发报者可以随意选用并将其加入电文中，使敌方难以破译；还有一组特别数码用来提示烟幕从何处开始，以便收方译读。当然，他们还不断编制新的密码本供报务员使用。

    因此，在谈起破译日本海军这套密码时，不应该将破译过程想象成如同把一篇俄语文章译成英语那么容易：先把西里尔字母转换成罗马字，然后译成英文就行了。这种破译工作很像最初辨认罗塞达碑文4那样————这里可以比较，那里可以假设，虽有小的突破，但仍留下许多空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机器已被用于密码破译，而且的确从那时起，计算机就使密码进入了像长矛和坦克一样的武器行列。然而当时罗奇福特既没有译码机，也没有日方的密码本。但是，到1942年3-4月间，战斗情报局居然能解读每份密电中大约1/3-1/4的密组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组人员共同努力、坚持不懈的结果，而且每破译一个密组，都使下一组的解读容易一些。他们把这些点滴成果放进所截获的电文中再进行研究，以期得到一种有用的模式。战斗情报局还有一项宝贵财富，那就是罗奇福特的非凡记忆力。他能记得数日乃至数周前耳闻目睹的东西。罗奇福特承认自己“不善于组织。我没有很好地建立资料档案。不过，我把它们统统都记在脑子里了”。

    尼米兹初到珍珠港时，对战斗情报局不很重视，十分怀疑它的存在价值。如果侦听取得的情报真的那么管用，怎么会发生1941年月7日的袭击呢？莱顿后来向他解释说，如果日本人的无线电中涉及珍珠港，那他们肯定使用了美国人尚未破译的密码，而且南云部队始终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尼米兹被说服后，变得“非常合作，非常体谅”。罗奇福特也需要一些合作和体谅，因为华盛顿海军总部的某些机构对他们的工作仍然很不以为然。但是，尼米兹是个“有头脑的领导人、真正凭理智做事的人”，他理解情报人员的心态。他逐渐意识到情报工作的价值，就坚决主张放手让罗奇福特去从事他那十分重要、即便很不合常规的活动。“你应该告诉我们日军打算干什么，”他对罗奇福特说，“我来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相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