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 天宣之耻

虏兵首级，也仅能换得一亩田地。

    不过新驻进来的宣武军将卒士气高昂。

    除此之外，徐怀还下令从京襄各地调来上万头耕牛，四十万石粮以及服被、耕作所需的农具十数万件，基本保证靖胜军将卒十数万家小十二月底陆续迁到潢川、光山、固始、商城四县就立刻得到有效的安置，并着手授田工作。

    长期以来，除了京襄这些年斩获虏兵首级太多，除了选锋军独立成军，天雄军还分设五名统制官，其他诸部禁军，包括宿卫禁军在内，地位及职衔与知州相当的统制将的设立受到严格的限制。

    有关天宣圣帝及宗室子弟从汴梁被掳后的种种惨状，虽说官方一直讳莫如深，但坊间并非没有种种传闻。

    腊月十二日经过廷议紧急磋商，绍隆帝最终下诏罢免汪伯潜枢密使之职，改任提举宫观使（专为罢退大臣所设）。

    民间激愤之余，不仅迅速掀起“渡淮杀虏、以雪国耻”的热议风潮，对天宣年间投降政策的谴责、反思声音也响亮起来。

    朝堂之上也纷纷上书奏请绍隆帝罢黜汪伯潜枢密使之职，革职查办。

    然而在六安、霍邱等地军功授田，一颗首级功就能换屋舍两间、菜田两亩、桑麻田三亩、水田五亩（以三十亩为限）；兵卒服役期间，其户摊丁入亩的田税减半征收，剩余一半则以一部分兵饷进行抵冲。

    这一次重编宣武军、骁胜军，在邓珪、杨祁业之下新提拔数名统制将，也算是一种平衡。

    至此，大越四大主力兵团天雄军、靖胜军、宣武军、骁胜军基本沿淮河汝、蔡、申、寿、濠五州展开，进行渡淮作战前的最后准备。

    邓珪以淮西路制置副使兼知寿州、兵马都监，在原淮东军及淮东水营的基础之上，新编宣武军（三镇）、寿春|水军；以邓珪出任都统制，另任朱润等四大统制将领分领步甲精锐及水军。

    而此时对天宣年间投降政策的反思声音响亮起来，很多人骤然发现此时的枢密使汪伯潜以及之前的御营使杨茂彦等人，竟然都是天宣年间的议和派中坚大臣，甚至汪伯潜其人当年不仅不遗余力主张将河北等割让给赤扈人求和，还为此担任过割地使，曾前往相州等地劝降坚守抵抗的义军，为当地军民所逐驱。

    兵卒满十年退出营伍或致残退役、或战死，授田一次补足到三十亩，期间立功授田已满者，另给相应恤银若干——其个人名下的口粮田作为功勋田，减免所有田税；县乡吏员以及官办诸场遇缺，优先从退伍老卒中补选，军卒子弟从业及科举的限制一律取消，甚至还有优待。

    对新的枢密使人选，有人提议请回胡楷。

    顾藩调归中枢接替高纯年出任御营使兼兵部侍郎；王番以参知政事兼领御营副使，专司诸军眷属北迁授田之事。

    在周鹤、王番等人反复奏请下，绍隆帝勉强同意周鹤、高纯年、汪伯潜、王番等相为首，于朝英殿会集群臣集议渡淮及军功授田等事。

    江南素来物价腾贵，汴梁沦陷，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南涌，使得江东、浙东的田价更是飞涨到一个极其离谱的地方，一亩良田动辄二三十贯甚至三四十亩钱。

    这也是当世武将地位不显延续下来的一个弊端。

    相比较以往，军卒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士气如何不旺盛？

    不过朝堂这些年对坊巷间私议也是严厉封禁，即便无法完全禁绝，但除了传播、影响力有限外，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些传言，也都是将信将疑。

    有人提议韩时良，周鹤等人又以韩时良需统领大军征战沙场反对。

    不提虏兵锐气严重受挫，就算平燕王屠哥真提兵渡淮南下，大越在淮河南岸有靖胜军、骁胜军、宣武军外加天雄军一部、选锋军一部及燕部援骑总计十二万精锐战兵，以及八万诸路勤王兵马相待，他不惮将反攻河淮的会战提前到这个冬季。

    一个是河淮等地的降附汉臣，有一些官员这几年远赴万里的漠北王廷觐见虏帝，得见天宣帝及宗室子弟被送到漠王之后的状况，这些事在他们的任地传开后，也渐渐传到江淮地区来。

    也有人据此痛斥汪伯潜之前附从荆南制置安抚使“不战屈敌”之议，本质就想着要再次向赤扈人屈膝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