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著小孩

    卡曼特是一个基库尤小男孩，父母是农场上的非法棚户。农场上非法棚户的孩子们总是到我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因为他们总觉得这里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他们也和父母们一起为我干活。我对他们很熟悉。在我遇到卡曼特之前，他一定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但我总觉得他一定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一只生了病的小动物。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正骑着马要穿过农场上的草原。他当时正在放羊，看起来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头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胳膊肘和膝盖突出得很明显，像是棍子上的疙瘩。双腿长满脓疮，从大腿到脚跟，全部都是。在广袤的草原上，他显得特别特别微小。但在如此微小的一个点上，竟然集中了如此多的苦难，这实在让人感觉很震撼。我停下来和他说话，他没有理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似的。他那张扁平的、棱角分明的脸上布满了痛苦，却又显露出极大的耐性。脸上那双眼睛黯淡无光，像是死人的眼睛，看起来他好像活不了几个星期了。你甚至会依稀看见几只秃鹰在他头顶盘旋，天空昏暗，似乎要燃烧起来。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哪里有死人，哪里就会看到秃鹰。我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我的房子里来，看能不能帮他治好腿上的脓疮。

    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是农场上土著人的医生。就像所有优秀的冒牌医生一样，我也有许多病人，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两名到十二名病人来我这儿治病。

    基库尤人能够坦然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习惯了意外。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白人们完全不同。大多数白人在生活中都是努力不让意外发生，也很习惯与命运做抗争。但黑人们与命运永远都是友好相处，他们一生都被命运女神死死地控制着。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黑人，命运女神就是他们的家，就是小屋里那熟悉的黑暗，是深深地埋在地下的庄稼根上的霉菌。他们能够从容面对任何命运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他们最期待在主人、医生或上帝的身上看到的品质是想象力。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期待带来的力量，所有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把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看作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没人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些什么，也没人知道会在哪里见到他。每当非洲人提到上帝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在讲《一千零一夜》或是《圣经·约伯书》的最后几章。上帝震撼他们的，也同样是想象力带来的无穷力量。

    因为土著人的这种特质，作为医生的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或者说名声很不错。第一次来非洲时，和我同船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那是他第二十三次到非洲尝试治疗昏睡症。他带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上船。他告诉我，非洲土著根本不怕疼，也不害怕大型手术，但他们特别讨厌程式化的、重复性的或是步骤性极强的治疗，这才是给土著居民看病时最难克服的困难。这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很不理解这一点。和土著人熟悉之后，我最喜欢的恰恰就是他们的这种特征。他们对险境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对造物主命运安排的真实回应，是天堂在大地上的回音。有时候我会想，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们的迂腐，是我们的书呆子气。在这些人手里，他们会死得很痛苦。

    我的房子外面有一块铺平了的空地，病人们一般会蹲在上面等待。瘦骨嶙峋的老头们流着眼泪咳嗽着，眼睛骨碌碌地四下里看；打过一场架的瘦高年轻人平静了下来，眼睛黑漆漆的，嘴巴青肿淤紫；母亲们抱着发烧的孩子，这些孩子像是干枯的小花儿，挂在母亲的脖子上。我经常要治疗一些烧伤病人。基库尤人喜欢在小屋里的火堆边睡觉，正在燃烧的木堆或木炭有时会坍塌，然后滑到他们身上。储存的药物用完之后，我发现蜂蜜是一种很好的治疗烧伤的药膏。那块空地上很热闹，气氛极其火爆，就像欧洲的娱乐场合。他们叽叽喳喳地小声聊着天，一旦我走出来，这股欢快的小溪流就立刻断了水，空地上也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孕育着所有的可能。接下来，“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刻就要来了。他们每次都由我确定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其实我根本不懂医术，只是从一般急救护理课堂上学到一点点医学知识。幸运的是，我竟然治好了几位病人。从那之后，我的医生名声便传播开来，即使之后有好几次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声誉也丝毫未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那时我每次都能把病人治好，谁知道找我看病的土著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当然，我会获得专业名医的声望————这完全就是一位来自沃拉亚的医术高超的医生，但他们还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他们所知的上帝，存在于大旱的年月中，存在于夜晚大草原上的狮群中，存在于孩子单独在家时徘徊在附近的豹子身上，以及不知道从哪儿蜂拥而至，但一旦飞过，连一片草叶都不留下的蝗虫群中。另外，飞过玉米田，却没有做任何停留的蝗群————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带给他们无比的喜悦，春天很早就降临的雨水，田野和草原上开放的花朵，长得绿油油的庄稼，都让他们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当他们考虑到生活中这些重大事件时，我这个来自沃拉亚的神医恐怕也就成了一个外来者。

    第二天早上，我吃惊地发现，卡曼特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房子外面还有三四个病人，但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而是身子挺得笔直站在一边，脸上是一副马上就要死掉的表情。他对生命毕竟还是留恋的，决心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

    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变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病人。我让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来不会出错；我让他每隔三四天必须来一次，他也会准时过来。一般的土著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治疗脓疮的过程极其痛苦，但他每次都很坦然很淡定地忍受下来，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病人。鉴于此，我本应该把他树立成一个榜样，供其他病人效仿，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同时也让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我真的很少会遇到这样野性十足、完全与世隔绝的人类。他坚定而决绝地放弃和周围世界的接触，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完全隔绝开来。他从来不会主动和我说一个字，也从来没有直视过我，只有在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开口回答。在伤口被清洗和包扎的时候，其他孩子会哇哇大哭。对于这些孩子，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或怜悯，而是低声笑着，笑声里带着轻蔑，带着一种“我太了解这种疼痛”的意思。他一眼都没看过这些孩子。他没有欲望与周围世界以任何方式进行交流，因为他所体验过的交流方式都太过残忍。他像古代的勇士一样，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直面痛苦。不论事情变得多糟糕，他都丝毫不会有所触动。他的工作和生活哲学教会了他时时刻刻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这样的行为通常都是颇宏大和庄重的，会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对自己信念的宣言，例如：“痛苦是我的名分，狠毒是你们的本性；现在来折磨我吧，我毫不在乎。”再例如：“好吧，尽你狠心做，你原是无所不能。”卡曼特是如此瘦小的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在他身上出现，总是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真不知道上帝在面对这个小孩子的这种生活态度时会作何感想。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主动看着我，和我说话时的情景。当时，我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方案，正在尝试从书中找到的一种新方法————把一种膏药热敷在脓疮上。所以，我和他已经相当熟悉了。我有点心急，想赶紧做完，就把药膏做得太热了。当我把药膏敷上轻拍的时候，卡曼特说话了：“姆萨布……”然后深深地瞥了我一眼。非洲土著们把白人妇女称作“姆萨布”。这本是一个印第安词汇，他们把发音稍微改变，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汇，听起来感觉就很不一样。卡曼特的这声喊，是在求助，同时也是在提醒我，像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在提醒你放弃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个词，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然后就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因为把药膏弄得太烫，我对他感到很抱歉，但心里还是愉快的。因为他的这一瞥，预示着我和这个小野孩开始互相理解了。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难者，除了苦难，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但在我身上，他已经不再期待苦难了。

    我尽心尽力地为他治疗，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坚持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但这种病我确实治不了。有时这儿的脓疮好了，别的地方又长出新的。最后，我决定把他带到苏格兰布道会里接受治疗。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希望。卡曼特虽然感到很震惊，但他一点儿都不想去。不过，因为他的放牧生活和生存哲学，他对很多事情都不会太反抗。于是，我就开着车把他送到了布道会，带着他走进了长长的医院。对他而言，周围的环境是陌生的，而且充满了神秘，他浑身都在颤抖。

    苏格兰布道会的教堂位于农场西北十二英里处，海拔比农场高五百英尺，算得上是我们的邻居。农场东部十英里处是法国的天主教布道会，海拔比农场低五百英尺，而且地势比较平整。我本人不怎么支持这两个布道会，只是跟他们的私人关系比较好。这两个布道会之间有着很深的敌意，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法国的神父们和我是好朋友。为了能说说法语，也为了能享受一次愉快的骑行，我和法拉常常会在周末的早晨骑马去他们那儿做弥撒。路上，我们要穿过一个金合欢种植园，而且要走很久。这个园子是属于林业局的，已经建好很多年了。走在园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而浑厚的松香味，甜蜜得直想让人欢呼。

    不管去哪儿，罗马天主教堂都会把它那种独特的感觉带到那儿，这一点颇令人叹服。这里的神父们在当地土著人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和建造了这座教堂，他们是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的。这是一座精致的灰色大教堂，顶部是一座钟楼，坐落在一座宽大的庭院里，脚下是一座平台和台阶。而庭院，则坐落在教会的咖啡园正中央。这是殖民地最古老的咖啡园，管理得相当不错。院落的两侧是带有拱廊的餐厅和女修道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河边坐落着教会学校和磨坊。河上有一座拱桥，骑马穿过这座桥，沿着一条马路一路向上，就到了教堂。拱桥用灰色石头堆砌而成。如果你在桥上下马观看周围，你会发现，整座桥干净整洁，周围的景色迷人至极。你会感觉自己正身处瑞士的南部或意大利的北部，而不是非洲。

    神父们都很友好。弥撒结束后，他们会站在教堂门口等我，邀请我去喝杯红酒。我们穿过庭院，走进宽敞凉爽的餐厅。对于这片殖民地上发生的事情，这些神父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发生在犄角旮旯的事情，他们都很清楚。所以听他们讲话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很擅长用甜蜜、亲切的交谈套取你所有的信息。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精力旺盛、整日粘着花朵采蜜的小蜜蜂，而且还是全身褐色、毛茸茸的蜜蜂，因为他们都长着又长又密的胡须。虽然他们对殖民地的生活如此感兴趣，但却仍然过着一种法国人的流亡生活，对某种高级的神秘力量一直耐心、愉快地保持着敬重。一旦接到“任务解除”的命令，他们会立刻把所有事情留给当地人，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巴黎。所以，你会感觉，如果不是这股不知名的神秘力量，他们应该就不会来到这儿。如果是这样，那座用灰色石头砌成的、带有钟楼的教堂，以及餐厅里的那些拱廊，还有学校、整洁有序的种植园以及传教基地，也就都不复存在了。

    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去餐厅，法拉总会把我们的两匹小马牵在手里。在回农场的路上，他一定能感觉到我愉悦的心情。他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从来不喝酒，所以他觉得我喝的酒和我做的弥撒一样，在我的宗教仪式中占有一样的地位。

    这些法国神父们有时会骑上摩托车到我的农场吃午饭。在农场上，他们给我讲拉封丹寓言故事，还给我提出了很多关于咖啡种植的好建议。但我对苏格兰布道会就不太熟悉了。那儿的地势极高，站在教区内向四周的基库尤村落观望时，视野极其不错，但整个教区基地却总是给我一种“失明”的感觉，就好像除了它自己，就再也看不见别的了。他们竭尽全力说服土著人穿上欧洲人的服装，我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但他们的医院是很不错的。当时，院长是亚瑟医生，他乐善好施，聪敏过人。我的咖啡园里很多人都得到了他们的救治。

    卡曼特在苏格兰布道会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骑着马去基库尤车站，路上经过教会医院。去车站的路离医院的空地很近，与其平行着向前延伸。我看到卡曼特在空地上站着，与正在锻炼恢复的病人们保持着距离。他的腿好多了，可以跑了。看到我，他奔向空地的篱笆旁，跟着我一直跑到了篱笆尽头。他沿着篱笆向前跑着，像是我骑着马吸引过来的一头小马驹，在一个小型牧场里奔跑。他向前跑着，眼睛一直盯着我的小矮马，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跑到空地的尽头，他不得不停了下来。走过空地之后，我回头看他。他笔直地站在那儿，头抬得高高的注视着我，很像一匹小马驹盯着远去的骑马人。我抬起手臂向他挥手，第一次他没有任何反应，我挥了好多次之后，他的手臂才突然像泵杆一样直直地指向空中，而且也只指了一次。

    复活节上午，卡曼特回到了农场。他带给我一封信，是医生写的。信里说，卡曼特的腿已经痊愈，以后再也不会复发了。我看信的时候，卡曼特盯着我的脸，没有想和我讨论的意思，他肯定早就知道里面写什么了。他应该在想更重要的事情。卡曼特平时总是很镇定，或是表现出一种内敛的庄重，但这次却明显看得出他在强忍欢喜，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

    土著人非常喜欢戏剧性的效果，卡曼特也是如此。为了让我感到惊喜，他用旧绷带把自己从脚后跟到膝盖裹个严严实实。很明显，他觉得这个时刻很重要，倒不是因为他运气好康复了，而是因为他慷慨地想把这份快乐传达给我。他可能还记得，我因为治不好他的腿而整日心烦意乱。而且也很清楚，医院的治疗结果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他慢慢地，慢慢地把绷带从膝盖开始拆掉，然后露出来光滑的双腿，他的腿上竟然只留下了一些依稀可见的灰色伤疤。

    看到这样的效果，我大吃一惊，感到特别开心。平静庄重地享受了我的反应后，卡曼特又让我震惊了一次。他居然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跟你一样了。”他告诉我，然后又要求我一定要给他一卢比，因为耶稣在这一天复活了。

    之后，他就回家看妈妈去了。他妈妈是一名寡妇，住在离农场很远的地方。后来，这位女士在聊天时告诉我，卡曼特这天的行为很不同寻常，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告诉了她很多在医院里见到的奇人奇事。去过他妈妈的小屋之后，他很快就回到了农庄，他觉得自己现在理所当然是属于农场的。之后，他就一直在农场上为我工作，直到最后我离开非洲。这期间，一共有十二年时间。

    我第一次见到卡曼特的时候，他看起来只有六岁。他有一个兄弟，看起来有八岁。但兄弟俩都告诉我，卡曼特是哥哥。我想，卡曼特应该是因为长期的腿疾而发育迟缓。所以他那时应该已经九岁了。后来他长大了，但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矮小，或者说某些方面发育畸形，但至于什么地方畸形，还真说不出来。日复一日，他有棱有角的脸庞慢慢变得圆润，走起路来也相当轻快。我以造物主的眼光审视他，倒并不觉得他难看，只是他的双腿太细了，永远都像是两根棍子，所以整个人看起来也就有点古怪，有点像小丑，又有点像魔鬼。如果稍微改动一下，我想他就可以坐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俯视民众了。他的身上带着一种鲜明的活力和生机，如果是在一幅画中，他一定是需要浓笔重墨的那一笔。有了他，我在农场上的大家庭显得独特而别致。他的头脑总是不太正常，或者至少是形容白人时所说的“特别古怪”。他是一个喜欢思考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常年的苦难生活，他习惯了遇事就思考，然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得出自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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