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

    对于种植咖啡而言，农场的海拔有点高。在寒冷的季节里，农场上海拔较低的地方都会下霜。到了清晨，咖啡的枝叶上会挂满霜，刚刚挂上的果子会变成棕色，然后枯掉。另外，大草原上也会不断有大风吹来。因此，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季节，农场上每英亩地的咖啡产量也比不上那些海拔低的地区，比如海拔在四千英尺的锡卡和基安布。

    另外，恩贡山地区也缺少雨水。有一年，我们经历了三次大旱，每次咖啡的产量都奇低。有一年，雨水下到五十英寸，咖啡产量为八十吨；有一年，雨水下到五十五英寸，产量接近了九十吨；还有两年，雨水特别少，只有二十五英寸和二十英寸，咖啡的产量就降到了十六吨和十五吨。在这两年里，农场的损失颇为惨重。

    更糟糕的是，咖啡的价格也一直在下跌。以前一吨能卖到一百英镑，后来就只能卖到六十或七十英镑。农场上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没有钱还债，没有钱继续维持种植园。当时，我家乡也有经营农场的亲友，他们写信劝我把这里的农场卖掉。

    为了拯救农场，我想了很多办法。有一年，我尝试在闲置的土地上种亚麻。种植亚麻这件事本身很让人开心，但是需要相当多的经验和好的技术。一位比利时人想要给我提一些建议，他问我要种多少亚麻，我说三百英亩，他立刻就喊起来：“那个呀，夫人，那绝对不可能！”然后说，如果种上五英亩到十英亩还有可能成功，如果要多种，那肯定不可行。但十英亩的亚麻根本救不了农场，所以最后我种了一百五十五英亩。亚麻开花之后，地里铺满了天蓝色的亚麻花儿，漂亮得不可思议，就像是一片天空飘落在了大地上。亚麻的纤维是世界上最让人感到开心的东西，它们韧性十足，非常光滑，摸起来有点黏兮兮的。把它们卖了之后，你的思绪就会跟着它们，想象着它们被做成床单，被做成睡袍。但是，基库尤人无法很快学会很熟练地抽麻、沤麻和打麻，而且还需要有人监督他们。因此，到了最后，种植亚麻的事业失败了。

    在那些年里，当地很多农场主都像我一样，在尝试各种种植业，最后只有少部分人成功。在恩乔罗的英格里德·林斯特龙就做到了。我离开肯尼亚之后，她继续在那里像奴隶一样工作了十二年。她种花，养猪，养火鸡，种能够榨出蓖麻油的灌木，还种大豆。但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项一项地失败，一次次地嚎啕大哭。最终，她开始种植除虫菊，拯救了农场，拯救了她自己和她的家庭。这些除虫菊被运到法国之后，会被制成香水。但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农场上所做的尝试最后都失败了。干旱季节开始了，大风从亚提大草原上吹来，咖啡树枯萎了，叶子变成了黄色。有一部分咖啡还得了很严重的虫病，长了牧草虫和椿象虫。

    后来，我们尝试在咖啡田里施肥，好帮助它们快快生长。在经营农场的时候，我的思维还是欧洲式的，如果不在田里施肥，我就受不了。非法棚民们听说我这个计划之后，把自家的牛棚和羊棚里积存了几十年的牛粪和羊粪掏出来帮我。这些粪土像是很容易碎的泥煤，很容易处理。我们从内罗毕买来了犁，在一行行咖啡树中间犁出一道道沟，这种犁很小，只能套下一头牛，而且牛车无法进到咖啡田里。农场上的女人们就把这些粪装进麻袋，把它们背到田里，再撒到犁好的沟里，一棵咖啡树旁边撒上一麻袋。然后，我们再用牛和犁把这些肥料埋起来。看到他们这样工作，我心里很开心，期待着有更好的收成。但一直到最后，谁都没有看出来这些肥料所带来的效果。

    我们真正的困境其实是资金。在我接管农场之前，我的钱已经花光了。所以，我们无法完成任何比较有效的改进，只能凑合着经营下去。经营农场的最后几年，我们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我一直在想，如果有资金，我会放弃种咖啡，把它们全部砍掉，然后在所有的土地上种上树。雨季来临，你从园艺圃里搬出一箱一箱树苗，每箱里有十二棵小树苗，然后把它们栽在土里。非洲的树长得很快，不到十年，你就能在一片高大的蓝桉和金合欢树下惬意地散步了。我心里总在想，这座农场本来是可以成为内罗毕的一个不错的木材和柴禾市场的。种树是一项很高尚的事业。许多年之后，每当你想起它们，心里都会感到很满足。以前，农场上有大片的野生森林，但在我接管农场之前，都已经被砍倒，卖给了印度人。想起来真是伤心。就连我自己，在岁月艰难的时候，也不得不把农场工厂附近的树木砍掉，给工厂的机器做燃料。这片森林、那些高大树木的树干，以及绿色的枝叶洒下的树荫，一直萦绕在我心间，让我不能释怀。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砍树。因此，在我的负担没有那么重的时候，我偶尔会在某片地上种上桉树，但长成的不多。如果在五十年前我就用这种方式种树的话，现在就会有上百英亩的土地长满了树木，这片农场就会变成一片会歌唱的树林。然后，我们再科学地对它们进行管理，再在河边建一座木材加工厂。非法棚民们的时间观念与白人大不相同，我刚刚准备种点树木，他们就充满希望地憧憬着过去的那种人人都有柴禾烧的日子快点到来。

    我也计划过在农场上养牛，经营牛奶场。但我们这里位于疫区，一直有“东海岸热病”蔓延。如果要养优质牛，就要对牛进行浸水消毒。这样的话，就很难与内陆那些非疫区的农场主竞争。不过还好，农场离内罗毕不远，每天早上我可以开车把奶牛送过去。我们曾经养过一群优质奶牛，还在农场上建造了一座很不错的消毒池。但到最后，我们还是把这些牛卖了，消毒池里也长满了草，看起来像是一座底朝天的、废弃了的空中楼阁。后来，在晚上挤奶的时候，每当我走到莫吉或卡尼努的牛棚附近，闻到牛奶的香气，心里就会涌上一阵渴望，渴望拥有自己的牛棚和奶场。在草原上骑马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全是那些带斑点的奶牛，这些奶牛就像一朵朵花儿一样，星星点点地在我的心里绽放。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计划慢慢地在我心里模糊了，最后几乎难以辨认出来。其实，如果农场上的咖啡收成很好，能够维持农场的运转，我也不会在乎这些计划。

    经营一座农场是很沉重的负担。农场上的土著，包括那些白人，把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留给了我，有时我甚至觉得咖啡树和牛也是如此。不管是会说话的人，还是不会说话的动植物，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要把来晚的雨和寒冷的夜都归咎在我身上。到了晚上，好像坐下来安静地看会儿书都是不应该的，我总是会被失去农场的恐惧推出屋外。法拉了解我的痛苦，他也不同意我在晚上出去。他说，太阳下山后，他曾看到豹子在屋子外面转悠。我出门之后，他总是穿着白袍，站在走廊上等我回来，他的白色身影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但我太难过了，脑子里根本不会去想什么豹子。我也很清楚，在晚上到农场的路上去转悠根本于事无补，但我还是会去，就像一个被命令要去走路的幽灵一样，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还有两年就要离开非洲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欧洲。采摘咖啡的季节到了，我从欧洲返回。都快到蒙巴萨岛了，我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咖啡收成的消息。我在船上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当我感觉很好，生活看起来对我还算友好的时候，我想这次可能会有七十五吨的收成；当我感觉不好，或感觉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想，不管怎样，这次收成肯定只有六十吨。

    法拉来蒙巴萨岛接我，我都不敢直接问他咖啡的事情，一直和他谈论农场上的其他事情。到了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他今年咖啡的收成有多少。索马里人在向别人宣告灾难事件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但法拉没有愉快的表情，他站在门口，要比平常严肃得多。最后，他微微闭上眼睛，朝后仰起了头，仿佛咽下了满腹的悲伤似的说：“四十吨，夫人。”听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我知道农场不能再继续经营下去了。世界上所有的颜色和生命立刻就从我的周围消失，这座蒙巴萨旅馆里的房间也变得阴冷压抑。水泥地面、老式的铁床架和破旧的蚊帐，此刻好像都代表着重大的意义，似乎代表了周围的整个世界，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人世间多余的装饰物。我不再说话，法拉也沉默下来，然后就离开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对我友好的“物件”了。

    但人的大脑是有自我修复的功能的。到了半夜的时候，我想起了老克努森。四十吨也是收成啊，重要的是不要有悲观的情绪，这种悲观是很致命的。而且，我马上就要回到家了，我很快就能坐在马背上骑马了。我的仆人们都在农场上，朋友们也会来看望我。十小时后，我就能在火车上看到西南方向恩贡山在蓝天下的青色剪影了。

    但就在同一年，蝗群来了。人们说它们是从阿比西尼亚来的。那里遭受了两年的旱灾，所以它们就向南迁徙，沿途吃光了所有的植物。

    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关于它们的奇谈怪论就已经流传开了。人们说，它们飞过哪里，就会留下一片荒芜之地。它们飞过的北方的玉米地、小麦地和水果农场都已经变成了一片荒漠。那里的人派人给南方的邻居捎信，说蝗虫马上就要来了。但即使提前知道了消息，人们也是一点儿预防的办法都没有。所有的农场主都在农场上堆起了高高的柴禾堆和玉米秆，准备在蝗虫来的时候烧死它们，还给农场上的工人发了很多空罐子，让他们到时候使劲敲打这些罐子，大声喊叫，把蝗虫们吓跑，不让它们降落。但这样做也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蝗灾，不管他们怎么吓这些虫子，它们都不可能在空中不降落。农场主只能期待把它们赶到另外一个农场上。但是，把它们吓跑的农场数量越多，它们在找到落脚点后会变得越饥饿，越疯狂。

    农场的南边是马赛保留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心里一直期待着，这些长着翅膀的虫子能一直飞过河，飞到马赛保留区去。

    在农场附近居住的移民者邻居已经派了三四个人来给我送信，告诉我蝗虫要来了。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不禁开始怀疑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为了农场上工人和非法棚民生活方便，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莱在农场附近的公路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名字叫阿布杜卡。一天下午，我骑马去阿布杜卡买东西。一个印度人在店外面的骡子车里坐着，朝我招手示意，因为他无法把骡子车赶到草原上。

    我向他走过去，走到他面前后，他站起身对我说：“夫人，蝗虫马上要来了，赶紧回家吧。”

    “这话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我说，“但是我连一只蝗虫还没看到，可能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吧。”

    “夫人，请您转身看。”印度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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