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的年龄

    ————《红楼梦》中的假事真情

    一、先提结论

    《红楼梦》人物的年龄，特别是宝玉，前后错乱，忽大忽小，是这部流传了两百年的文学名著的一大缺点，而在研究《红楼梦》的人看，这一大缺点乃是最感困扰同时也最感兴味的问题。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一文发表以后，“《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说法，铁案如山，再不可移。因此，要解决宝玉的年龄问题，必先从确定曹雪芹的年龄，也就是他的生卒年份入手，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

    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除夕，生在何年，则难断定，但大致不外乎以下三说：

    ◆胡适之先生假定他四十五岁，应生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周汝昌确定他生在雍正二年（1724）初夏，实际年龄三十九岁半。

    ◆林语堂先生支持大某山民的推算，认为宝玉当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实际年龄四十六岁。

    以上三说有一个共同的根据，即是敦诚挽曹雪芹的那句诗：“四十年华付杳冥”。不过胡先生是往“大”处看，林先生亦是如此，而周汝昌则看死了“四十”两字，在年龄上遂有五六岁之差。

    这五六岁之差，何以会引起大问题呢？我认为影响及于宝玉的年龄的混乱，犹在其次；最主要的，还在这最初的五六年之中，曹家有一大变故：雍正五年抄家，曹家翌年返居京师。如照周汝昌之说，则抄家之时，曹雪芹不过三四岁，对于曹家在金陵如何富贵，并无所知；照胡、林两先生的假定，曹雪芹那时十岁左右，早熟的孩子，已很懂事，才谈得到“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这一点，在史学上关乎本事的考证；在文学上，属于生活的体验，关系太重要了。

    我一直倾向于胡先生的看法，不过我在正式研究此一问题之前，并无成见，一切要看证据说话。现在我先把我的研究结果写在下面：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中旬，实际年龄四十七岁半。他是曹颙的遗腹子，行二，但却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子。

    要让读者接受我的研究结果，得由浅入深分三段来证明：

    ◆证明周汝昌“四十”之说，何以不可信？

    ◆证明曹雪芹在抄家之前，已“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

    ◆证明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

    二、曹氏世系

    先从周汝昌的考据谈起。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据他自己说：“大部还是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作学生时课余所草。”以后此书大概被用来作为“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之一，所以加上些“妄人”之类不负责任的骂人的话，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言不由衷的悲哀。

    此书在“红学”的范畴中，够得上称为一部巨著。在考据方面，大致如林语堂先生所评：“整理之勤，用心之细，自有他的地位。周书确有很多宝贵材料，有新收获。”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考出曹子猷是曹寅的孪生弟弟（也可能晚一年生，总之年龄极近，极为友爱），同时推论他单名一个“宣”字，而曹宜则是曹寅另一幼弟。此一发现，极为重要，使得曹雪芹的身世更为明白。不过就在这条考据中，也还有商榷的余地，现在综合他的考据和我的意见，将曹玺一支的世系，列简表如下：

    但是，非常遗憾的，周汝昌对于材料的整理，虽用的是科学方法，而对于材料的运用却主观得厉害。换句话说，经过客观整理的材料，只在能支持其主观的认定时，方被选用，否则就抹杀不论。

    他的“主观的认定”是什么？第一，对人有成见，如力攻高鹗；第二，太执着，把《红楼梦》看成一字不可易的曹氏家乘，甚至据红楼人物以订曹氏世系，此是反客为主、本末倒置的做法，既欠妥当，亦无必要。

    即因如此，细细看去，就可发现许多矛盾。我的第一段证明，主要的方法，即在找出他的矛盾来否定他的自信过甚的“四十”之说。

    三、“四十年华”与“四十萧然”

    周汝昌的“四十”之说，有三个消极的理由、一个积极的理由。

    先说消极的理由：第一，假如雪芹真个活了四十五岁，敦诚为什么不写成“四五年华付杳冥”，而非作四十不可呢？事实上，不但是“四五”，除去“四三”平仄不调外，从“四一”到“四九”，敦诚都可以写，而他单单要写四十，足见不是无故。这是不能推诿为“举成数而言之”的。

    此说主要的用意，用攻胡先生“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的说法。其词甚辩，似难驳倒。但试问：敦诚是不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四十便说四十，四五便说四五？不是。只看他《寄怀曹雪芹》诗自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就可证明，敦诚不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但是，我又认为敦诚不可能不知道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因为当乾隆十三四年时，他在八旗宗学所见到的曹雪芹是：“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种不修边幅、佯狂自喜的名士派，所予人的印象，起码是在三十岁以上（请参阅后文谈“虎门”一节），那么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做挽诗时，相隔十五年，很容易算出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而所以仍写“四十”，我以为可能是故意犯此“错误”，用意在强调曹雪芹的境遇之可悲。

    关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大家都知道“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首，实际上初稿是两首，见敦诚所著《鹪鹩庵杂诗》，我托人转抄了来，并录如下：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原注：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见《鹪鹩庵杂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见《四松堂集》）

    由上引可以看出，初稿虽有两首，但不及后一首具体而沉痛，而敦诚由两首删定为一首，显然亦因原作还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悲悼之故。最可注意的是原作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是说四十岁还穷愁潦倒，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四十岁是事业大定之年，如果四十岁还不得志，那几乎就此生无望了，所以“四十萧然”之句，不必看死了就是当年的情况。至于改作既然要强调其境遇之惨，那么四十“举成数而言”，亦就不必改动了。

    周汝昌把这条证据看得很重要，我却认为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找得出更好的理由和证据，此诗“四十”一句，可以存而不论。

    第二，假如雪芹真的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则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职籍家北返时，他已十一岁，不用说聪慧早熟的雪芹，一个笨孩子也该把南京和沿路情形记个清清楚楚。但雪芹书中于此两者，连正面一笔都没有，足证他并不记得。又如第五回宝玉向警幻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脂砚的批说：“‘常听’二字，神理极妙！”可见雪芹对于南京，影响皆无，南京是个什么样子，他只能从旁人嘴中“听说”的。

    三条消极的理由，此条力量最薄弱。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写出来又是一回事，何得混为一谈？如照周汝昌的逻辑，凡曹雪芹所写的，都是他所亲历的，那么曹雪芹北返以后，从未到过苏州，何以又“正面”写“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云云这一段文字？又，“常听人说”如何如何，是极普通的话，何得谓之“神理极妙”，照我看，脂砚特拈“常听”两字，正是提醒读者，此中大有文章。真真假假，分析曹雪芹的创作心理，真有“不得不言，而又不得明言；不可不假，而又不可全假”的苦衷（以后我将作一专题讨论）。独怪周汝昌如此相信《红楼梦》是句句真言，偏偏不相信开头“故将真事隐去”这一句，是何道理？

    他的第三个消极理由，说起来比较复杂，也最有意思，那即是由父亲的年龄来推断儿子的年龄。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时，他的独子曹颙才十八岁，继任织造，到五十四年病死京城，曹奉旨入嗣为曹寅之子，其时最大也不过二十岁。他这两点考据，并无疑问，下面是他的推论：

    ……曹……至康熙五十七年才当二十三岁，假定始生雪芹，一岁，到雪芹十三岁时，曹该年才三十五岁，然而《红楼梦》叙宝玉至十三岁时，“贾政……忽又想起贾珠来……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第二十三回），已然不是四十岁上人的光景……再次，宝玉之上，有元春，有贾珠，贾珠娶妻生子，贾兰才小宝玉两三岁，则雪芹断非头二胎，第十八回亦言“贾妃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合起来看，谓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绝难相合。即令生于雍正二年，到十三岁曹亦不过四十一岁，仍旧只嫌其早，而不嫌其晚。（按：此言贾政四十一岁不大像“胡须将已苍白”的样子也。）

    读者请注意，周汝昌是绝对相信曹雪芹笔下所记，一无虚假，元春、贾珠亦确有其人，那么请问，曹是哪一年生曹雪芹的长兄（贾珠）的呢？

    照周汝昌在《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所记：当雍正八年时，雪芹七岁，曹三十三岁，侄（贾兰）五岁。假定其长兄（贾珠）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则该年如在世应为二十一岁，虚岁上推二十年，康熙四十九年生，一岁。而其时曹只十五岁，就算曹家有早婚的传统，而且结婚第二年即生子，曹也非得十四岁结婚不可，这已然大不近情理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大儿子小爸爸”，年纪将“犯冲突”，而况该年（康熙四十八年），曹颙刚刚上京当差，还未结婚，曹年岁不足而又婚在兄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

    我举出他的这个矛盾，不足以直接证明曹雪芹非生于雍正二年，但可间接证明周汝昌的论断不够科学，他从贾政的“胡须”，去找年龄的答案，不能令人心服。

    四、子虚乌有的“元妃”

    周汝昌的所谓一个“积极的理由”，即上文所提到的《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他说：

    我的办法是把《红楼梦》全部读过，凡遇年日季节的话，和人物岁数的话，都摘录下来，编为年表，然后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数和小说配合起来，看一下符合到什么地步。

    我配合的结果，两者符合的程度竟是惊人的，而且还有出乎意料的证据。符合的是：从雪芹出生配合宝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岁，书中宝玉也正好十三岁。书中这一年，就是从第十八回起叙至第五十三回止的一年————最详细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也刚刚就正是真史上最重要，关系曹家最巨的乾隆改元……

    在《年表》之后，他说：

    ……这样一部大书，百十万言，人物事情，繁杂万状，而所写岁时节序，年龄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实在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奇！偶尔也有两三处欠合的，皆非重要，从整个著作看，实在提不到话下。……

    这样真年数与小说年表的配合结果如此恰当，实出我初意料想之外。假如依胡适的四十五岁的说法，配上去，倒无不可，只是最重要的“第十三年”便要落到雍正八、九年上，那时曹家北归不久，倒霉得正不可开交，怎么写成全书中最高兴的一年呢？

    综合我的证据，我坚持我的意见：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甲辰）的初夏，……而他的小说，不独人物情节是“追踪蹑迹”，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

    从这段话看，其踌躇满志的神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考证《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年龄，最重要的是他十三岁的那一年。这一年中的大事是“元妃省亲”，如果元妃有其人，则大观园的地点有着落，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在何处有着落，从而年龄问题也有着落，所以“元妃省亲”四字，尤为关键所在，首先有加以一考的必要。

    然而，我踌躇久之，竟不知从何考起？因为曹雪芹对虚构的“元妃”，还说得“像煞有介事”；而周汝昌一口咬定必有其人的“元妃”，竟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引《清会典》所载皇贵妃仪仗，与《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归省所叙卤簿相比，下断语说：

    所叙竟全合。……皆非虚揣妄测可比。可见雪芹必曾身经目见。

    又说：

    雪芹写元春归省，礼仪卤簿，偌大场面，井然不紊，若未身经，单凭虚构，未必写得如此生动得当。《红楼梦》书中的官阶，都有夸大，则“皇贵妃”一名，应亦减等视之。

    又说：

    元春未必即是妃，可能是嫔以下的等级，因此史册上不载。

    那么贾元春到底是次于后的“皇贵妃”，还是下皇贵妃三等的“嫔以下的等级”？是嫔，则曹雪芹不当看到“皇贵妃”的卤簿，是“皇贵妃”则何以又说“可能是嫔以下的等级”？

    其次是所谓“东宫”，《年表》中叙说：

    一日，贾政生辰，忽有元妃晋封讯。按赖大云：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是指乾隆尚为太子时事明甚。

    按：清朝自康熙以后，即废立储之制，皇子成年后，在宫外分府另居，即位后移居宫内，此亲王府通称“潜邸”，自是取龙潜于渊之义，何来“东宫”与“太子”之说？同时，亲王郡王的妻妾称“福晋”“侧福晋”，更无所谓“晋封”之事。凡此都是曹雪芹故留破绽自明其假托的笔法，而周汝昌竟信以为真，岂不可怪？

    最荒唐的还是他强作解人，引乾隆即位后，准亲王贝勒于岁时令节各迎太妃于邸第的上谕，谓：

    乾隆于雍正十三年秋即位，十二月已有此旨，则前此起意与转年建元，准嫔妃才人回家，正合符契。

    此附会其词的论据，就算能够成立，但起造“省亲别墅”，照他的算法在雍正十二年，那么，难道“宝亲王”（乾隆为皇子时的封号）预知明年将登大位，便可有权“准妃嫔才人回家”，所以早早告知贾政起造“省亲别墅”，以便“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

    总之，周汝昌所举元妃省亲必有其事的证据和理由，支离破碎，合在一起来看，简直不成话说。至就曹家的实际情况而论，我们亦找不出任何迹象，说他家有个女儿，曾被选入宫，即令真有其人，也决非贵妃，然则省亲之事，岂非子虚乌有？

    周汝昌所制的《年表》，毛病还多，绝难取信于人，如林语堂先生就是。不过攻一说易，立一说难，而且后说能立，则前说不攻自破，因此，我应该进行第二段的证明，证明曹雪芹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幼年所经历的“极繁华绮丽的生活”是在金陵，而非北京。

    五、雍正五年以后

    第一个理由：每一个了解曹雪芹的身世的人，都应该想到，曹抄家以后，回到北京，由他的后任隋赫德，“酌量拨给”在京的房屋以供居住，就不可能再有《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的气派。

    家道中落，其一。天潢贵冑、冠盖如云的天子脚下，有什么人把一个抄了家的六品小主事放在眼里，“秦可卿”如果死在北京，何至于会有“东、南、西、北”四王来祭？其二。即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然还有相当的财势，可是雍正的作风，曹家已经亲自领教了，试问以戴罪之身，还敢摆那样钟鸣鼎食的排场吗？其三。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小节，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反证：清朝开国鉴于前明之失，对太监加意防闲，严禁干政，雍正、乾隆两帝，尤其峻厉，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漏记名人员名单，审问属实，高云从处斩。案中牵涉到大学士于敏中，当时虽仅交部议处，但传说他病喘未死之时，乾隆赏他一件棺殓用的陀罗经被，暗示他自杀，后来又比之为严嵩，即因他交结太监之故。又如乾隆巡幸滦河，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特擢七级，即是有意制抑太监使其不敢为恶。照此看来，《红楼梦》十三回，写“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公然卖官一节，如在雍、乾之际，就不大可能。不过，康熙时情况比较不同，曹寅密折中，常有“太监梁九功传旨”的字样。又康熙五十九年曹折朱批：“今不知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以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明）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曹雪芹写夏太监需索，当本此而来，但必定是在曹织造任内，抄家以后就没有什么秋风可打了。

    其次，是地点问题。周汝昌对此有专章讨论，根据曹折子“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认为“住房二所，很像‘宁、荣二府’”，从而涉及曹子猷的芷园，说是“影影绰绰的大观园”。按雍正六年曹抄家后，隋赫德一折云：

    ……再曹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天恩浩荡，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

    既云“少留”，又云“不久回京”，则所谓“酌量拨给”，即是曹家原有的“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的一部分，彰彰明甚。鲜鱼口空房自不必谈，如是另外两所住房，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书中所写的宁荣两府那样的规模，大观园更不用提了。当时的北京，除了王府赐第以外，做官发了财的，多在原籍置产，绝不会在北京大治园林，因为享用不长（调任外官或退休回籍），而且帝辇之下，耳目众多，大起楼台岂不是自己挂贪污的幌子？

    同时，房屋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必成正比，那样大的房子，得多少人来管理？曹寅康熙四十八年谋移婿居，在折中有“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田庄奴仆，为永远之计”的话，可见他在京本无多少奴仆。又，曹抄家以后，在金陵的“人口”已赏给隋赫德，在京的“人口”则是“酌量拨给”，而现在写宁荣两府“家生子”与“非家生子”，三代俱在，毫无星散之象，怎可能会是雍正六年以后的情况呢？

    六、敦敏、敦诚与曹雪芹

    再就“同时人的证见”来看，首先得注意敦诚、敦敏他们的诗，胡先生在他的考证中，引过六首，我所知道的，共有十一首（挽诗算两首），依年份排比如下（见于《胡适文选》及本文已引者，只录题不录全文）：

    乾隆二十二年 敦诚

    寄怀曹雪芹（内有“扬州旧梦久已觉”句。）

    乾隆二十五年 敦敏

    雪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同年 敦敏

    题芹圃画石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

    乾隆二十六年 敦诚

    赠曹芹圃（内有“废馆颓楼忆旧家”句。）

    同年 敦敏

    赠芹圃(内有“秦淮风月忆繁华”句。)

    同年 敦敏

    访曹雪芹不值

    乾隆二十七年 敦诚

    佩刀质酒歌

    乾隆二十八年 敦敏

    小诗代柬寄曹雪芹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尊。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乾隆二十九年 敦敏

    挽曹雪芹（初稿两首，改定一首，俱见前。）

    同年 敦敏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试看以上各诗，“扬州旧梦久已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句，无一不是证明曹雪芹的“繁华梦”在南非北。敦诚“废馆颓楼忆旧家”句，与敦敏同年（乾隆二十六年）同题（《赠芹圃》）“秦淮风月忆繁华”句合着，当然也是指的金陵。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敦敏的那首七律。此诗全为写实，而且层次井然，由“雅识”一联，可知在此以前，敦敏还不如他弟弟敦诚那样与曹雪芹相知有素，经此一番“话旧”，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谓“话旧”当然是指“秦淮旧梦”（如所“话”为敦敏与曹雪芹之“旧”，则诗中应提到“虎门”————八旗宗学），“人犹在”三字，明指曹雪芹是亲历“秦淮旧梦”的人，下接“燕市悲歌酒易醺”七字，紧扣小序“呼酒”语，拉回实境，见得曹雪芹当时酒入愁肠的情态。此诗格律严谨，除开头“鸡群”两字对“隔院”的人有些不客气以外，通首到底只叙作者与曹雪芹两人之间，呼酒话旧，不及他人。周汝昌把“人犹在”三字，解为“红楼梦书中人犹在”，意在否认曹雪芹曾历“秦淮旧梦”，是没有效果的。

    归纳敦敏、敦诚的诗，还可以得到一个反证，如果曹雪芹北返以后，曾有过像周汝昌所肯定的那样豪华的生活，何以他们的诗中只字不提？敦敏弟兄对曹雪芹的身世很清楚，而且相当同情他的遭遇，在交游上，特别是曹雪芹死前数年，时有往还，果真曹家在北京有个已成为“废馆颓楼”的“大观园”，岂能不去凭吊一番，形诸吟咏？这个消极的证据，在“秦淮旧梦人犹在”这一积极的证据反衬之下，特别显得有力量。

    敦敏、敦诚论交的经过，有个叫吴恩裕的人，在《有关曹雪芹八种》这部书中，作过很好的考证。他考出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在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诗中，所谓“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乃指“八旗宗学”，典出《周礼》：“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果毅亲王允礼作《宗学记》更明白指出：“即周官立学于虎门之外，以教国子弟之义也。”敦敏、敦诚诗中，“虎门”二字迭见，而寻绎诗意，亦无一非指学塾，如“虎门绛帐遥回首”等等。

    敦诚于乾隆九年初入宗学读书时，才十一岁，敦敏也在宗学读书，年十六岁。敦诚诗中所说的“当时”，吴恩裕认为：

    不应当指敦诚初入宗学时的乾隆九年。因为十一岁的敦诚是无论如何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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