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永不翻案

望落空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高估了他的能力，而是我们忽视了成功所需要的品质。

    他对政治真的很感兴趣，虽然他在下议院待的时间长得足以发霉，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可以同杰拉尔德·伽德纳形成鲜明对比的；他的穿着不讲究，甚至不整洁，他说话的口气苛刻；他无比的和善，经常也会十分幽默；不会像学生会里的有些演讲者一样像个小丑（伽德纳除外）。像切斯特顿一样，他讲的笑话都是经过设计的，为了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观点。他随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演说中度过的。没有哪个演说者能在这些情况下保留自己一致的风格。在牛津他有一群特殊的听众，因此可以十分自信地讲，每一个典故、每一个讽刺的转折都能被听出来。我所听过的学生会演讲者中，只有罗纳德·诺克斯能够超过他。

    道格拉斯·伍德鲁夫看上去像个老古董。杰拉尔德·伽德纳比我们剩下的其他人大两到三岁，也因此比我们更圆滑更自信；而道格拉斯却是不老的、永恒的。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类比，我经常在思索，道格拉斯也许就是永世流浪的基督徒。想到他，我会同时想到他在家，在安布罗斯的米兰，在中世纪经文注释家的图书馆里，在文艺复兴的大学里，在反宗教改革的法院里，在德莱顿的咖啡店里，或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奥里尔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里。他沉着头蒙着眼睛，用约翰生流派的措词写了许多新奇的历史传说，笔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回忆，而非研究；我从那以后开始观察他在外面用熟悉的眼光注视着某一著名历史景点、一片建筑过多的地方，或者是一座被重建的纪念碑，已经完全无法用现代的眼光认出来了，而他好像几世纪以前就了解它了。

    道格拉斯有着讲话的天赋，机智且不易动情。如果他有志向的话，那也是为了影响而不为名望。在我们的小世界里，他喜欢在幕后激起其他人的兴趣；他非常仁慈，有着显赫风范。他有着成熟的智慧，这使得他能够容忍我和克里斯托弗的奢侈，但是自己并不那样；他是一个沉稳的人，认为很多人和事不值得一顾，更不需要他的尊敬。在他这段长而多样的生活里，他很晚才支持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很多年以后我才很好地了解了这位贤哲，但是在大学里我觉得他遥远而令人敬畏。如果克劳威尔都能铸成他的肖像，那我也许就能成为学者了。

    在二十年代初期，学生会的辩论本质上仍然是大学生活动。我们互相争执以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学期一次，在主席辩论上，一个从更大的世界来的年长访客会到场聆听。在牛津大学划船周的辩论上有时会有一两位幽默资深成员到场。（在我所称的罗纳德·诺克斯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旁观者到来。）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俗渐长，或许与收音机的发明有关，越来越多的专业艺人到来。在写这段故事之时，我得知四名演讲人全部是从大学外面请来的，这是很常见的。大学生回去后仅仅会嘲笑着表达他们的偏见。在我那时候，比起那些内阁大臣，我们对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和道格拉斯·伍德鲁夫的表现更感兴趣。

    我向《伊希斯》投的第一批稿是一些闲情诗词。作者通常都采用化名，因此我选择了斯卡拉梅尔。我经常用这个名字写作，画画。我还保留下一本当时作品的剪贴簿，它们在我看来不比大部分大学生写的文章差，也不比其好。无论怎样我给牛津当时出现的大部分杂志写过稿。

    《伊希斯》当时创刊大约有三十年之久，已经与一批广告商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关系，读者面广泛，但被一些审美家和知识分子所鄙视，在之后的几年里的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报纸最初有很多体育类版面。第一篇文章总是叫做“伊希斯偶像”；现在看来就是一位杰出大学生的“档案”，比如大学各个运动队的队长，学生会以及牛津大学戏剧协会的主席等。这是一篇报纸上的主要文章，编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报道或披露这些人物的特质。接下来报道的是比赛和会议。报纸的第一大股东高尔，是一个住在圣·奥尔代茨爱酗酒的人，他对报纸本身也行使着一定的控制。他曾就读于牛津圣·埃德蒙德学院，并且经常炫耀自己曾跟随威尔士王子外出过。《伊希斯》唯一吸引我的是投稿人是有稿费的。

    正是在这一可以赚钱方面，《查韦尔报》出现，成为了《伊希斯》的竞争对手。《查韦尔报》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兴衰起伏。最初创办它的目的是为了挑战《伊希斯》，与其起到相同的作用。只要这些办报学生的资金足够支付印刷费用，《查韦尔报》就会不定期出版。而在我大学的第二年快结束时，一个奇怪的人乘游艇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中年人，陪同他来的有他的妻子和他不整洁的子女，他在戈斯托停下。他放风说他非常有钱，并且很习惯这种为哲学而生活的方式。他称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孩子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甚至一点教育都没有。他说自己通过生产抽水马桶积累起了自己的财富。在某个地方结识了约翰·苏特罗，但他记不清是在哪里、怎么样结识的了，因此他这趟来的原因就是要接管《查韦尔报》，并要使其兴旺起来。他在他三一学院的房间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上这个神秘的人物的讲话非常煽动人心，他说道：“先生们，《查韦尔报》的第一条原则是作者都是有稿酬的，并且稿酬很多。”之后他又讲了一些具体的计划，并将于7月份，正值长假期之中，开始出版。我们并没有打消他积极性的意思，但却给他指出7月不是学生刊物出版最好的时候。

    “我所瞄准的是更广大的公众群体，”他回答道。

    因此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被安排在戈斯托做编辑，而我则在家每周都要投稿，（其中一篇写的是一则有趣的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第一本小说中的一位用功的学生），这样一来，每周我们都能有三四英镑的收入。克里斯托弗当场就取走了一些薪水。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得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没有得到他当初许诺给我们的，而且印刷工也不一定挣钱了。我们的经营商在牛津荒凉的街道上恳求店主让他先以实物作为广告预付款。而随着秋天薄雾的到来，这位“马桶大王”又航行去了其他令他幻想的地方了。

    在那之后，《查韦尔报》由约翰·苏特罗资助，罗伯特·拜伦任编辑，不定期出版。还曾经与《牛津先锋报》合并，《先锋报》是哈罗德·阿克顿先生创办的，他在自己的《唯美主义者回忆录》中对《查韦尔报》的描述十分生动。《先锋报》发表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完全背叛了我十九岁时相当着迷的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的《尤尔根》中那个荒谬的赝品。

    我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比我更成功。我只在做装饰图画这一件事上超群绝伦，因为没有竞争者。在牛津，更需要我做的是设计杂志封面和扉页、书中的插图、牛津大学戏剧协会节目单和讽刺画。我最有成就感的作品是为了庆祝铁路俱乐部的创建者约翰·苏特罗二十一岁生日而画的一幅描绘赫斯金森先生去世的图画（被第一辆火车从头上碾过）。一个假期，我学习了木雕，当杰克·斯奎尔为《伦敦墨丘利》和善地接受了我的一些版画的时候，我有些得意忘形了。其他一些版画出现在一份名叫《金帆船》的漂亮刊物上，这是一份由我哥哥的朋友克利福德·巴克斯编辑并资助的刊物，但它运营的时间并不长久。

    在学校期间，我还在牛津大学罗斯金绘画美术学院里花费了不少时间，那个学院与大学仅有一些细微的联系。我们每星期聚集在茶馆上的画室一次，对着裸体模特画像。艺术大师是心中无人的；模特晚上从伦敦过来，学监禁止她们留在城里过夜，为的是避免她们腐蚀我们的道德————这完全是多虑，因为这些模特都是些不吸引人的年轻女人。彼得·昆内尔是我在这里学习的伙伴。

    彼得虽然自己装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没有我画得好，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天分是什么了。我对自己的绘画早就丧失了信心。其实我的绘画天赋明显不足，只不过是在家在学校以及在牛津被过分夸大了而已。我从未把自己想象成提香或委拉斯开兹。我渴望做的是绘画，装饰，设计和画插图。只要不用读书、写作，我很喜欢拿着画笔工作。在这段记录之后，我应该写一写自己各种各样为摆脱文学命运的尝试，这些工作更令我开心，但却不那么合适我。

    四

    没有人，在我们漫长的衰落里，

    如此艰难，恶意和分离，

    能够像我的朋友那样愉快，

    或者能有我一半那样爱他们。

    这是法裔英籍作家贝洛克对自己牛津生活的描述，而我也是如此。

    对这段生活的纪录，有一项非常重要，那就是友谊。

    “我们自己办学校自己学习。”

    课程并不单纯为奖学金或道德而设置。喝酒占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我们从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的啤酒和葡萄酒的狂欢痛饮中得到了一种神秘，与同时期大洋彼岸对威士忌酒的崇拜截然不同。而且那时在英国真有实行禁酒令的危险。据说大多数下议院议员许诺他们的选民要支持禁酒令，如果要用投票来决定的话，只有少数人的精明能阻止这场灾害。因而当时还有一小股抵抗醉汉组织。

    在一部刻画我牛津生活某些方面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我描述了两位大学生自由进出一个极好的酒窖中并为与酒相识而狂喜。我从不曾有过这样愉快的经历。我甚至怀疑，在二十岁时，除了通过标签和酒瓶的形状以外，我还能怎样区分波尔多红葡萄酒和勃艮第红葡萄酒。这段话写于1943年，当时酒严重缺乏，而我也正处在感伤的受骗的情绪中。实际上我们很轻易就能喝很多————我用“很多”是针对我的年龄而言的。我们经常喝得烂醉，但是我们狂欢时实际喝的酒量比我现在完全清醒经常喝的量要少得多。几杯雪利酒，半瓶勃艮第酒、波尔多红葡萄酒或者香槟，几杯波特红葡萄酒，就能把我们放倒。再来一两杯白兰地或威士忌我们就不省人事了。

    这种夜晚的庆祝相当频繁。除了非常有钱的人之外，我们一般都是喝啤酒。我们享受的不仅是酒，更是酒后酩酊大醉的感觉。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少数派。我们专门有一套酒具，在我那里放着。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在喝酒时结交的。我的第一位挚友不喜欢喝酒，结果我们分道扬镳了。

    他就是理查德·裴瑞斯，温切斯特人，在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上学，皮肤白皙，一头金发，蓝眼睛，有着许多在贝列尔学院上学的温切斯特人所具有的李尔——卡罗尔式的幻想。我们感情很深，但是他喝多了会吐酒，这在我们之间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感觉喝酒让我们感情更亲密，而他却感到恶心。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他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获得了许多学术上的成功，大学奖项，头等荣誉，万灵学院的奖学金，一个在北方的教授职位；如果不是因为脊髓痨而倒下，他也许能够当选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院长。他研究的主题是西印度糖贸易。在他从我们中退出前，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中有一个人染上了“凡诺克斯症”的未知恶习。约翰·苏特罗回忆说那与鞭打生牛肉有关，与百合花有关。我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就叫做“凡诺克斯研究学派”，时不时地在戈斯托见面，一起吃早餐，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喜欢理查德。

    继他之后成为我的知心朋友的是哈米什·伦诺克斯，他不是学者但不久就去伦敦参加了一门建筑课程；但是他还时常出没在牛津，并且我们俩有两三年都没有分开，而且即使分开，也几乎每日通信，直到他像我同代的许多人一样，收到黎凡特的召唤，移居海外了。

    哈米什不讨厌酒，我们经常一起畅饮。有时候他像伪君子俱乐部的成员一样开心，但是他的某些精神使得他在一些年后成为了一名隐士。他避开了伦敦，避开了伦敦社会，没有了体育和农业的兴趣，而把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农村当作自己的避难所。

    哈米什的家与他的志趣不相投。他父亲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一个家庭的小儿子，已经去世了，母亲脾气火爆，非常有占有欲，很愉快但却很古怪。（后来她成为我第一本小说中的“圆周夫人”的人物原型。）伦诺克斯太太为了打猎定居在了沃里克郡。她不再养马，但是却把所有打回来的猎物都存了起来。“这个地方我只是为哈米什留着，”她以前经常这样说，虽然很明显她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哈米什很少会去那里待上一会儿。后来哈米什接手这里后，从不掩饰自己要把这里尽快处理掉的想法。青年人的懒惰景象使得她疯狂地愤怒，因为我和哈米什那时候常常无所事事。“你们为什么不去屋子外面做点什么？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事可做的。我丈夫不管到哪儿，他想到的首先都是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劈柴？为什么不去清理灌木丛？为什么不把盆栽棚舍的顶掀起来？”

    对她所有的这些要求我们全都无动于衷。

    她和我交朋友，把我作为连接她与她任性的儿子的桥梁，经常让我来调节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但总是没有效果。

    哈米什第一次来牛津时，我们就没怎么在学校里，整天开着他的汽车去周围的村庄，晚上经常住在大学城居民家的旅馆里，草皮酒馆、马头旅馆、德鲁伊特头旅馆、首相乡间别墅以及其他，等等。

    我不会受到影响而使自己的轻佻、浅薄涉猎和放荡的本性得不到控制，或者在世俗雄心的鼓励下，暴露出自己的粗俗与无用。

    一个忠实的自传作者在描述他青年时期的朋友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他所要做的，要么是读者完全不熟悉的人物名字按照社会等级给列出来，要么就写他所交往的那些人都变成了名人、要人。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挑选自己所熟悉的人物时是杂乱无章的。有些人我四十多年都没见过也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了，对他们的记忆也十分模糊了，因此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最后。在我的青春期里有一段很重要的时光。我所能做的是至少给读者提供几个事例，来显示我们那一代人的性格。

    上面提到的约翰·苏特罗就是一个不典型的失误。

    像伍德鲁夫，他的容貌几乎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总是那样突出，惹人喜爱，就像是沃特顿创作的一样；好像一名怪诞的标本剥制者保住了某一过渡类人猿的标本，把它外面的兽皮全部剥落，又用一个红润健壮的婴儿的皮肤把它包裹起来，在头上戴上棕色的假发，给它安上了从米特福德姐妹那里取下的蓝色天真的大眼睛。

    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约翰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尽管在家受到父母严厉的管制，但他手头比较宽裕，生活已经很奢侈了。

    许多年后，约翰参加了一家十分有身价的伦敦俱乐部，他的叔伯们也都是那里的成员。为了避免被熟人认出来，把他的奢侈行为报告到他家里，他在门房那儿存了一个假胡子，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把胡子戴上。

    苏特罗住在圣约翰林地的一处大豪宅中，天黑后有夜间看守人巡逻，这个守夜人经常在约翰晚归时令他尴尬。一次，约翰把一个丢失钥匙的牛津朋友带到房子里，苏特罗太太直到从布拉马来的应急小组将房子各个门锁全换了一遍才安心地睡觉。在那之后他就再也不留朋友在家里住了。有时他们对霍尔路那里的住宿条件感到不满意，会去北角路那边找住的地方。但是招待我们的午餐和晚餐都非常奢侈。事实上我是在他家第一次品尝了鸻鸟蛋，而不是如《故园风雨后》中所描述的那样。

    约翰是我一生的朋友，他忠诚、好客，最主要的是幽默；是一个模仿天才。在1923年，电话还是一种另类的联络方式，约翰经常用虚构的设备之上的虚构的谈话来娱乐我们。

    其他人我不知道，但可以说约翰从没有厌烦过任何一个朋友或与朋友争吵。年复一年约翰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人的朋友。

    约翰是犹太人，因此人们猜测他对莫斯利夫人有些怨恨。实际上，在她从监狱里出来以后，他像她其他任何朋友一样也准备去欢迎她。

    他以许多不同的声音讲话。的确，他能亲自讲话很罕见。他短期之内也将写自己的回忆录。除了那些令我感动的、令我十分高兴的事之外，我就不在这里替他写回忆录了。

    牛津铁路俱乐部就是约翰发起的，在哈罗德·阿克顿先生的《唯美主义者回忆录》中，他对这个俱乐部以狂想曲的方式进行了描写。我六十岁才开始写自传，这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许多和我同时代的人都对我的回忆录很期待。一些已经被其他人生动地讲述过的奇闻逸事，即使和我的描述有着细微的差别，也没有必要再写一遍了。但是我至今仍然保留着1923年11月28日，我们铁路俱乐部成员一起吃的第一顿晚餐的菜单。在后来的几年里，当我们已经被载入历史之后，我们的集会准备得更为精心，会员资格也更广泛，目的是为了能让约翰的那些剑桥大学以及英国陆军士官学校的朋友们在我们成立之初也加入进来。我们当时从伦敦餐馆请来厨师，还特地找来了好酒。银色香烟箱子被作为礼物送给吃惊的司机们，接待委员会还去迎接我们。但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只是简单地在彭赞斯至阿伯丁火车的私人餐车上吃的，这列火车途经牛津，在莱斯特停了半小时，又乘另一辆私人餐车回到牛津。我们对普通的五先令菜单比较满意（当时一共有七道菜）。在返回途中，哈罗德的谈话是我们最主要的乐趣。当时共有十三名成员在我的这张菜单上面签字，一定还有其他的人，但是我和约翰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这十三个人中，我在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只见到了四个。

    约翰对于铁路系统是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他对火车时刻表的了解像我父亲和哥哥对《维斯登板球年鉴》的了解一样详尽，但是对我们中大多数人来说，火车仅仅是我们度过一个快活的夜晚的方式。那时比利·克伦莫尔（现在的维克罗伯爵）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屋顶举办了一场大的宴会。当时在贝列尔学院的一家俱乐部名叫“颠覆”，其成员将自己的作息时间完全颠倒，晚上起来穿衣服、喝威士忌酒、抽雪茄烟、打牌，然后在十点钟用餐，以开胃菜开始，以汤结束，以此来折磨自己。一两年后，这股狂热来到了伦敦，这不是因为“颠覆”俱乐部，而是因为在伦敦有合适聚会的场所，并且被伦敦报业所接纳，称我们是“聪慧的年轻人”，但他们却损坏了我们的乐趣。在1923年11月“颠覆”俱乐部还是一个新成立的私有俱乐部，而我们也并非全都那么年轻。支持我们的有康索尔博士，他在宽街经营着他自己的本科生福利服务，穿着粗花呢大衣，粗丝衬衫，打着霍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领带，牛津大学戏剧协会的所有演出他都予以支持；还有一位讲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的教授，悉尼·罗伯特，他年事已高，性格古怪，我们喜爱他不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在印度从事常规性服务之后，回到这里，被我们的奢侈所吸引。

    铁路俱乐部是约翰的创意；同时也是哈罗德·阿克顿第一学期时众多展示自己无可比拟的热情的舞台之一。

    哈罗德也一直都是我一生的朋友。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些人物，像安布罗斯·希尔克，安东尼·布朗奇，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想要把这些人物和哈罗德联系起来，这使得我们都很烦恼。他们之间的确有一些相似。作家如果缺乏经验和阅历，就不会坐下来写小说。而创作的原材料主要是来源于作家所见所做之事。但是刚才提到的两个人物，我都不是为了塑造哈罗德而写的。如果我会的话，那我现在就来描绘一下哈罗德这个人物。他的回忆录就上演着这样危险的技艺。他在里面描述了自己是怎样带着任务来到牛津的。他已经在伊顿公学有了很好的声誉，写的一本诗集《水族馆》被伦敦的一位书商所赏识，并且正在出版之中。他来牛津的目的就是要来煽动我们，同时自己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哈罗德和休伯特·达根一样最初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为女性社会所苦恼。他的外表看上去有一点像东方人，身材瘦削，说话的调子轻快活泼，声音洪亮，经常用一些源自那不勒斯、芝加哥和伊顿那里的特殊词汇。他打算推翻传统审美家，以及那些生活简朴、喜爱自然、爱唱民歌、喜爱远足的乏味乔治亚诗人的继承者们，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这些人的残余仍到处都有。很奇怪的是，我和他注定会成为朋友的，因为我早期的品味也是这样的。用英语词来说，我们有着一样的“爱好”；我们有着一种对多变、荒谬的生活的向往；一种对艺术家的崇敬，对假冒者的蔑视。他总是领导，而我并不总是他的跟随者。他的目标比我远大得多，我有点太封闭了。事实上在十九岁之前，我从没有到过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不懂得现代语言。哈罗德带来了佛罗伦萨的鉴赏家之风，巴黎的创新者之风，贝伦松、格特鲁德·斯泰因、马尼亚斯科以及T·S·艾略特之风。上面提到的三位姓西特韦尔的人都是他钦佩爱慕的对象。当贝杰曼先生还是小学生，在教堂擦黄铜纪念牌的时候，哈罗德就已经开始收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家具、用具、服饰等这类物品了。我当时偏爱洛瓦特·弗雷泽，也许现在人们已经将他遗忘了，他是一位插图画家、一位有着贝加斯塔夫兄弟行为方式的设计师；另外我还喜欢埃里克·吉尔。哈罗德带领着我避开了弗朗西斯·克里斯，而是学习了巴洛克、洛可可艺术，还有艾略特的《荒原》。他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博学，但是他对所有文学艺术的流行式样都很敏感，具有丰富的鉴赏力，一丝不苟，有一点点的痴迷而且精力旺盛。他喜欢震惊我们，然后再用夸张的温和进行安抚。他本人也经常受到震惊，对任何违反自己那精巧、独特的行为规范的表现都格外吹毛求疵。他所鄙视的一个品质就是传统牛津审美的无精打采。他是天主教徒，但是不劝诱别人皈依自己的信仰；他也不常参加学校里天主教圈子里的集会。埃斯米·霍华德，一位新学院的朋友，也是我未来妻子的表兄，英年早逝，从没进入过伪君子俱乐部。他有一次带我去新人社团集会上听切斯特顿讲话，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结识了哈罗德，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但我们立刻就成为了好朋友，而且这份友谊十分长久。我肯定是被他显赫的经历所倾倒，但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对他屈尊俯就。在赫特福德那些“下水”的成员里有一个帅气的“伙计”，哈罗德对他怀有一种浪漫的依恋。正是因为这位美少年几乎每天都来我房间，这使得哈罗德也来了，哪怕这里的人和吃的都不对他的胃口。我们喝啤酒的时候他就抿一口水，热情地紧盯着那位难以接近的年轻运动员。

    哈罗德作为回报，也经常在他的住处举办午餐会，在他那里我又迅速结交了一群新的朋友。这其中有不少是伊顿人，我在前面描述过他们那疯狂的劲头以及对伪君子俱乐部的破坏。

    我新结交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罗伯特·拜伦。大卫·塔伯特·赖斯教授在《通往奥克夏纳之路》一书的序言中纪念他，而克里斯托弗·赛克斯先生则在《忠诚四论》一书中更加充分地对他表示了肯定。前者认为他是拜占庭文化研究者，而后者则试图为他勾画出完整的画像。但是克里斯托弗比他小两岁，在他自己被世人所熟知之前，从没见过罗伯特。我比他要大上一年。在十八岁时，罗伯特并没有冒险旅行的渴望，而是疯狂地渴望得到知识。在这里又一次提到他，是因为我们的路线总是有交叉。在这里我想展示他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的样子。当时他跟我一样与世隔绝。他旅行时经常叫出“打倒国外”这样许多无知的话。这种无知是他的一种优势，因为他总是不断有新发现的激情，哪怕他发现的是一些熟知的事实和奇观。我发现他做的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是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E·M·福斯特的《灯塔》，作为他的一项新发现，介绍给我。“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从哪里找到的？是谁告诉你这本书的？”他在学校所学知识很少，后来他又给人感觉学校里的教授和指导老师都藏起来了，因为他们所讲的知识他都学会了。他们教他什么，不论是古典文学还是莎士比亚，他都觉得是在欺骗他。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对福勒的《现代英语用法》很尊重，但却从没学写过优美正确的英文。他的天赋就是叙述，他敏锐地观察到的场景、辛辣的轶事趣闻以及转瞬即逝的怪诞言行。后来他的志向越来越大，但是在牛津这里，他仅仅只是一个小丑，并且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丑。

    罗伯特个子不高，胖胖的，长得也很难看，面色发黄。在化装舞会上他非常像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周年纪念之时的样子。他像其他人一样，对自己不好的外貌经常自嘲。他喜欢招摇的粗花呢衣服，鹿皮打猎帽，角质架的夹鼻眼镜，一口伦敦土腔。他一会儿抛媚眼儿，一会儿皱眉头，时而尖叫时而嚎叫，有时真生气有时又不是，让人捉摸不透。不管去哪儿他都会制造一些骚乱，在街上学癫痫人走路，在汽车后座上冲着路人叫喊自己被绑架了。几乎每天他都和优雅而充满城市气息的哈罗德形成强烈的对比。哈罗德很有钱，并且与上层国际社会很熟悉；罗伯特十分穷，决心不进入时尚领域；并且他成功了。哈罗德的一生都是在文艺作品中度过的；而这些作品对罗伯特来说十分陌生，每次看到，都会迸发出崇拜或者是叱责；要么是如果大家都关心的话，“为什么没有人了解呢？”要么是许多公认的杰作，其实就是“垃圾、渣滓、污泥”。哈罗德有时候喝酒会头晕。罗伯特喜欢斗酒，也喜欢酗酒，晚上喝完酒就呼呼大睡。人们喜欢他的一切，并最终达到欣赏的程度。我也很喜欢他，直到我三十七八岁，脾气变得暴躁，他极端的观点已经让我难以忍受，不过我依然十分喜欢他的陪伴。

    比利·克伦莫尔是罗伯特一个亲密的朋友，他的奢侈因他讲话时经常使用一些古语而显得文雅，又注入了基督教的虔诚，这在我们之中是很独特的，并且从他那时髦而古怪的风格中是看不出来的。比利经常不计后果地爬上屋顶，而且在争吵中非常机敏。

    还有一位是大卫·塔伯特·赖斯，他似乎总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但其实私下非常勤奋好学，因此他现在获得了很多学术荣誉。他是唯一一位向女大学生求爱的人（那个过着隐居生活的爱德华·朗福德除外），那位聪明的俄国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在那些人当中，格雷厄姆·格林先生成为了最杰出的作家。他在贝列尔学院的生活非常私密，因此在那几年里我对他了解甚少。我们都不曾彼此去过对方的房间。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成为了我、哈罗德和约翰·苏特罗的朋友，但是在牛津的时候他总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简朴，对我们一直保持冷漠态度。

    我和格雷厄姆都不记得我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了。大概是通过我表兄克劳德·科伯恩的介绍，因为科伯恩当时正和格雷厄姆在同一所学校，后来科伯恩极不妥当地在我二年级的时候来了吉卜尔。我在比奇克罗夫特和雅各布斯一家待在一起的时候从没见过他，我尽职尽责地去拜访，心里压根没有抱能找到令人愉快的人的期望，因为我发现母亲家里的人都很无趣。我遇见了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年轻人，有着布达佩斯的气息，而非伯克姆斯特德的。他父亲近两年在这里从事外交事务，克劳德已经完全迷上了中欧事务。他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似乎已经开始研读威廉·格哈迪的小说，并且也向我介绍这些。我把他介绍到了伪君子俱乐部，他在自传中对这里的描述是“嘈杂、充满酒气，像河边的老鼠窝一样”。他和这里的“老鼠们”一样喜欢喧闹、酗酒，很快他和哈米什、克里斯多弗·霍利斯以及所有“下水”的成员们都成了朋友。

    一定不能少了安东尼·鲍威尔先生。这并不因为当时我们关系有多么亲密，而是因为他之后的成就。在读他一系列优秀的小说作品的时候，我时常会想，人生的杂乱无章、循环往复是言语所不足以表述的，这些构成了他作品的主题。这个观点我也曾自不量力地在评论中提到过。他的主人公从少年到成年，总是在一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和一些固定的人物不断交叉。我在评论中对这些过多的巧合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和他的相识，理解了他是真正的社会现实主义。在牛津我们关系融洽，但谈不上是朋友。我们很少约对方出来见面，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一直都没见过面。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三年之后，我尝试着在南安普敦路L.C.C.学校学习细木工工艺。在同一个绘画课上我见到了安东尼，他正在学习印刷术。之后不久，我非常缺钱，希望能出本书来维持生计，正是托尼把我介绍给了我的第一个出版商。他结婚的时候，我的妻子正和他妻子的妹妹合租一套公寓。在战争后期，他和我表哥一样，在陆军部的同一部门工作，而且他还和我表哥一起在摄政公园合租一幢住房。在乡下定居时，他在离梅尔斯一两英里远的地方选了一处房子，我也经常去那里找他。我想，不论是在美国那样松散的社会里，还是在法国那样紧凑的社会里，这么偶然的联系是绝不会有的。安东尼的一项主要成就就是能将我们间相互的影响用英语记录下来。我想补充一下，在安东尼的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我都无法在我们所共同熟知的人当中找到对应的一个。我记得他在同学中是比较传统、守纪律的，是宗谱和军装的业余爱好者。

    罗伯特开始喜欢上写作我一点都不惊奇；安东尼、哈罗德、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彼得·昆内尔和道格拉斯·伍德鲁夫都在那个方向上进行。阿尔弗莱德·达根先生是我这一代人中的黑马。三四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没有什么事能比阿尔弗莱德今日能够成为一位勤奋而又多产的历史小说作家这个事实更让我吃惊了。我提到过他的弟弟休伯特，摄政时期的一位花花公子。阿尔弗莱德是一个复辟时期精力旺盛的浪子。他非常有钱，而且对财产的处置要比我的同代人大方得多。他还是大学名誉校长柯曾勋爵的继子。这一关系使得学校当局很头疼，要不是因为这层关系，他们早就把他给开除了。我们经常喝醉，尤其是阿尔弗莱德。他带着一串猎狗出现；他在麦克弗森车行记账，雇了司机，昼夜听他差遣。不论是在早上的晚些时候骑马，或者是一大早在梅瑞克太太在杰拉德街上的夜总会“43”出现，阿尔弗莱德穿得都很整洁；他从不凶暴，总是穿着得体，很有礼貌，但又因酒精而有些眩晕。贝列尔学院里面贪婪的人通过玩牌从阿尔弗莱德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他每次都付钱。牌社散场之后，阿尔弗莱德爬出窗户，来到等候他的小汽车前，乘车前往伦敦。在杰拉德街上阿尔弗莱德愉快地签着各种摆在他面前的支票，并以此为荣。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的他，在伊顿正式向接收他加入英国国教的约克郡大主教提出改变了他的宗教信仰。不久以后他又转信了无神论。柯曾勋爵看出了他的品质。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在那些有阴影的岁月里，当他还在继续狂饮，坐在哈克伍德的图书馆里茫然地翻着历史书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像电子设备一样在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将这些信息都储存了进去。

    在他叙述的时候他会再想起这些。我记得那时在大学里，他的午餐会、晚餐会所安排的地点都是那么鬼气森森的，因为这都是在他喝醉的时候选择的，并且酒醒后已经不记得了。

    西里尔·康诺利还未将他的大学生活写书出版。当他去写这段时光的时候，我认为他将要表达一些不满。由于他写了《希望的敌人》，他在学校开创了一种神秘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伊顿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像许多发起人一样，他深受宠爱，这也使得他喜爱上了大学教师的社交圈，从那里他受到了他所期待的关注。导师们不仅看重一个学生的成果，更看重学生是不是有前途，而西里尔从不严肃地对待工作。他发现“衣冠禽兽”厄克特十分友好，但对他没有任何智力上的启发，也不奉承他。莫里斯·博拉爵士是新当选的伍德罕学院的研究员，西里尔主要就从他这里汲取知识。当时我和西里尔认识，但是称不上是密友。他过去、现在一直都是比较有克制的，而我在前面也说了，我把喝酒看作是友谊的誓言。而西里尔对我各式各样的朋友也并不苛求。

    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我知道他正忍受着贫穷之苦。以前在学校里，零用钱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上了大学他发现自己同从珀普一起来的老朋友的开支完全不等。这从没让一个在完全相同地位的人担心，像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但西里尔被英国-爱尔兰那种喜好修饰与时髦的幽灵所困扰，几年后他终于把自己视为和蒙帕那斯区以及巴塞罗那为一体时，这股邪气才被驱走。贝列尔学院让他情绪上感到不适；这里不是一座奢侈的学院；紧邻着吉卜尔，这里是最不奢华的地方了。建筑让人看上去感觉凄凉忧郁。以一年七百五十镑的津贴，西里尔在派克沃特也许会更开心一些。在贝列尔学院就差一些了，我觉得他感觉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当他自己记述这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错了。我前面说过，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和莫里斯·博拉都是我在成为小有影响的小说家之后才结交的朋友。

    要描述一下我那一代人，有三个人的名字我必须列出来，虽然我不喜欢他们，但在我天真无邪的时候为自己能认识他们而感到十分自豪。

    巴兹尔·默里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年轻人，父母都是清教徒，性格怪异。父亲吉尔伯特·默里是希腊语教授，母亲玛丽·霍华德夫人是家族里面卡莱尔这一分支的。我在这里特意用了“穷凶极恶”这个词，因为有时候他像恶魔一样爱搞恶作剧。南希·米特福德早期的几部已经绝版的小说中，其中有一部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以他为原型刻画的。他有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对于聚在一起的文学精英们，像安东尼·阿斯奎斯，艾迪·萨克维尔·韦斯特，杰克·麦克杜格尔，肯尼斯·克拉克，大卫·塞西尔，巴兹尔·默里太浮华，冒险精神太强了。他对这些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特别反感，并且模仿着剑桥的模式，组织了一群“使徒”；他自己选了十二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原先的十二使徒一样真诚，而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是成员之一；而我不是。这十二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当回事，因此他们很快就解散了。

    彼得·罗德先生有着兰波年轻时的阴沉、傲慢的神色。作为一名大使的儿子，他是个绝对的世界主义者，但是他对传统的上层社会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什么文艺兴趣。他是一个实干家，心里面一直惦记着公海和沙漠。有些读者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几部小说中“巴兹尔·希尔”这个角色就是巴兹尔和彼得的结合。

    第三个人非常不同，并且我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哈罗德·阿克顿，但其实那些人物性格都是从这第三个人身上提取的。他叫做布莱恩·霍华德，这名字是他任性的父亲给起的，据说出生时叫加萨韦。在我们都去世之前，一定会有人（不是我）给布莱恩写回忆录的。他那里充满了奇闻逸事。这些都已出现在西里尔·康诺利的《从奥斯卡到斯大林》中，这是一篇写于1937年特别睿智的讽刺文章，发表在《恩格斯未敢涉足处》中，文章记叙了一个被排斥者眼中的西里尔的大学生生活。布莱恩来牛津上学的时候，下定决心要避开文艺，发展体育。他从未加入过布灵顿俱乐部，但是他在攻击破坏格兰德酒馆的栅栏时确是英勇无比。不仅仅如此，在那个十分势利的时代，他设法让自己成为不仅仅是在那些随和的贵族中一个娱乐大家的人、一个鼓舞大家的人，而几乎是一位权威，他通过自己塑造的一些传奇性人物，希望能使那些贵族改过自新就像年轻时期的迪斯累里那鼓舞人心的“年轻的英格兰”。“相信上帝”是他的座右铭，在生日这天他把这句话写在横幅上，挂在了自己的屋子里。如今他的许多伙伴都说自己年轻时绝大多数的快乐都是从布莱恩那里获得的。但有时他也会让朋友们难堪，比如像有时候三一学院的一些伙计们破坏了一个他参加的聚会，把客人往门外赶，他会威胁道：“我们回去让我们父亲提高你们的房租，把你们都赶出去。”在这种场合，我觉得他一定认为加萨韦是保守党的财主了。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经常受到一系列幻觉的影响，在他最终富裕了之后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后我还会再提到他。在十九岁时，他十分有闯劲儿，也有几分傲慢，有着谩骂的天赋，也有着机敏应答的才能，这些要比罗伯特强多了。一种高雅的残暴，是我们那一浪漫时代所特有的。疯狂，邪恶，非常危险。

    这三个人所共有的品质是傲慢，一种要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决心。到中年后他们的假威风已不复当年了，但他们从没有失去过自信。

    五

    十年后的一天，我在马德尔斯菲尔德，这所房子已被以往的房主用铭文随意地装饰过。麦米·利根和我站在庭院里的喷泉旁，庭院上面写着：“若是你一天不开心，那么美好的一天也就被浪费了。”她看后说，“我们从未浪费过一天美好的日子，是不是？”

    否认大学生活一直充满着快乐的说法或许并不正确。那里会有争吵，不安，还会有青春期时有的短暂的绝望（在我的日记中，我曾经写过，要求父亲把我转到一所艺术学校）。那里还会有恼人的债务。

    读者说不定已经在想，我怎么能够过得起我前些页中所描述的生活呢。事实上，我负担不起那样的生活。我的奖学金一年也不过只有一百磅。从父亲那儿拿来的零花钱名义上也只有二百磅，还包括生日时所得到的五十磅，圣诞节时得到的礼物和不时之需时所得的。这是我的大学期间的平均开支，但是我很大程度上超支了。我唯一有节制的时候是在假期期间。我从不出国，只和哈米什在我家或在他家玩。上学期间，我阔气地花钱而且总是资金短缺。老银行并不像以前那样宽容地对我了；一部分英镑的透支就导致了余下资金也很可能到不了账的危机。牛津商人更慷慨了，不会让你为衣裳、书、烟或是酒付现钱。跟学校里的“战斗”也从未停止过。到了学期末，房费、煤费、学费、预订费和其他一些费用一起向你涌来。这些账单，再加上大学里吃饭和喝酒用的钱，要迅速地支付。它们一般用去我零用钱中的一大部分。即便是商店在一年以后也变得局促不安，要求我必须用传统的方式提前预购才行。当我喜欢常去乔治（一家拙劣的餐馆，在当时却非常流行）时，我对零花钱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当时我靠帮助《伊希斯》，为查普曼和霍尔出版公司设计书面封皮和为熟人设计藏书票来赚取卑微的利益。我母亲她自己有少许金钱，我也花。我哥哥有能力偶尔借给我五英镑，但是我欠下了更大的贷款。我并没有因此去找我那些富有一些的朋友。阿尔弗莱德·达根原本能够在任何时候签任何面值的支票，但是他却温和地禁止了我恳求他。我转向了我更可怜一些的老友。当特伦斯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开始掌控他自己的遗产，我向他借了一百英镑。他给了我一张一百镑的钞票（那是我曾经过手的唯一一张一百镑面值的钞票）。我欣喜地拿着它，从他的银行跑到我的银行。他那位共产主义的表兄弟试图从我手上抢去一半，但是我逃避了他。直到多年后我有能力在资本投资方面做得很好时，我每年付给特伦斯五镑。我与另一个赫特福德人签了一个类似的协约。但是这些借款并不足以偿清我的账目（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只剩大约二百镑，并且在以后三年里我继续在牛津赊账，在伦敦也继续赊了不少账目，四年里我还是没能够完全地独立，不欠债。窘迫并不能成为我当时经济状况的代名词，因为我既不经常也不非常为我当时的境遇烦心，而认为它是沮丧，烦恼和失望的一个偶尔的来源。

    我牛津生活中唯一一个严重的遗憾是我最后一学期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书本上。如果我当时知道我会得到三等，我将会为四等做好准备。我曾经有过短暂的自信和希望，也曾每天夜里花上许多或是一些时间用来试图掌握被忽略的课本。但是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布拉肯伯里的一名学者，跟我一样努力过，得到的也是同一个结果。我想在我那时，许多年以后我仍这么认为，布拉肯伯里的多数学者都得的是三等。F·E·史密斯的魔力在我们这里失效。

    若不是对于学位的痴心妄想，最后一个夏天我该能拥有多少乐趣啊！当我期盼正在到来的第九个学期时，纯粹出于兴趣，却被迫用来获取学位证。休·利根和我一起参与了开掘与网球场相邻的默顿街道的活动。我认为一学期相对的隐居将会被丰富地补偿。事实上，我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我离开考试院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很不简单了。不过即便是那时我也并没有绝望。克劳威尔和我的另一位导师为历史学位的应考者举办了一个聚会，我到的时候已经有点醉醺醺的了，之后，我试图通过高唱一首黑人灵歌远离他们的同情。

    在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参加了贝列尔学院的一个大型晚会。凌晨一点时，我被帕特里克·巴尔弗用绳子放下，然后经过万灵学院的花园，爬回了赫特福德。

    我是7月份底的最后一批毕业的。哈米什和我住在贝克利的阿宾顿阿慕斯宾馆。我穿着深色的西服，打着白色的领结走进牛津。我取了我的长袍，接受牛津的学位考试。我的问题纯粹敷衍塞责。次日，名单被贴出来了，哈米什和我出发前往爱尔兰。我收到克劳威尔的告别信件是在沃特福德郡的卡波昆旁边的一所房子。

    我只能说，（他写到），你所获得的第三等成绩除了丢脸给不了你什么了：因为这个成绩实在太糟糕了。不过没有给自己贴上一个对自己智力名不副实的标签至少证明你还是明智的。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比在历史学位更有利于发挥你的才干的其他领域。

    我的父亲决定不再在三等的B和A上浪费时间，也不值得为此再多上一个学期。他曾经在学校里失败的经历让他少了对我的责备，在即将来临的秋季把我送到了艺术学校。

    * * *

    (1)英国诗人、小说家、选集编者。

    (2)英国作家马克斯·比尔勃姆描写牛津生活的著名小说。

    (3)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