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与巴布林

    ……我现在又老又病，因而时时刻刻想到死，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很少想起过去的事，我的心灵的眼睛也极少向后回顾。只有偶尔在冬天我静静地坐在熊熊的壁炉前面的时候，或者在夏天我慢慢地在阴凉的林阴路上散步的时候，我才记起那些逝去了的岁月，过去了的事情，消失了的人物；然而当时吸引住我的思想的并不是我一生中成熟的时期，也不是我的青春时期。我的思想把我带回到我的最早的童年或者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一些日子。现在我就回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自己在乡下，在我那个严厉易怒的祖母的宅子里，我只有十二岁，并且还有两个人的面貌在我的想象中现出来……

    不过我要依照时间的顺序来讲我的故事。

    一

    一八三〇年

    老佣人菲利佩奇像平日一样踮起脚走进房来，打着蔷薇花式的领结，紧紧闭住嘴“为了怕人闻到他的口臭”，一小簇灰白头发在前额正当中凸出来，他走进屋子，鞠了一个躬，把手里捧着的一个铁盘送到我祖母面前，盘里放着一个用纹章火漆印封牢的大信封。我祖母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他本人在吗？”她问道。

    “您问的什么？”菲利佩奇胆怯地说。

    “糊涂虫！那个送信的人——在吗？”

    “是，在，在……他坐在账房里面。”

    我祖母拨响她那串琥珀念珠……

    “叫他到这儿来。”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你呢，少爷，好好地坐着。”

    其实我坐在角落里她指定我坐的矮凳上面，完全没有动过。

    我祖母把我管得非常紧！

    五分钟以后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黑黝黝的皮肤，高颧骨，麻脸，钩鼻，浓眉，眉毛下面生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射出来安详的、忧戚的眼光。眼睛的颜色和表情跟他那张东方人的脸不相称。他穿了一件干净的长裾常礼服。他站在门口，只把头点一下行了一个礼。

    “你姓巴布林吗？”我祖母问道，她马上自言自语地添上一句法语：“Il a lair dun armènien.”[1]

    “太太，正是这样，”那个人用低沉平板的声音回答道。他刚听到我祖母说的那个不客气的“你”字的时候，眉毛微微颤动了一下。难道他还想祖母会客气地称呼他“您”吗？

    “你是俄国人吗？是东正教徒？”

    “太太，正是这样。”

    祖母取下眼镜把巴布林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并不埋下眼睛，却只是把双手抄在背后。真正使我最感到兴趣的倒是他的胡子：胡子已经剃光了，可是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青的脸颊和下巴！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祖母开始说，“在他的信里极力推荐你，说你不喝酒，做事勤快；那么你为什么又离开他那儿呢？”

    “太太，他需要另一种性质的人管理他的产业。”

    “另一种性质的……人？我不懂这个意思。”祖母又拨响她的念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信上又说，你有两种怪脾气。什么怪脾气呢？”

    巴布林微微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怪脾气。要不是说我……不让用体刑。”

    祖母感到惊奇了：

    “难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对你用体刑吗？”

    巴布林的发黑的脸一直红到发根。

    “太太，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有一个准则，对待农民……不得用体刑。”

    祖母更加惊奇了；她甚至举起两只手来。

    “啊！”她终于叫出声来，把头稍微偏在一边，又注意地将巴布林看了一会儿。“那是你的准则吗？嗯，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并不请你来做我的管事，我只请你做我账房里一个办事员，一个司书。你的字写得怎么样？”

    “太太，我字写得不错，不会有拼音的错误。”

    “我倒不在乎这个。我以为要紧的是：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写现在那些带尾巴的新字体，我不喜欢那种字体。你还有一种怪脾气是什么呢？”

    巴布林显得局促不安了，他咳嗽起来……

    “也许……那位老爷说我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吧。”

    “你结婚了？”

    “啊，太太，没有结婚……不过……”

    祖母皱了皱眉。

    “有一个人跟我住在一块儿……是一个男人……一个同伴，一个穷朋友，我跟他就没有分开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

    “他是你的亲戚？”

    “太太，不，不是亲戚，——只是一个同伴。他对我的工作绝不会有妨碍，”巴布林连忙添了一句，好像他预料到会遇着我祖母的反对似的。“他吃我的，跟我住在一间屋子；他对我会有好处的，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不是恭维的话，实在是好的，并且他的道德也是可以作为模范的。”

    祖母咬咬嘴唇，半闭着眼睛，听完了巴布林的话。

    “他用你的钱吗？”

    “用我的钱，太太。”

    “你是为了慈善养他的吗？”

    “这是为了公道……因为一个穷人有帮助另一个穷人的义务。”

    “原来如此！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倒是有钱人的义务。”

    “在有钱人，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那是一种消遣……可是在我们这类人……”

    “唔，得啦，得啦，很好，”祖母打断了他的话，她想了一会儿，又带着鼻音问他，这是她平日不满意时的一种表示，“那么他多大年纪，你养的那个人？”

    “跟我同年，太太。”

    “你那样的年纪？我还以为他是你养大的呢。”

    “完全不是，太太；他是我的同伴，并且……”

    “得啦，”祖母又打断了他的话。“你分明是一个慈善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对的；在你这样身份的人，那的确是很大的怪脾气。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我会跟你说清楚你得做些什么工作。至于工钱呢……”祖母突然把她那干瘪的黄脸掉转过来，对着我用法语说：“Que faites vous ici？Allez étudier votre devoir de mythologie.[2]”

    我跳起来，走到祖母面前，吻了她的手，便走出去了，——并不是去念神话学，却只是到花园里去玩。

    祖母庄园里的这个花园很老而且很大，在一边的尽头处是一个活水池子，里面不仅有鲫鱼和鱼，并且还出现过如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白鱼。在池子的上方是一丛浓密的柳林；再往高处去，有一个斜坡，斜坡的两边密密地长满了榛树，接骨木，忍冬，野茨，树下生着一簇一簇的石楠和独活草。在那些灌木林中间有几块小小的空地，上面生满了碧绿的丝一样的细草，草丛中露出来各种各样的矮菌，用它们的淡红色、紫丁香色、草黄色的小帽子把草地装饰得五颜六色，非常有趣，同时还有金凤花的金色小球发出来点点亮光。在那儿一到春天就有夜莺唱歌，山乌啸鸣，杜鹃唤友；便是在夏季闷热的时候，那儿也是凉爽的，我常常喜欢走进那灌木茂林里去，在那儿有我所喜欢的隐秘的角落，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地想。我出了祖母的房间，便一直往这些角落中一个被我叫做“瑞士”的地方去。然而我还没有走到“瑞士”的时候，却从那个由半枯的枝子和鲜绿的枝叶编织成的细网里看出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发现这个地方了！这使我多么惊讶。那是一个身材很高、很高的人，穿了一件黄绒布的农民上衣，戴了一顶高的便帽，他正站在我最喜爱的那个地方！我悄悄地走近一些，仔细地看那张脸。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脸很长，很和善，生着一对发红的小眼睛和一根非常可笑的鼻子；那根鼻子拉长得像豆荚一样，垂在丰满的嘴唇上面；嘴唇不时颤动着，张开成一个圆圈，吹出一声尖细的口哨来，同时他那双瘦得见骨的手平放在胸膛上，那些长长的指头画圆圈似地在急急转动着。有时候手不动了，嘴唇也不吹哨、不颤动了，头却向前俯下来，好像在倾听似的。我更走近一些，更加注意地凝望着……这个陌生人的每只手里拿着一个浅口小杯，跟人们用来逗金丝雀引它们唱歌的杯子一样的东西。一根小树枝在我的脚下忽然发出声音来；陌生人吓了一跳，把他那两只昏暗不明的小眼睛掉过来，朝林子这边望一下，刚刚向后退了一步……可是他撞在一棵树上，不觉哼了一声，便站住了。

    我走到空地上来。陌生人对我微笑。

    “早安，”我说。

    “早安，小少爷。”

    我不高兴他叫我小少爷。干吗那么亲密！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板起脸孔问道。

    “啊，您看，”他仍旧带着微笑答道。“我逗小鸟儿唱歌。”他把他那两个小杯子让我看。“燕雀们唱和得多好听！在您这样小的年纪，您一定喜欢小鸟儿的歌声吧！请您听一听；我一做声叫，它们马上就会跟着唱起来的——多够味儿！”

    他便轻轻地碰他的小杯子，果然有一只燕雀从近处一棵山梨上回答地唱起来。陌生人不出声地笑着，朝我挤了挤眼。

    那种笑和那种眼色——陌生人的一举一动，他那含糊的、无力的声音，他那弯曲的腿，他那瘦瘦的手，甚至他的便帽，他的农民穿的绒布长上衣——他的一切都叫人感到温和的天性，天真与诙谐有趣的性情。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我问道。

    “今天才来。”

    “那么您不是他说到的那个……”

    “是巴布林先生跟太太讲过的吗？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您的同伴叫巴布林。您呢？”

    “我叫普宁。普宁是我的姓；普宁。他是巴布林，我是普宁。”他又把他的小杯子弄响起来。“听，听燕雀唱歌……它唱得多好啊！”

    我突然“非常地”喜欢起这个怪人来了。我跟一般的男孩一样，对陌生的人不是害怕就是摆架子，然而对这个人我却觉得好像多年以前就认识了他似的。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那儿有一个长凳子，我们可以坐，我们还可以从那个地方望见堤。”

    “好的，我们就走，”我的新朋友用唱歌般的声音答道。我让他在前面走。他走路时摇摇晃晃，脚擦着地，常常把头朝后仰。

    我注意到他的上衣背后领子下面挂着一根小穗子在晃动。

    “您那儿挂的是什么？”我问道。

    “哪儿？”他反问道，一面伸手到后面领子上去摸。“哈！这根小穗子吗？让它去吧。您知道，是缝在这儿做装饰的。并没有什么妨碍。”

    我把他带到长凳那儿，坐了下来；他坐在我旁边。

    “这儿真好！”他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真正好！你们这个花园真不错！啊，啊—呵！”

    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

    “您这顶帽子多古怪！”我不禁叫起来。“让我看看。”

    “好的，小少爷，好的。”他取下了帽子。我刚刚伸出手去接它，忽然一抬眼——就噗哧一声笑起来。普宁是个完完全全的秃头：在他那个光滑的白头皮包着的圆锥形头顶上面，简直看不见一根头发。

    他伸起手在自己的头上一摸，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他笑的时候，好像接不上气来一样，张大嘴，闭上眼睛，——前额上从上到下浮起了三条波浪似的皱纹。

    “喂？”他终于说话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鸡蛋吗？”

    “真正的，真正的鸡蛋！”我非常高兴地附和道。“您像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很久了。我从前的头发多漂亮啊！——简直是金羊毛，就跟阿尔戈的水手们[3]跨过深海去寻找的一模一样。”

    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是幸亏我念过神话学，我也知道阿尔戈的水手们是些什么人；不过使我更惊奇的是听见这个穿得几乎可以说是非常褴褛的人的嘴里吐出那个名字来。

    “我想，您念过神话学吧？”我问道，一面把他那顶便帽在我的手里翻来翻去。他的帽子垫的是棉花，镶边的皮子已经脱了毛，作帽檐的纸板也坏了。

    “我研究过那个科目，我亲爱的小少爷；我这一生中对什么事都花过相当功夫的！不过现在请您把我的遮头的东西还给我，我好用它来保护我的光头。”

    他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他那稍微发白的眉毛向下一动，他便问我是什么人，我的父母是谁。

    “我是这儿女主人的孙子，”我答道。“她就只有我一个亲人。爸爸和妈妈都死了。”

    普宁当胸画了一个十字。

    “愿他们早升天国！那么您是个孤儿；您也是继承人了。您那贵族的血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它就在您的小眼睛里跳动，而且嘶……嘶……嘶……嘶地在发火花……”他用手指头做了个血在发火花的样子。“喂，我的贵公子，请问您知道不知道我的同伴跟您祖母谈好了没有，他是不是得到了那个讲过要给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

    普宁叹了一口气。

    “唉！要是我们在这儿住下来多好！就是住一个短时期也好！不然我们又得飘来荡去，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生活的焦愁烦虑无止息，灵魂也在受苦不安……”

    “告诉我，”我插嘴说，“您是做教士的吗？”

    普宁掉过脸望我，眯了一下眼睛。

    “您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我的好少爷？”

    “您讲的话——跟人家在教堂里念的完全一样。”

    “是说我用了古经文的句子吗？不过您也不必惊奇。固然在寻常的谈话中不便常常用这种句子；可是当一个人的灵魂受到鼓舞在飞扬的时候，高尚的文句立刻就会出现了。不用说，您的先生——教俄国文学的教师——一定教过您这个了。他一定跟您解释过这个吧，是吗？”

    “没有；他没有解释，”我答道。“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是没有先生的。在莫斯科我倒有很多的先生。”

    “您要在乡下住很久吗？”

    “两个月吧，不会再多的；祖母说我在乡下给惯坏了。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女家庭教师。”

    “一个法国女人吗？”

    “一个法国女人。”

    普宁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

    “那么是一个小姐吗？”

    “是的，她叫做弗利格小姐。”我突然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没有一个男先生，却只有一个女家庭教师，完全跟一个小姑娘一样，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听她的话，”我轻蔑地加了一句。“我干吗去理她？”

    普宁摇摇头。

    “哈，这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你们太喜欢外国人了！凡是俄国的东西你们都轻视，外国的东西你们都崇拜。凡是从外国来的人你们都倾心……”

    “你说什么？你在用诗讲话吗？”我问道。

    “您以为怎样呢？我随时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它来得非常自然……”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花园里响起了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声音是从我们背后发出来的。这个跟我谈话的人连忙站起来。

    “再会，小少爷；我那个同伴在唤我，在找我啦……他有什么话告诉我呢？再会，原谅我……”

    他钻进了矮树林子里去不见了；我还在长凳上多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当愉快的感觉……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也从未跟这样的一个人谈过话。我渐渐地进到沉思中去了……可是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神话学，便只好动身回家去。

    回到家里，我知道祖母已经跟巴布林把事情谈妥了：他被派定住在靠近马房的下房中一间小屋子里面。他立刻就跟他的同伴一块儿在那儿住下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喝完了早茶，也没有向弗利格小姐告假，便跑到下房去。我想找昨天看见的那个怪人再谈谈。我没有敲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那种习惯——便一直走进屋子里去。我在那儿看见的并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普宁，却是那个养他的人，慈善家巴布林。他站在窗前，没有穿上衣，两腿叉开着，正在用一条长毛巾仔细地擦他的头和颈项。

    “您要什么？”他说，并不放下手来，却只是皱了皱眉毛。

    “普宁不在家吗？”我没有取下帽子，随随便便地问道。

    “普宁先生，尼坎德尔·瓦维雷奇现在的确不在家，”巴布林从容地答道。“不过请您注意，年轻人：不请求许可就这样跑进别人的屋子里来，这算是有礼貌吗？”

    我！……“年轻人！”……他怎么敢！？……我气得一张脸通红。

    “您大概不认得我，”我说，不再像先前那样地随便了，却带了一种傲慢的调子。“我是这儿太太的孙少爷。”

    “对我都是一样的，”巴布林答道，他又用他的毛巾去擦头和颈项了。“即使您就是孙少爷，您也没有随便走进别人屋子的权利。”

    “怎么能说是别人的屋子？您是什么意思？！我在这儿——无论在哪儿——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不，对不起：这儿——是我的家；因为讲定了这间屋子给我住，是用我的工作交换来的。”

    “请您不要教训我，”我打断了他；“我比您知道得更清楚……”

    “您应当受到教训，”他也抢着说，“因为您现在正是在这样的年纪……我知道我自己的义务，可是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权利，倘使您再要像这样地跟我讲话，那么我就不得不请您出去……”

    要不是普宁在这个时候脚擦着地一歪一倒地走进房来，那么我们的争论不知道会闹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大概从我们脸上的表情猜到我们两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情，马上露出最殷勤的快乐表情向我走来。

    “呀，小少爷！小少爷！”他乱舞着两只手叫起来，一面又在干笑。“我的好少爷！来看我的吧！你真的来了，我的好少爷！（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难道他真的用“你”字来称呼我吗？）喂，跟我来，我们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件东西……还坐在这个气闷的屋子里干吗呢？我们去吧。”

    我跟着普宁走了，可是走到门口，我认为应当回过头去用挑衅的眼光看看巴布林，好像在说：我并不怕你！

    他也同样地回答我的挑战，他并且拿毛巾蒙住鼻子大大地哼了一声——大概他要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瞧不起我！

    “您那个朋友多么不讲礼啊！”我们背后的房门刚刚关上，我就对普宁说。

    普宁吃了一惊，马上掉过他那张肥肿的脸来看我。

    “您在讲谁？”他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地问道。

    “啊，自然是讲他……他叫什么名字？那个……巴布林。”

    “您指帕拉蒙·谢苗诺维奇吗？”

    “嗯，是的；就是那个……浅黑皮肤的人。”

    “呃……呃……呃……！”普宁带着慈爱的责备的调子说。“小少爷，小少爷，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帕拉蒙·谢苗内奇[4]是个极可尊敬的人，他坚守着极严格的准则，非常认真，是个出色的人物！唔，不用说，他不肯让旁人侮辱他，因为他很看重他自己。这个人有很丰富的知识——他并不是做这种差使的人呢！好少爷，您得很客气地对待他；您知道，他是……”说到这儿普宁埋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一个共和主义者。”

    我睁大眼睛望着普宁。这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料到的。我从盖达诺夫的教科书和别的历史书上，早知道从前在古时候也有着共和主义者，那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总想象他们是一些戴着头盔、手拿圆盾、露出两条粗大的光腿的人；然而就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特别在俄罗斯，在这一个省里，居然真的会有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弄昏了我的脑子，简直叫我莫名其妙了！

    “是的，我的好少爷，是的！帕拉蒙·谢苗内奇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普宁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您知道以后应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吧。您想象看，我在那儿找着了什么！在红尾鸲的窝里面找着了一个杜鹃下的蛋！真妙！”

    我跟普宁一块儿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在心里不停地念着：“共和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怪不得他有那种蓝胡子！”我最后断定道。

    我对这两个人，普宁和巴布林的态度从那一天起就完全确定了。巴布林激起了我的敌意，可是不要多久，这种敌意里又混进了一种类似尊敬的感情。我竟然害怕他！就是在他当初对我的那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之后，我仍旧对他存着畏惧心。不用说，我并不害怕普宁；我甚至于并不尊敬他；坦白地说，我把他当作一个小丑看待，然而我却全心全意地爱他！跟他在一块儿过几个钟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听他讲他那些故事，在我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我祖母对我跟这个“普通人”（用法语说，是du commun）intimite[5]的事非常不高兴；可是我只要有脱身的机会，我就马上跑去找我那个古怪、有趣、可爱的朋友。而且在弗利格小姐离开以后，我和他会面的机会更多了。弗利格小姐因为跟一位过路的军官（一位二级陆军上尉）谈话，抱怨我们家中充满了沉闷无聊的空气，被我祖母辞退送回莫斯科去了。至于普宁呢，他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长时间地闲聊，却并不感到厌倦；好像他自己还在找这样的机会似的。我不知道听他讲了多少故事，在那些时候我跟他一块儿坐在芬芳的树荫里，干而柔滑的草上，头上是一片银色的白杨；或者我们坐在池畔芦苇丛中，倾斜的岸边潮湿的粗沙上，从那个地方突出来一些多节的树根，它们古怪地交缠在一块儿，仿佛是一些黑的血管，仿佛是一些蛇，又像是一些从地下国土里钻出来的怪物！普宁详细地对我叙述他的生平，讲他所遭逢的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事情，我总是怀着真诚的同情在听着。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堂的执事；——“他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喝了酒以后就变得极粗暴了。”

    普宁自己也在神学校里念过书。可是他受不了那厉害的“鞭笞”，并且对于神父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后来他便还俗了，因此他受尽了种种的痛苦，最后他成了一个流浪人。“倘使我没有遇到我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的话，”普宁常常这样地解释道（他谈起巴布林时总是这样讲法），“我一定会掉进贫穷和罪恶的泥坑里去了！”普宁讲话喜欢用夸张的句子——虽然他不是有意说谎，他却非常高兴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非常喜欢用夸大的言辞。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惊奇，对什么事都欢喜得不得了……我因为摹仿他，也学会了那种夸张，那种狂喜了。“看你变成怎样的疯子了——快画个十字，你怎么啦！”我的老保姆常常这样对我说。普宁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然而我更喜欢我常常跟他在一块儿念的书。我无法描写下来我当时体验到的那种情感；在那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书中的隐士或者仙人那样在我面前出现，胳肢窝底下夹一本大书，用他那弯曲的长指头偷偷地招呼我，神秘地递眼色，他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指着园中隐秘的深处，没有人会到那儿去寻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等着我们居然悄悄地逃了出来；等着我们平安地到了一个我们的秘密的角落；等着我们两个人并排地坐好了，等着书本慢慢地打开了，从书中发出来一股刺鼻的发霉的和陈旧的气味，当时的我在这气味里面却闻到了形容不出的芳香！我带着怎样的一种颤动，怀着怎样的一种默默的期待的不安，望着普宁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来！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我四周的一切全消失了……不，并没有消失，只是像一阵一阵的雾似地远远地飞走了，只留下一点友好和慈爱的印象！那些树木，那些绿叶，那些高高的草丛把我们遮住，跟其余的世界隔开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是跟诗在一块儿的，我们充满了诗，陶醉在诗里面，我们在进行着一件庄严、伟大、神秘的事情……普宁特别喜欢诗，有音乐性的铿锵的诗；他准备为它们牺牲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在念诗，他却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毕非亚[6]那样，庄严地，流畅地，带鼻音地高声叫出它们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起先他把诗轻轻地念上一遍，声音很低，就像念给他自己听的一样……他叫这个读法做试读；然后他就把同一首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自己马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带着半祈祷半命令的样子举起他的手。……用这样一种读法，我们不仅念完了罗蒙诺索夫[7]、苏马罗科夫[8]和康捷米尔[9]的诗（越是古老的诗，越合普宁的胃口），——连赫拉斯科夫[10]的《罗斯记》我们也全读了。说实在话，《罗斯记》使我特别满意。别的不说，那里面还有一个有丈夫气概的鞑靼女人，一个巨人般的女英雄；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忘记了，可是当时只要提到她的名字，我的手脚马上就变冷了！“是的，”普宁常常这样说，一面含有深意地点了点头，“赫拉斯科夫，他是不肯轻易把人放过的。有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行来——简直会碰痛你……你得提防啊！……你想抓住他……可是他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吹起喇叭来，吹起喇叭来，发出了类似铙钹的破铜声。他的名字真起得好！这个字：赫拉斯科夫！”普宁不满意罗蒙诺索夫的诗，觉得它们太简单，体裁太自由，对于杰尔查文[11]，他却抱着差不多是仇视的态度，他说，与其说杰尔查文是诗人，不如说他是侍臣更妥当些。在我们家里，不但没有一个人注意过文学，注意过诗，而且甚至认为诗歌，尤其是俄罗斯的诗歌，都是鄙陋粗俗的东西；我的祖母甚至不称它们做诗歌，只叫它们做“唱曲”[12]；她以为这些“唱曲”的作者不是酒鬼，就是大傻瓜。我是在这一类的观念中长大的，所以我必须在下面两条路中拣一条走：或者带着厌恶地离开普宁，——而且他是那样脏，那样懒散，跟我那贵族的习惯不相容——不然，就让自己被他吸引，受他征服，学他的榜样，也染上他那种爱诗的热狂……我正是走了后一条路。我也念起诗来，照祖母的说法，便是哼起唱曲来了。我自己也试着写诗，我做了一首咏手摇风琴的诗，里面就有这样的两句：

    看，粗的轴子团团地转，

    它的齿轮在里头滋滋地响。

    普宁称赞说这里面有一种摹仿声音的旋律，不过他不赞成这个主题，说是它本身卑下，不值得拿来写抒情诗。

    唉！这一切的努力，感情与欢乐，我们的清静的读书，我们在一块儿的生活，我们的诗，——一下子全完了。灾难像一个晴天霹雳似地突然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祖母的脾气跟当时那班执行将军的脾气完全一样，对什么事都爱讲究清洁和有秩序，不用说，我们的花园也应当弄得很清洁，很有秩序的。因此人们常常把一班免税农民，单身贫穷的农民和那些额外家仆[13]，或者失宠的佣人都“赶”到花园里去，要他们打扫小路，拔除花坛上的草，挖松并且弄细花床上的土。有一天，这种工作正在乱哄哄地进行的时候，祖母带着我到花园里来了。在树丛中，在草地上，到处都看得见白的、红的、灰蓝的衬衫；到处都听得见铲子声和它们铲地的声音，土块倒进筛子里去的声音，以及筛子筛土的声音。祖母从那些劳动的人身边走过，她用她那一双老鹰眼似的眼睛立刻看出来，他们里面有一个人不及别人勤快，而且好像不高兴似地脱下了帽子。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有一张瘦脸和一对凹进去的无光的眼睛，他那件棉布长衫完全破了，到处都是补钉，连他那一对窄小的肩头也盖不住。

    “这是谁？”祖母掉过头向那个踮起脚跟在她后面的菲利佩奇问道。

    “您……指的……是谁？”菲利佩奇结结巴巴地说。

    “哦，傻瓜！我是指那个像狼一样地望着我的人。他就站在那儿，不干活。”

    “这个，太太！是的，太太。……这……这……这是……叶尔米尔，那个死了的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的儿子。”

    这个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十年前在我祖母家当总管，很得我祖母的欢心；可是他忽然失宠了，就这样突然降为照料家畜的工人，而且不久连这个位置也丢掉了，他越降越低，栽一个大跟斗，掉到远远的村子里去了，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小屋里，每月靠一普特面粉的口粮，勉强地过日子，后来得疯瘫病死了，留下一家人，穷得毫无办法。

    “哈哈！”我祖母大声说，“真不错，苹果落地离树不远[14]！好吧，我们也会给这个人想个办法。我不需要我这儿的人对我皱眉头。”

    祖母回房里去了——作出了安排。过了三个钟头，叶尔米尔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了”，被人带到她的书房的窗下来。这个不幸的少年要被流放。[15]离他不过几步的光景，墙外停着一辆装载他那简单行李的农家小车。在当时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叶尔米尔站在那儿，头埋着，头上没有戴帽子，光着两只脚。一双靴子用绳子拴着挂在他的背后；他的脸朝着太太的宅子，脸上没有绝望、悲痛、甚至惊愕的表情；只有一种愚蠢的冷笑冻结在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面。他那一对干燥的、半闭着的眼睛固执地望着地面。有人来报告祖母说，他已经来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她的绸衣一路上发出了轻微的声。她又把那副长柄金边的双眼镜架在鼻梁上，望了望那个新的被流放者。当时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以外还有四个人：总管，巴布林，值日的小听差和我。

    祖母把她的头朝下动了动……

    “太太，”忽然响起来一个嘶哑的、差不多是挤出来的声音。我向四周一看。巴布林的脸变得通红……成了深红色；在他那对皱起的眉毛下面现出来小小的强烈的光点……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他，巴布林，是他发出这一声“太太”来的。

    祖母也朝四周看了看，把她的长柄眼镜从叶尔米尔掉向巴布林。

    “谁在……讲话？”她慢吞吞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话来。巴布林稍微向前移动一下。

    “太太，”他说，“是我……我很冒昧。我想……我斗胆报告您，像您现在这样做法是……不大妥当的。”

    “什么？”祖母说，还是一样的语调，并不拿开她的眼镜。

    “我有幸跟您……”巴布林继续往下说，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显然是费了劲说出来的，“我要跟您说明那个少年的事情，他就要给流放到远方去了……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一点错。像这种做法，我斗胆说，只会引起不满的……并且会产生别的——上帝不许的！——后果，而且这不外乎是滥用地主的权力。”

    “你……在哪儿念过书？”祖母停了一会儿，取下眼镜问道。

    巴布林吃了一惊。

    “太太，您问什么呢？”他讷讷地说。

    “我问你：你在哪儿念过书的？你用了这样高深的句子。”

    “我……我的教育……”巴布林说。

    祖母轻蔑地耸了耸肩。

    “看来，”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处置不合你的意吧。这对我是毫无关系的；在我自己的下人中间，我有着绝对的权力，谁也不能过问；只是我不习惯让人当我的面批评我，并且干预跟他们无关的事情。我这儿用不着平民出身的有学问的慈善家；我需要的是那些惟命是从的佣人。你来以前我就是这样生活，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这样生活。你不合我的意思，我把你开除了。”祖母又掉转头对总管说：“尼古拉·安东诺夫，把这个人的工钱算给他；让他在今天午饭前走！你听见吗？不要惹我生气。而且另外一个……那个跟他住在一块儿的傻瓜也得跟他一路走。——叶尔米尔还在等什么呢？”她朝窗外望了望，添了一句话，“我已经看见他了。还有什么呢？”祖母对着窗挥她的手帕，好像在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随后她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对着我们严厉地吩咐道：“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除了那个值日的听差以外，我们全退出去了，祖母的话对那个听差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祖母的命令切实地执行了。在午饭之前巴布林和我的朋友普宁便离开了我们的庄园。我现在不想来描写我的悲痛和我的真挚的、完全是孩子的绝望。我当时的悲痛和绝望的确是很强烈的，本来那个共和主义者巴布林的勇敢行为已经引起了我敬畏的赞叹，可是连这情感也被我那种悲痛和绝望压倒了。巴布林跟我祖母谈过话以后，马上就回到他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虽然我一直在他身边，其实是在普宁的身边，转来转去，他却始终不跟我讲一句话，也不望我一眼。普宁完全弄糊涂了，他也不说什么；不过他一直不停地望着我，眼里含着泪水……老是那几滴眼泪：不掉下来，也不干去。他不敢批评他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不会错的，——可是他很悲伤，难过。普宁跟我两个设法再念了一次《罗斯记》中的某一段，作为告别；我们为了这个便把自己锁在贮藏室里——不用想到花园里去了，然而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行，两个人就都念不下去了，虽说我已经有十二岁，平日爱夸口说自己是个大人，可是现在我却像一头小牛似地狂叫起来。巴布林坐进了那辆旅行马车以后，他终于掉过头来望着我，他脸上平日那种严厉的表情现在温和了些，他说：“年轻的先生，这对您倒是一个教训；您记住这件事情吧，等您将来长大了时，您要努力制止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您的心肠是好的，您的天性也还没有败坏……注意，当心；照这样做下去是不成的！”我的眼泪大量地流了下来，流到我的鼻头，流到我的嘴唇，流到我的下巴，我一边流泪，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会……我会记住，我答应……我会做到……一定……一定……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跟普宁拥抱过二十次了（他那未剃的胡须刺得我的脸发烧，我的身上沾满了他那种臭味），——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他跳到马车的座位上，高高地举起两只手，用了响雷般的声音（这从哪儿来的呢！）朗诵杰尔查文翻译的大卫的《诗篇》[16]，这一次杰尔查文不是一个侍臣，他是一个诗人了。

    万能的上帝起来了，

    他要在尘世众王的集会中审判他们！

    ……他说，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呢，

    你们纵容了邪恶与不义，你们，有罪的人？

    你们的职务是维护法律……

    “坐下来！”巴布林对他说。

    普宁坐下了，然而还在朗诵：

    你们的职务是使无辜的人免去困苦，

    使不幸的人得着庇护，

    使弱者不受有势力者的欺负……

    普宁说到“有势力者”的时候，他指着我们的宅子，随后又用指头点了一下马车夫的背。

    去解除穷人的束缚！

    他们并不注意！他们看见却不知道……

    尼古拉·安东诺夫从宅子里跑出来，用尽气力大声向马车夫叫道：“快走，笨蛋！快走；不要发呆啊！”马车便转动了。然而远远地还听得见普宁的声音：

    起来啊上帝，正直的上帝！……

    请您来裁判，惩罚邪恶与不义——

    只有您啊，应当由您来做尘世的惟一的国君！

    “这个小丑！”尼古拉·安东诺夫说。

    “他年轻时候没有挨够鞭子，”那个教堂执事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他是来问太太高兴在什么时候举行夜祷的。

    就在那天我知道叶尔米尔还在村子里，他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给送进城去办理应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本来是订下来限制地主们的专横的，可是它们却只成了有关的负责官员们额外收入的来源。那天我找到了他，因为我自己没有钱，我给了他一个包袱，在那里面我放了两条手帕，一双旧鞋，一把梳子，一件旧睡衣，和一条全新的绸领带。叶尔米尔睡在后院里车子旁边的一堆稻草上面，我唤醒了他，他相当冷淡地，而且还迟疑了一下，才接受了我的礼物，也不向我道谢，马上就把头埋在稻草上睡着了。我离开了他，多少有点扫兴。我原先想象着他看见我去找他，一定又惊讶又高兴，并且在这里面会看出来我的未来的宽大主张的一个保证——谁知他却……

    “无论怎样说，这些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道。

    在这个极可纪念的日子里，我的祖母不知为了什么居然给了我一个整天的自由，等我吃了晚饭向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却带了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你的眼睛红了，”她用法语对我说，“您身上有一股农民小屋里的气味。我不想调查您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您干过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愿意弄到非处罚您不可的地步——不过我希望您去掉所有你那些傻气，重新做一个有礼貌、懂规矩的孩子。我们不久就要回莫斯科去，我要给您请一个男教师，因为我知道，应当由一位男先生来管您才成。您去吧。”

    真的，这以后不多久我们就回到莫斯科去了。

    二

    一八三七年

    七年过去了。我们仍旧住在莫斯科，然而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的祖母在最近几年中间显得很衰老，不再来严厉地管束我了。在同学中我跟塔尔霍夫最熟，他是一个又快活又温和的年轻人。我们两人的习惯和趣味完全一样。塔尔霍夫非常爱好诗，他自己也写诗；而在我这一方面，普宁撒下的种子也没有白费。像一般知己的年轻朋友一样，我们彼此都不隐藏丝毫的秘密。然而在这几天里面我却注意到塔尔霍夫有一种兴奋不宁的神情……有一次一连几个钟头我都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像这样的事以前是没有过的。我正要用友谊的名义要求他坦白地把事情讲出来……他却先对我说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他的屋子里……

    他突然快活地红了脸，两只眼睛直望着我的面孔，对我说：“彼佳[17]，我一定要介绍我的穆莎[18]给你。”

    “介绍你的穆莎！你说得多奇怪！简直像一个古典派！（当时，一八三七年，正是浪漫主义的全盛时代。）好像我不是早就认识她——你那位穆莎似的！是不是你又写了一首新诗？”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塔尔霍夫仍旧红着脸带笑回答道。“我要介绍给你一个活的穆莎。”

    “啊！原来是这样！不过为什么她是你的呢？”

    “那，那是因为……啊，等一等，好像是她到这儿来了。”

    果然听见了走得快的小鞋跟轻轻的脚步声，接着房门大开了，门口现出来一个十八岁模样的少女，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印花布衫子，肩上披了一件黑呢的短斗篷，她那一头稍微蓬松的金丝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草帽。她看见我在这间屋子里，不觉吃了一惊，露出一点窘相，朝后退了一步……可是塔尔霍夫马上跑过去迎接她。

    “请，请，穆莎·帕夫洛夫娜，请进来！这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出色的人，很文静，实在很文静的……您用不着怕他。”他又掉头对我说：“彼佳，让我介绍我的穆莎——穆莎·帕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我的好朋友给你。”

    我鞠了一个躬。

    “怎么会这样……穆莎？”我说……

    塔尔霍夫大声笑起来。

    “你不知道在教堂历书上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吗？朋友，我见到这位可爱的小姐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穆莎！这个名字多可爱！而且跟她恰恰配得上！”

    我给我这个朋友的好友再点一个头。她从门口向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她的确很可爱，然而我不能够赞成塔尔霍夫的意见，我甚至在心里想：“嘿，她是怎样的一位穆莎啊！”

    她有一张稍带圆形的玫瑰色的脸，容貌是纤细、秀美的；从她整个娇小玲珑的身子里散发出一种新鲜活泼的青春的气息；然而说到穆莎，说到穆莎的化身，当时的我——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我们这般年轻人都认为穆莎的相貌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一，穆莎一定得有黑头发和苍白的皮肤！此外，轻蔑、高傲的表情，讽刺的微笑，充满灵感的眼光，还有一种神秘的、恶魔的、宿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穆莎的特点，那就是当时支配着一般男人心灵的、拜伦的穆莎。可是在刚才进来的那位少女的脸上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类的特征。倘使当时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我的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话，我或者会更留意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小而深，眼皮稍微厚一点，可是眼珠黑得像玛瑙一样，明亮而灵活——这倒是金发的人所不常有的。要是我在这对眼睛流动的、似乎躲躲闪闪的眼光里找不到诗的倾向，那么我也应当看出一个热情的灵魂（而且热情到了不顾自己的程度）的一些光芒来的……然而我那时太年轻了。

    我把手伸给穆莎·帕夫洛夫娜，——她没有把手伸给我，——可是她没有注意我的动作。她坐在塔尔霍夫给她放好的那把椅子上，但是她并没有把帽子和短斗篷脱下来。

    她明明感到局促不安；我在这儿使她很窘。她呼吸不均匀，而且过一阵吐一口长气，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

    “我到您这儿来只能待一分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她开口说，她的声音是低低的胸音；这样的声音，由她那深红的、差不多是孩子样的嘴唇里吐出来，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不过我们太太只准我出外半个钟头……前天您不大舒服……所以我想……”

    她口吃起来，把头埋下了。她那对黑眼睛在浓而低的眉毛下面，躲躲闪闪地不住往左右闪动。它们就像那些在炎热的夏天里，干草丛中，飞来飞去的活泼而闪光的黑色甲虫。

    “您多好啊，穆莎，穆佐奇加！”塔尔霍夫大声嚷起来。“不过您待下吧，您坐一会儿吧……我们马上就准备茶炊。”

    “啊，不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怎么可能呢！我马上就得走的。”

    “您歇歇吧，歇一会儿也成。您还在喘气……您太累了。”

    “我不累。我……不是因为那个……只是……请您给我换一本书；这一本我已经读完了。”她从衣袋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莫斯科版的灰色小书。

    “好的，好的。不过您觉得它怎样？您喜欢它吗？”他说到这儿又掉过头来对我说一句：“《罗斯拉夫列夫》[19]。”

    “是的。只是我觉得《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20]好得多。我们太太对看书管得很严。她说书妨碍工作。因为照她想来……”

    “可是，连《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也比不上普希金的《茨冈》不是吗？咦？穆莎·帕夫洛夫娜？”塔尔霍夫带笑地插嘴说。

    “当然啊！《茨冈》……”她慢慢地说。“啊，是的，还有一件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明天不要来……您知道是指哪儿……”

    “为什么呢？”

    “不行。”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个少女耸了耸肩，她突然离开椅子站起来，好像有谁推了她一把似的。

    “您到哪儿去，穆莎，穆佐奇加，”塔尔霍夫痛苦地唤道。“再坐一会儿！”

    “不，不，不行。”她很快地走到门口，握着门上的把手……

    “那么，至少把书拿去吧！”

    “下次再来拿。”

    塔尔霍夫向着少女跑过去，可是她一下子就走到门外去了。他差一点把鼻子碰在门上。

    “一个怎样的女孩子啊！简直是一只小蜥蜴！”他有点烦恼地说，然后就沉在深思里去了。

    我就待在塔尔霍夫的屋子里。我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塔尔霍夫也不想对我隐瞒什么。他告诉我，这个少女是一个小市民，一个女裁缝；他三个星期以前在一家时装店里第一次看见她，他到那儿去替一个住在外省的妹妹买一顶帽子；他见第一面就爱上了她，到第二天他居然跟她在街上讲起话来了；她好像也中意他似的。

    “请你不要以为，”他热烈地解释道，“你不应当想她坏。至少，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中间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情……”

    “坏！”我插嘴说。“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也不会以为你会后悔这件事的，好朋友！你得忍耐一下——往后事情会顺利的。”

    “我希望这样！”塔尔霍夫答道，他虽然笑了一下，可是说话的声音却很低。“不过，朋友，的确那个女孩子……我告诉你——你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典型。你没有机会好好地看她一下。她怕羞；哦，她多怕羞！而且多么固执！就是这种脾气！然而我就喜欢她那种害羞的脾气。这是独立的征候。我是狂热地爱上她了，好朋友！”

    塔尔霍夫热心地谈起他的“对象”来，他甚至把他写的一首叫做《我的穆莎》的诗的第一节念给我听。他的这种感情的流露并不合我的胃口。我暗暗地妒忌他。我不久便离开他走了。

    过了几天，我偶然走进商场[21]，正在场内一条小道上走着。这天是星期六；买东西的人非常多；在喧嚷拥挤中，只听见从四面八方送过来的店员们的叫卖声。我买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想尽可能地赶快离开这些讨厌的嘈杂声——我突然不自觉地……站住了；在一家水果店里面，我看见我朋友的那个熟人——穆莎，穆莎·帕夫洛夫娜！她的侧面正对着我，她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等待什么。我迟疑了片刻，便决定走过去跟她说话。可是我刚刚走进店门，揭下我的帽子，她惊惶地往后退了两步，连忙走到一个穿粗呢外套的老年人身边去，抓住他的胳膊，好像跑去求他保护似的。那个老年人正看着店员在给他称一磅葡萄干，这时也转过脸来朝着她——你想我当时是多么惊奇！我看出来他是谁呢？普宁！

    不错，是他；还是他的那双红肿的小眼睛，他的厚嘴唇，他的柔软的下垂的鼻子。这七年中间他简直没有大的改变；也许脸上肌肉有一点点松弛。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我叫起来，“您不认识我吗？”

    普宁吃了一惊，张大嘴，注意地望着我……

    “我没有荣幸……”他刚刚开头说，突然尖声叫起来：“三一村的小少爷！（我祖母的领地叫做三一村。）真的是三一村的小少爷吗？”——那一磅葡萄干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的确是的，”我答道；我从地上拾起了普宁买的葡萄干，然后跟他抱吻起来。

    他欢喜、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快要流眼泪了，他脱下他那顶便帽（这让我亲眼看见，在他那个“鸡蛋”上面，连最后的几根头发也完全绝迹了）。从帽底拉出一张手帕，用它来擤了鼻涕，把帽子跟葡萄干一块儿放到怀里去，然后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葡萄干又掉下来了……我不知道穆莎这一阵子在做些什么，我竭力不要去看她。我并不以为普宁的激动是由于他对我个人的极端的喜爱；这只是因为他的天性忍受不了任何一个意外的刺激。这些不幸的人的神经过敏！

    “到我们那儿去，到我们那儿去，亲爱的，”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您大概不会不高兴到我们那个简陋的小窝去吧？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学生……”

    “哪儿的话！正相反，我非常高兴去。”

    “您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吗？”

    “一点儿事也没有。”

    “好极了！帕拉蒙·谢苗内奇会多高兴啊！今天他会比平日回家早些；而她的女主人每星期六也放她出来。不过，对不起，我简直弄糊涂了。不用说，您还不认识我们的侄女吧？”

    我连忙接嘴说，我还没有得到这种愉快……

    “当然啦！您能够在哪儿遇到她呢？穆佐奇加……亲爱的先生，请您注意；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名字是穆莎——这不是绰号，这是她的真名字……这不是前定吗？穆佐奇加，我给你介绍这位……这位……”

    “Б.——”我提醒他道。

    “Б.——先生，”他跟着说。“穆佐奇加！你注意！你面前这位先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和气的年轻人。还是在他小的时候，命运就让我跟他碰到一块儿了！我求你把他当作好朋友看待！”

    我低低地鞠了一躬。穆莎的脸红得像罂粟花一样，她偷偷地望了我一眼，马上又把眼睛埋下去了。

    “啊！”我想道，“你是一个受窘的时候脸色不变苍白、却变得通红的女人；我得留心这个！”

    “请您不要见怪。我们这个女孩子不是一个时髦的女子，”普宁说，就走出水果店到街上去了；穆莎和我跟在他后面。

    普宁住在花园街，离商场相当远。在到那儿去的路上，我从前那位教诗的先生便有时间详细地告诉我他的生活情形。自从我们分别以后，他和巴布林两人各处流浪，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一直到不久以前——不过一年半前——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住家。巴布林居然在一个有钱的商人兼工业家的事务所里面找到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

    “这不是一个好差使，”普宁叹口气说：“工作多，薪金有限……不过还有什么事可做？连找这个差使也得感谢上帝！我也想找点抄写和教书的工作来挣几个钱；可是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您也许还记得，我的字体是老式的，不合现代人的胃口；至于教书，最大的困难便是我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而且我害怕教到俄罗斯文学这门功课，我也不合现代人的胃口；所以我只好坐着挨饿。（普宁笑了起来，还是他那沉滞的哑声的笑。他还保留着他从前那种夸大的口吻，和他从前那种爱押韵的习惯。）什么都朝新的方面，朝新的方面走！我敢说，您也不再崇拜旧的神，却在新的偶像面前低头？”

    “您呢，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您仍然崇拜赫拉斯科夫吗？”

    普宁站住不动了，马上挥舞起双手来。

    “最高的程度，先生！最—高—的—程—度！”

    “您不念普希金的诗吗？您不喜欢普希金吗？”

    普宁又把他的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高过了他的头。

    “普希金？普希金是一条隐在绿枝中间的蛇，他却有夜莺的歌喉！”

    普宁和我两人一面谈着话，一面在那所谓“白石的”莫斯科[22]（这个莫斯科其实没有一块石头，而且一点也不白）的高低不平的砖砌的人行道上小心地下着步子，——穆莎静静地在我们旁边走着，不过离我远些。我讲到她的时候，我称她做“您的侄女”。普宁沉默了一会儿，搔了搔他的后脑壳，压低声音对我说，他这样称呼她……只是为了方便：她根本不是他的亲属；她是一个孤女，是巴布林在沃龙涅什城拾来养大的；不过他，普宁，也可以叫她做他的女儿，因为他爱她，并不比爱亲生的女儿差。我相信，普宁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故意压低了声音，可是穆莎却也能够完全听得明白；她同时又气，又羞，又窘；在她的脸上红一阵又暗一阵，那张脸上的一切，眼皮啦，眉毛啦，嘴唇啦，窄小的鼻子啦，全在微微地颤动。这一切都很动人，很有趣，而且很古怪。

    最后我们到了那个“简陋的小窝”了。那个小窝的确是很简陋的。这是一栋单层的小屋，木板的屋顶是倾斜的，正面有四扇阴暗的窗户，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好像沉到地底下去了一样。屋子里的家具寒碜极了，而且也不十分干净。窗间和墙上都挂满了小小的木鸟笼，数目约有一打的光景，里面养着一些百灵鸟，金丝鸟，金翅雀和黄雀。“我的部下！”普宁指着它们得意地说。我们还没来得及走进屋子，向四面看看，普宁还没来得及把穆莎差出去准备茶炊的时候，巴布林本人就出现了。他看来比普宁老了许多，虽说他走起路来还是一样地坚定，而且就大体说，他脸上的表情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却瘦了，背也显得微驼了，他的脸颊陷进去了，在他那蓬乱的浓密的黑发中间“白发增多了”。他认不得我了，等到普宁说出了我的名字，他也不曾表示特别高兴；连他的眼睛里也没有露一丝笑意；他只点了点头；他问我——很随便很冷淡地问——我祖母[23]是不是还活着，就再没有讲别的话了。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并不欢迎你这个贵族的拜访，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共和主义者到底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穆莎回来了；一个衰老的小老太婆跟在她后面，端了一个擦得不干净的茶炊。普宁开始忙乱起来，请我吃东西；巴布林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支着头，用他那疲乏的眼睛朝四面看。可是喝茶的时候，他却谈起话来了。他对他的位置并不满意。他这样谈到他的老板：“他是个吝啬鬼，不是人；他雇用的人在他的眼睛里不过是废物罢了，一点儿也不算什么；可是他自己不久以前还不是穿着农民的粗呢外衣？他就只有残忍，贪心。在他下面做事比在政府机关里做事还要坏！所有他这儿的生意就完全靠着欺诈和吹牛，再没有别的！”普宁听见这种不愉快的话，痛苦地长叹一声，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头不停地在动着，时而上下地动，时而左右两边地动……穆莎固执地不做声……明明有一个疑问在折磨她：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谨慎的呢，还是喜欢多嘴的？而且要是我故意做出谨慎的样子，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她那双灵活的、不安的黑眼睛在半垂的眼皮下面闪动着。只有一次她射过眼光来望我，那是多么好奇，多么探索，而且差不多带恶意的眼光……简直叫我大吃一惊。巴布林就很少跟她讲话；不过他每次对她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总带了一种忧郁的、并不像父亲的慈爱的调子。

    普宁跟他正相反，普宁不停地跟穆莎开玩笑；然而她总是不情愿地回答他。他称她做“白雪姑娘”，“小雪花”。

    “您为什么给穆莎·帕夫洛夫娜起这样的名字呢？”我问道。

    普宁笑了起来。

    “因为她是我们家里冷冰冰的。”

    “她聪明解事，”巴布林插嘴说，“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应当这样。”

    “我们也可以叫她做这一家的主妇，”普宁大声说。“怎么？帕拉蒙·谢苗内奇？”巴布林皱起眉头来；穆莎把脸掉开了……我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里面含的意思。

    我们这样地过了两个钟头……虽说普宁用尽力气来“招待贵宾”，可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不很活跃。说到他的招待，例如，他蹲在一只金丝鸟的笼子前面，打开门，吩咐金丝鸟说：“飞到圆屋顶上去！开个演奏会！”——金丝鸟便飞出来了，站在圆屋顶上，就是说，在普宁的秃头上，不停地向左右两边转动，展扑它的小翅膀，然后卖力地唱了起来。在金丝鸟唱的时候，普宁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眯起眼睛，用手指轻轻地在指挥。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可是巴布林和穆莎两人都没有笑。

    在我正要告辞的时候，巴布林突然拿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来问我。他因为我正在大学里念书，所以想要我告诉他，芝诺[24]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芝诺是怎样的看法。

    “什么芝诺？”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道。

    “芝诺，古代的大贤。您不会不知道他吧？”

    我模模糊糊地记起了芝诺这个名字，他是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可是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是的，他是一个哲学家，”我后来就这样回答了。

    “芝诺就是说过下面一些话的那个贤人，”巴布林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他说受苦并不是恶，因为忍耐可以战胜一切，世界上只有一个善，那就是正义；而德性本身也就只是正义。”

    普宁恭恭敬敬地听着。

    “这段话是一个住在这儿收藏了很多古书的人告诉我的，”巴布林继续往下说；“我很喜欢这段话。可是我看您对这种题目并不发生兴趣。”

    巴布林说得不错。对那种题目我实在没有一点儿兴趣。自从我进了大学以后，我也就变成了一个像巴布林那样的共和主义者了。我倒很高兴去谈论米拉波[25]和罗伯斯庇尔[26]。罗伯斯庇尔的确多了不起啊！……在我的写字台上面还挂着福基叶—丹维尔[27]和夏立叶[28]的石印像！然而芝诺！！从哪儿来的芝诺呢？

    我告别的时候，普宁很殷切地要求我第二天（那是星期日）再去看他们；巴布林根本不邀请我，他甚至低声说，我不会高兴跟他们那种普通人，那种平民谈话，而且我祖母也可能会不满意……然而他说到这儿，我便打断了他的话，我让他知道我已经不再受祖母的管束了。

    “可是您还没有得到产业吧？”巴布林问道。

    “没有，我并没有，”我答道。

    “啊，那么……”巴布林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是我替他接下去了：“那么我还是个小孩子。”

    “再见，”我高声说了一句，便走了。

    我已经走出院子到了街上……穆莎突然从房子里跑出来，把一小张折皱了的纸条塞在我的手里，马上就不见了。我等走到第一根灯柱前面便站住，打开纸条来看。那是一个字条。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认出那些颜色很浅的铅笔字来。穆莎这样写着：“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明天礼拜以后到库塔非娅塔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29]来我等着您不要拒绝我不要使我不快活我一定得跟您见面。”这张字条上没有一个错字，可是也没有加上一个标点。我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回了家。

    第二天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一刻钟，我就走近了库塔非娅塔（这时候是四月初，树木正在发芽，草也在发绿，麻雀在没有叶子的丁香枝上吱吱喳喳地叫嚷争吵），但是我看见穆莎已经在离栅栏不远的路旁了，这倒使我大吃一惊。她比我还到得早，我正要向她走过去；可是她已经迎着我走来了。

    “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墙去吧，”她埋下眼睛朝地上看了一转，着急地小声说，“这儿有人。”

    我们沿着上山坡的路往上走。

    “穆莎·帕夫洛夫娜，”我开始说……可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

    “请您不要批评我，”她还是用她那种急促而压低的声音说，“不要当我有什么坏事情。我给您写信，约您会一次面，因为……我害怕……我觉得昨天，——您好像一直在暗笑。您听着，”她突然用劲地添了这一句，马上站住了，转过脸向着我：“请听着，倘使您讲出来我跟谁……倘使您提起那个人的名字，我是指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遇着的那个人，我就会跳下水去，我会淹死自己，我会自杀！”

    她说到这儿，才第一次用她那我已经熟悉了的锐敏的、探索的眼光望我。

    “我看她大概会做的，真的……怕是难免的吧？”我暗想道。

    “啊哟，穆莎·帕夫洛夫娜！”我连忙说。“您怎么把我想得这样坏？您想我能够出卖我的朋友，害您吗？并且拿我所知道的来说，你们的关系也是没有可以指责的……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放心吧。”

    穆莎静静地听我讲话，她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也不再望我一眼。

    “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您，”她说，又继续往前面走了，“否则您会以为我发疯了！我得告诉您，那个老头儿想跟我结婚呢！”

    “哪个老头儿？那个秃头吗？普宁？”

    “不——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帕拉蒙·谢苗内奇。”

    “巴布林吗？”

    “就是他。”

    “可能吗？他向您求婚没有？”

    “他求婚了。”

    “然而不用说，您没有答应他吧？”

    “不，我答应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现在——完全两样了。”

    我惊讶得拍起手来。

    “巴布林——同您！他快五十岁了吧。”

    “他自己说是四十三。不过那倒没有关系。他就是二十五岁，我也不肯嫁给他。那会有什么快乐呢？他可以整整一个星期不笑一次。帕拉蒙·谢苗内奇是我的恩人，我受过他的大恩；他抚养我，教育我；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完了；我理应尊敬他像一个父亲……可是做他的妻子！我宁愿死！我宁愿睡到棺材里去！”

    “为什么您老是讲到死呢，穆莎·帕夫洛夫娜？……”

    穆莎又站住了。

    “难道生命就是那么美好吗？我可以说，连您那位朋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我也是由于自己的痛苦和烦闷，才爱上他的，——可是帕拉蒙·谢苗内奇却向我求婚了……普宁虽然常常拿他的诗歌来麻烦我，可是他至少不叫人害怕；在晚上我倦得头要从肩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也并不逼我念卡拉姆辛[30]的作品。这两个老头儿跟我有什么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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