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这是大约两点钟的事。打台球的先生有：大客人（我们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公爵（他总是同大客人一起来），留小胡子的老爷，小个子的骠骑兵，当过演员的奥利弗，还有波兰老爷。人可真不少。

    大客人同公爵打台球。只有我手拿记分板，在台盘周围走来走去，数我的数：九比四十八，十二比四十八。干我们记分员这一行，谁都知道，你还没有一点东西进嘴，一连两宿没有睡觉，可还得一个劲儿喊叫，从网袋里掏球。我一边数数，一边东张西望，只见一个陌生的老爷走进门来，看了看，就坐在小长沙发上。好啊。

    “我说这个人是谁呀？是什么身份？”我暗自揣摩着。

    他衣着干干净净，笔挺笔挺，好像全身衣服是刚做好才穿上身似的：格子花呢的裤子，时髦的短短的上衣，毛绒的背心，还有一根金链条，链条上挂着各种小玩意儿。

    他穿得干净，人长得更清秀：修长的身材，头发按时髦式样向前卷，脸上白里透红，嘿，一句话，是个英俊的青年。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遇到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有达官贵人，也有不少败类，所以尽管当个记分员，也得会敷衍各种人，换句话说，要有点儿手腕。

    我望了望那位老爷，见他静静地坐着，跟谁也不认得，全身衣服崭新；我揣摩，他要么是外国人，英国人，要么是外地来的伯爵。他尽管年轻，派头倒挺大。坐在他旁边的奥利弗竟让开了一点儿。

    一盘打完了。大客人输了，冲我喊道：

    “你老是瞎报，你数得不对头，尽东张西望的。”

    他骂了一通，把枪棒一扔就走了。这个人也真怪！平常晚上跟公爵打一盘要来五十卢布的输赢，这会儿才输了一瓶马孔葡萄酒，心里就不舒服了。瞧这种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打到两点钟，都不往网袋里放钱，我就知道，两人都身无分文了，可还要摆阔气。

    “先来二十五卢布打角，行吗？”

    “行！”

    我只要稍一走神，或者没有把球放对——我又不是石头人！——他还想打我的耳光哩！

    “又不是赌木头片儿，”他说，“赌的是钱。”

    这个人最叫我为难了。

    嘿，好啊。大客人走后，公爵才对那个新来的老爷说：

    “跟我打一盘好不好？”

    “好啊。”他说。

    他坐在那儿，模样儿简直像个傻瓜！他倒想装得大模大样，可一站起来，走到台盘跟前，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胆怯了。不论胆怯不胆怯，可分明是不自在。不知道是穿了崭新的衣服不好意思，还是怕人家都瞧他，反正原来那副架子不见了。他走路时不知怎么的侧着身子，衣袋叫网袋挂住，用白粉擦枪棒时，又把白粉弄掉了。他不论站在哪儿打球，总要回头看看，涨红了脸。公爵就不同了，打台球在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拿白粉擦擦枪棒，擦擦手，卷起袖子就打，打得网袋里满是球，都快把网袋撑破了，虽说他身材矮小。

    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公爵放下枪棒，说道：

    “请问贵姓？”

    “涅赫柳多夫。”他说。

    “令尊当过军长吧？”公爵问道。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们用法语你一言我一语急促地说起什么来，我就听不懂了。大概都在列举亲戚吧。

    “再见，”公爵用法语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他洗完手，吃东西去了；那一位拿着枪棒站在台盘旁边，偶尔推一下球。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对新来的人态度越粗鲁越好，所以我就把一只只球收拾到一起。他红了脸，说：

    “还可以打吗？”

    “当然，”我说，“摆着台盘就是为打球用的。”我并不看他，把枪棒摆好。

    “愿意跟我打吗？”

    “请吧，先生。”我说。

    我摆好球。

    “赌钻台盘好不好？”

    “赌钻台盘？”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说，“您要是输了，给我半个卢布，我要是输了，就在台盘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很好玩，笑起来了。

    “来吧。”他说。

    好啊。我说：

    “您先让我几分？”

    “难道您打得不如我？”他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们这儿能打得过您的人很少。”

    我们打起来了。他真以为自己是个行家，劈里啪啦打得很来劲；那波兰老爷坐在那儿，不停地说：

    “瞧这个球！瞧这一枪！”

    真是！……他只管打，可一点也不会算计。好吧，我照例输了第一盘，钻了台盘，呼哧呼哧直喘气。这时奥利弗和波兰老爷霍地站起来，敲着枪棒。

    “好极了！再钻一回，”他们说，“再钻一回！”

    干吗“再钻一回”！尤其是那波兰老爷，为了半个卢布，不用说钻台盘，无论往哪儿钻都是乐意的。可他还装蒜，喊道：

    “好极了，”他说，“还没有把尘土全擦干净呢。”

    记分员彼得鲁什卡[1]，我想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先有个记分员叫秋林，现在是彼得鲁什卡了。

    只是打台球的本事，我当然还没有露，我又输了第二盘。

    “先生，我实在不是您的对手啊。”我说。

    他笑着。后来我赢了三盘——他原来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就把枪棒往台盘上一放，说：

    “老爷，打加倍行不行？”

    “怎么打加倍？”他说。

    “要么您欠我三卢布，要么什么也不算。”我说。

    “怎么？”他说，“难道我跟你是赌钱的？傻瓜！”

    他的脸都红起来了。

    好啊。他输了一盘。

    “行啦。”他说。

    他拿出皮夹子，崭新崭新的，从英国商店里买的，打了开来，我就看出，他是想摆阔。皮夹子里装满了钞票，全是一百卢布一张的。

    “不行，”他说，“这里没有零钱。”

    他从小钱包里拿出三个卢布。

    “给你两个卢布，是打球输的，其余的拿去喝酒吧。”

    我说，太谢谢啦。我看，他真是个好老爷！为这样的人，钻台盘也心甘。只可惜他不愿意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可以施展手段，转眼就捞它二十来个卢布，甚至四十个卢布。

    波兰老爷一看见年轻老爷的钱，就说：“跟我来一盘好不好？您打得棒极了。”他来拍马屁了。“不行，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老爷说完就走了。

    这个波兰老爷，鬼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波兰老爷，就这样叫开来了。他常常成天坐在台球房里，只管瞧着。人家揍过他，也骂过他，都不拉他打球，他总是自己坐在那儿，带烟斗来抽烟。可台球打得很精……这老油子！

    好啊。涅赫柳多夫来了第二回，第三回，经常来了。往往早晚都来。打三只球，打落袋，打三角，全懂了。胆子大了些，跟大家都熟了，打得也好了。当然，一个年轻人，出身名门，有钱，谁都尊敬他。只是跟大客人抬过一回杠。

    那是因为一件小事。

    公爵，大客人，涅赫柳多夫，奥利弗以及另一个人在打落袋。涅赫柳多夫站在炉子旁边，跟谁在说话，大客人正要打——当时他酒可喝多了。他的球正好在炉子那边；那地方有点局促，他却喜欢甩开膀子打。

    瞧他，也不知是没有瞧见涅赫柳多夫，还是存心的，一甩开膀子，那枪棒把儿就啪的一声打在涅赫柳多夫的胸口上！可怜的人惨叫了一声。结果怎么样？那粗野东西就是不道个歉！自管走开，连看也不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嘴里还叽叽咕咕，说什么：“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球也不好打。难道没有空地方？”

    那一位走到他跟前，满脸煞白，可还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

    “先生，您该先道歉，您撞了我了。”

    “我这会儿顾不上道歉，”他说，“我本该赢的，可现在人家要打掉我的球了。”

    那一位又对他说：

    “您应该道歉。”

    “您滚开，”他说，“唠叨个没完！”眼睛却只管看着自己的球。

    涅赫柳多夫靠他更近些，抓住他的一只手说：

    “您太不懂礼貌了，阁下！”

    尽管他文弱娇嫩像个美丽的少女，性子却偏激：眼珠子光芒逼人，真像要把大客人一口吃掉似的。然而大客人是个彪形大汉，涅赫柳多夫哪里是他的对手！

    “什—么，”他说，“我不懂礼貌！”

    他一边嚷，一边就要对涅赫柳多夫动手。在场的人连忙跑过来，拉住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拖开。

    大家哄哄嚷嚷，涅赫柳多夫说：

    “他要满足我的要求，他侮辱了我。”也就是说，他要同大客人决斗。当然啦，他们是先生，他们有这么个规矩……没办法！……嘿，一句话，他们是先生啊！

    “我决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不过是个娃娃。我要揪住他的耳朵揍他。”

    “要是您不愿意决斗，”涅赫柳多夫说，“您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说着差点儿哭了。

    “你是个娃娃，我对你一点也不见怪。”大客人说。

    他们两人照例被拉到两个房间里去。涅赫柳多夫跟公爵已有交情。他对公爵说：

    “看上帝面上，你去说服他，让他同意决斗吧！他醉了，也许会醒的。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了结。”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

    “我决斗过，也打过仗。我不能跟一个娃娃决斗。我不干，就这话。”

    有什么办法，他们说了又说，都没话了；从此大客人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

    在这件叫人不愉快的事情中，他就像一只小公鸡，自尊心很强……我是说涅赫柳多夫……至于其他的事，他就根本不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

    “你这儿家里有谁啊？”公爵问涅赫柳多夫。

    “谁也没有。”他说。

    “怎么谁也没有呢？”公爵又问。

    “为什么要有？”他说。

    “怎么为什么？”

    “我一直这样过日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放声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笑起来。大伙都笑话他。

    “那么从来没有过吗？”他们说。

    “从来没有。”

    他们笑得死去活来。我当然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在嘲笑他。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决不去！”涅赫柳多夫说。

    “得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你喝点酒壮壮胆，我们就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后生带走了。

    他们约摸一点来钟的时候才回来。大家坐下吃晚饭，人不少，都是最好的先生：阿塔诺夫，拉津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措夫。大家都嘻嘻哈哈，给涅赫柳多夫道喜。我被叫了去，只见他们一个个乐不可支。

    “你给老爷道喜吧。”他们说。

    “道什么喜？”我说。

    他是怎么说的？是说点化还是启蒙，我记不清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眉开眼笑。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好啊。后来大家来到台球房，全都喜气洋洋，唯独涅赫柳多夫变了样：两眼浑浊无光，嘴唇微动着，老是打嗝儿，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当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这会子可让他狼狈了。他走到台盘旁边，支上胳膊肘，就说：

    “你们都觉得好笑，我心里可难过。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公爵，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你，也不能原谅自己。”

    说着眼圈一红，放声哭起来。当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公爵走到他跟前，脸上笑吟吟的。

    “得啦，”他说，“小事一桩！……我们回家吧，阿纳托利。”

    “我哪儿也不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一个劲儿地哭。又不肯离开台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

    他就这样常到我们这儿来。有一回他跟公爵和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留小胡子的先生总是跟定公爵的，他是文官还是退伍的军官，上帝才知道，只是先生们全都管他叫费多特卡。他颧骨很高，长相难看，但穿得干干净净，来去都坐马车。先生们为什么喜欢他，只有天知道。费多特卡，费多特卡，一瞧，他们又是给他吃，又是给他喝，又是替他付钱。可真是个骗子！输了，不付钱；赢了，一把抓！他们倒也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揍过他，还要同他决斗……他老是挽着公爵来来去去。

    “你没有我就得完。我是费多特卡，可不是没种的。”

    还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唉，得啦。他们来了，说：

    “我们三个人打落袋吧。”

    “来吧。”他说。

    他们以三卢布做赌注。涅赫柳多夫跟公爵闲扯起来。

    “你瞧她的小腿多美。”他说。

    “不，腿算不了什么！她那辫子才美哩。”公爵说。

    当然，他们没有看打球，只是彼此说话。费多特卡可不忘他的事，只管使劲地打，那两个人却不是打空，就是让自己更不利。费多特卡就赢了他们每人六个卢布。他跟公爵天知道有什么旧账，彼此从来不付钱，涅赫柳多夫却掏出两张绿票[2]给了他。

    “不，我不想拿你的钱。我们来打普通的吧，就是说：要么加倍，要么一个子儿也不算。”

    我摆好球。费多特卡先动手，他们打了起来。涅赫柳多夫想露一手，中途有一次停下来说：我不想打，这太容易了。费多特卡却不忘他的事，只管慢慢打。当然，他暗中使手段，仿佛无意中又赢了一盘。

    “再打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只是小输小赢，”他说，“我不想赢你好多钱。打加倍吧？”

    “行。”

    不管怎么样，输掉五十卢布总是心痛的。涅赫柳多夫就要求说：“打加倍吧。”一盘接一盘，越打输得越多，已有两百八十卢布输掉了。费多特卡很懂策略：打普通的，他就输；打角，他就赢。公爵坐在那儿，看出情况不太妙了，说：

    “阿塞[3]，不打了。”

    哪里收得住！赌注越下越大。

    最后，涅赫柳多夫欠下五百多卢布。费多特卡把枪棒一放，说：

    “打够了吧？我累了。”

    打到天亮他心里都情愿，只要能捞钱……当然，这是手腕。那一位劲头却越来越大：来吧，再来吧。

    “不，”费多特卡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你可以在那儿捞本。”

    在我们楼上，先生们在打牌。先是打普列费兰斯，一会儿就打“爱不爱我”了。

    就从费多特卡欺哄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打一两盘台球，就上楼去，上楼去。

    他们在楼上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只不过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了，老是跟费多特卡一致行动。原先他总是衣着时髦，干干净净，卷着头发的，如今只有早上还是那副派头，上过楼以后，就头发蓬乱，衣服沾满绒毛和白粉，两手也肮脏了。

    有一回，就这副模样跟公爵一起下楼来，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争论着什么事。只听见他说：

    “我不许他对我说（他倒是说什么来着？）……说我好像不客气，说他不愿意用大牌吃掉我的小牌。我付给他一万卢布了，他当着别人的面说话该留点神才是。”

    “唉，得了吧，”公爵说，“犯得着生费多特卡的气吗？”

    “不，”他说，“这件事我可撂不下。”

    “算了，”公爵说，“您怎么可以不顾身份，去跟费多特卡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有旁人在场算什么？”公爵说，“我马上让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不。”他说。

    接着他们用法语叽叽咕咕说起来，我就听不懂了。结果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他们又跟费多特卡一起吃饭，言归于好了。

    好啊。另一次，他独自来了。

    “怎么样？”他说，“我打得好吗？”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得讨好每一个客人，我就说：你打得真好。其实他好什么呀，打得很笨，又一点不会算计。自从跟费多特卡结交上以后，他总是下赌注打台球。原先他是什么也不爱赌的，既不赌吃的东西，也不赌香槟酒。有时候公爵说：

    “赌一瓶香槟酒吧。”

    “不，”他说，“我干脆叫人拿来好了……喂！来一瓶香槟酒。”

    现在他总是真赌了。常常整天泡在我们这儿，不是跟谁打台球，就是上楼去。我寻思：怎么好处老让别人得，没我的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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