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子上，有气无力地抱怨着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总有个护士守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拿着一把勺子在调药；一会儿是劲头十足的中年人；一会儿又痴痴地笑起来，一副比露易丝还年少的样子。瑞秋表姐的性格变化足有一打多，而且一个比一个令人生厌。我似乎看见她逼着安布鲁斯跪在地上装狗熊，让孩子们骑在他背上，而安布鲁斯竟俯首帖耳，非常恭顺，真是丢尽了人。转眼她又会把自己打扮成穆斯林，头上系条丝带，我仿佛看到她嘟着嘴，不停地摆弄着那头卷发，那一头乱蓬蓬的卷发让人觉得做作，可是安布鲁斯却靠在椅子上，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她，脸上堆着白痴般的笑。

    五月中旬，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说决定整个夏天都要待在国外，我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差一点高声欢呼起来。这简直是一种从没有过的反叛，可我实在情不自禁。

    “你的瑞秋表姐还在被一大堆事务缠绕，而这些事又都得在我们回英国之前安排妥当。”安布鲁斯在信中说，“因此，尽管令人十分失望，但你可以想到，还是得推迟归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意大利的法律与我们的法律根本是两回事儿。要想在这两者间有所调和，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我好像是在大把花钱，然而花得是地方，所以才不吝惜。我们时常谈起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接着，又问了句家里的活计和他那些花草的情况，他对这些事的兴趣一如往常地热切，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竟然认为他会改变。

    他们这个夏天回不来，周围的邻居当然都非常失望。

    “或许，”帕斯科夫人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艾什利夫人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旅行。”

    “关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我答道，“安布鲁斯在信中提到他们曾在威尼斯待了一周，回去的时候，两人都得了风湿病。”

    她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风湿病？她妻子也得了风湿病？”她说，“真够倒霉的。”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她肯定比我想象的要老。”

    这个蠢女人，脑子都不会转弯。我两岁的时候，膝关节就有风湿病的感觉，年纪大的人告诉我，那种疼，是我在长个儿。就是现在，有时下点雨，我依然会有那种感觉。抛开这处不说，我和帕斯科夫人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却是不谋而合。瑞秋表姐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可头发已经灰白，甚至已经拄上了手杖，我能想象得出，当她只要不在她那个我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意大利花园里种玫瑰时，就坐在一张桌子旁，手杖捣着地，旁边围着几个律师，叽里咕噜地用意大利语说着什么，而我那可怜的安布鲁斯则耐心地坐在她身旁。

    为什么他不回来，让她自己去处理那些事呢？然而，这样一想，我的精神却马上振奋起来。因为那个痴痴傻笑的新娘已在我眼前化作一个日渐衰老的妇人，腰部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折磨得她痛苦不堪。我幼年住过的房间从我脑海中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起居室变成了女人的闺房，房内处处是屏风，即使在仲夏，炉火也烧得很旺，时时能听到烦躁的喊叫，一个劲儿叫斯考比再拿些煤炭来，她吸进去的煤烟一点儿一点儿地攫取她的生命。于是我又可以在出游的时候大声唱歌了，可以驱赶着狗追逐野兔，可以早饭前游个泳，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驾着安布鲁斯的小船在海湾航行，又可以在露易丝去伦敦度假时，用那里的时髦事儿逗她开心。二十三岁的年龄，心情本来就不大会忧伤。我的家还是我的家，没有人能从我手中夺走它。

    继而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来信中的语气变了，起初是难以察觉的，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然而再读他的信，我便看出信中所言都流露出一种压力，一种忧虑之情缠绕着他。可以看得出，其中一部分是思乡之情，思念他的故土，惦念着他的家产。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孤寂，那使我感到十分惊愕。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个结婚仅十个月的男人居然会感到孤独，他说漫长的夏季和秋季，日子实在难熬，冬天又极不寻常地临近了。虽然他们居住的别墅地势很高，里面却空气沉闷，令人窒息。他说自己总是像一只暴风雨来临前的狗一样，从一间房间蹿到另一间房间，然而并没有暴风雨来临，他总感到无法消除房内的沉闷空气，恨不得让瓢泼大雨把自己淋个透，即使这样会使他瘫痪也在所不惜。

    “我过去从没得过头痛病，”他说，“但现在我经常头痛，有时甚至视觉模糊，极不愿意看到阳光。对你的思念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有万千的话想要对你说，然而在一封信中又难以一一说清。今天，我妻子去镇上了，所以我才有机会给你寄信。”这是他第一次用“我妻子”这样的字眼，在这以前，他总是用“瑞秋”或“你的瑞秋表姐”。在我看来，“我妻子”这样的字眼很正式，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在这些信中，他只字未提回家的事，然而却总是表现出想得知家乡消息的急切心情，对我在信中所说的琐碎小事，他也总要评论一番，似乎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没有丝毫兴趣可言。

    复活节时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圣灵降临节时也无任何消息。我的焦虑不安与日俱增。我把不安告诉了教父，他说肯定是恶劣的天气延误了邮件，据报道欧洲已下了晚雪，恐怕五月底之前，我都无法指望收到佛罗伦萨的来信。安布鲁斯结婚已一年有余，离家已有一年半了，我十分担心他可能不再回归故里。显而易见，只一个夏季就使得他身心憔悴，如果再过一个夏季，他又会成什么样子呢？终于，到七月的时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简短而语无伦次的信，完全不像出自他本人，他平时那一贯清晰秀美的字体，现在也变成横七竖八、潦草不堪的一团乱麻，好像他难以握笔书写。

    “我这儿并非处处都顺心，”他写道，“在我上次给你写的信中，你肯定已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你还是什么都别说为好。她总是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已给你写过好几封信，但身边却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替我将信寄出。除非我自己外出寄信，否则这些信都无法抵达你手中。我患病以来无法外出走远。至于我的那些医生，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毫无信赖可言。他们是一群说谎者，全都是。那位刚由瑞纳提推荐来的医生更是一个杀人犯，很可能也是那伙人中的一个。他们对我的病情进行可怕的臆断，但我会击败他们的。”后面是一段空白，然后是一些潦草无法辨认的文字，之后便是他的签名。

    我让马夫系好马鞍，出发奔向教父家，让他看安布鲁斯的来信。像我一样，他也感到忧心忡忡。“好像已精神崩溃了，”他脱口说道，“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不是一封精神正常的人写的信，但愿……”他突然努了努嘴巴，缄口不语了。

    “但愿什么？”我问道。

    “你伯父菲利普，也就是安布鲁斯的父亲，死于脑瘤，你知道这件事，对吧？”他简要地说道。

    我如实告诉他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此事。

    “当然，这是你出生前的事了，”他说，“家里人向来不大谈这事，这种病是否会遗传，我认为医生也说不准。到目前为止，医学还远远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戴上眼镜，把信又看了一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我倒宁愿认为是这种可能。”他说。

    “哪种可能？”

    “安布鲁斯是喝醉时写这封信的。”要不是他已年过六十，又是我的教父，我一定会反驳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我一生中还从没看到安布鲁斯喝醉过。”我对他说。

    “我也没见过，”他干巴巴地说着，“我仅仅想在这两种可怕的情况中选择更好一些的可能性。我想你还是下定决心亲自去一趟意大利吧！”

    我说：“在来看你之前，我已决定要这么做了。”

    我骑马回家，但心中对启程上路的事一点底都没有。

    因为普利茅斯没有轮船去意大利，我不得不先到伦敦，然后到多佛，再搭乘邮政班轮到布劳根，接着再乘定期驿车穿过法国进入意大利。如果没有延误，我大约三周后到达佛罗伦萨。我的法语很蹩脚，对意大利语又一窍不通。然而，只要能到安布鲁斯身边，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向斯考比和仆人们作了简短的告别，只说我要匆忙去看望他们的主人，没提他生病的事。然后便在七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启程向伦敦进发，开始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做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旅行。

    马车拐上波得敏大道时，我看见马夫拿着一个邮袋策马向我奔来，我叫威灵顿勒马停车，那个男孩把邮袋递给我，我想安布鲁斯来信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然而这万分之一实实在在就在眼前。我从邮袋中取出信，打发那小子回去。威灵顿又扬鞭策马启程了。我从信中抽出一张纸片，举到马车窗口有亮光的地方，信上的字潦草不堪，几乎无法辨认。

    “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来吧！瑞秋——我的冤家——她终于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稍一耽搁，可能一切就太晚了。安布鲁斯。”

    信上只有这几句话，信纸上没有写信日期，信封上也没有邮戳，封信的是他的戒指。

    我坐在马车里，手里握着那张破信纸，心里清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在八月中旬之前送到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