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危险的关系》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个法国军人在闲暇时所写的一本小说，出版后即刻风行一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这本小说却被法院以“内容淫猥、有伤风化”为由而多次列为禁书，作者也因此而声名不彰。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经过许多作家的推崇赞赏，方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注意，恢复了它在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经典名著。

    《危险的关系》在一七八二年四月出版几天后，拉克洛家的一个朋友，本身也是一个小说家的里科博尼夫人，对此书的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德·肖德罗先生的儿子的文笔这么出色，我并不感到奇怪。才智在他的家里是世代相传的。但是他的才华、他的禀赋、他的优美的文笔都给用来使外国人对他国家的习俗风尚和他同胞的兴趣爱好产生如此令人反感的印象，我无法为这一点而赞扬他。”当《危险的关系》在一七八三年翻译成德语的时候，整个柏林都受到了震撼，而当此书于一七八四年在伦敦出版译本的时候，《每月书评》发出了可以预计得到的警告。尽管“此书的写作手法十分精湛巧妙”，但故事却是相当“丑恶”的。况且：

    托词“教育”是对读者大众的理解力的一种侮辱，因为该部作品本身是对大家所应遵守的各项礼仪和道德规范的粗暴大胆的践踏……勾引异性、密谋策划的场面如此肆无忌惮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因此要是一个人为书中所叙述的灾祸而受到“教育”，那就会有一千个人会因为书里的故事情节而堕落……书中勾勒描写以及巧妙地设想出的情节系由一系列受到掩饰的、隐秘的罪恶行为编织组合而成，它们的性质骇人听闻得使我们无法在这儿详尽叙述。我们阅读的时候，光说这些错综复杂的罪恶令我们感到厌恶，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受，实际上我们觉得毛骨悚然。据我们所知，书里所描写的人物不但可能出现在法国（那儿是故事的发生地点），而且也可能出现在别的那些宗教和习俗对人的信仰和德行更为有利的国家。然而，他们想在哪儿出现就在哪儿出现好了。我们非但不必把他们展现在读者大众的眼前，而且应当把他们交给他们所属的外层黑暗。 [1]

    实际上，当时不但国外的文学评论家感到惊恐不安，法国评论界的最初反应也同样强烈。书中是“一连串令人震惊和下流无耻的行为，”穆夫勒·德·安热维尔在《秘密回忆录》上这么说。“不管你对一般的社交圈子，特别是巴黎的社交圈子抱有多么不好的看法，”德·格里姆男爵在《文学通讯》上说，“我认为对一个年轻的女性而言，不可能遇到像阅读《危险的关系》那么危险有害的事了。”一本践踏了大多数人的道德准则、引得舆论一片哗然的作品必然会造成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这本小说首次印行的两千册在一七八二年四月的两个星期内即销售一空，于是马上再次重印，而到了那一年年底，这本小说至少还出现了十五种盗版。格里姆说：“最近出版的书中没有一本获得如此显著的成功。”这本小说的作者变得名噪一时，大家怀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炮兵军官完全跟他所写的那本书一样邪恶。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他自己设想出这样一部伤风败俗的作品，还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他只不过根据一批真实可靠的往来信件整理编缀成一本纪实小说。不管是上面的哪种方式，他都是一个“恶魔”。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特地订购了一本，但在把这本小说放进她的图书室之前，小心在意地命人把书重新装订了一下，封面上既无书名，也看不到作者的姓名。而德·夸尼侯爵夫人则不再在家里接待拉克洛，理由是如果她单独跟拉克洛呆在一起，她会感到害怕。这些趣闻逸事也许是杜撰出来的，并不实有其事，但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公众的普遍反应，他们感到自己好似在一个恶魔冷冷的、迷人的目光的逼视下无处藏身。然而，尽管舆论哗然，《危险的关系》在作者生前及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隔一阵子就继续再版重印，并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拉克洛没有再引起公众的非议不满。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上出版者所预告的续篇并没有付诸实行。《危险的关系》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最莫测高深的作家所著的头一本、也是他唯一的一本小说。

    皮埃尔·昂布罗瓦兹·弗朗索瓦·德·拉克洛在一七四一年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祖先可能是西班牙的摩尔人。他从小立志从军，十八岁的时候就进入炮兵学校，一七六一年获得少尉军衔。一七六二年，晋升为中尉后，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派到当时在拉罗歇尔组建的为了开赴海外与在印度和加拿大的英国军队作战的殖民军中服务，但是次年法国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及其海外扩张的“巴黎和约”，他想要在海外亲历战事的愿望彻底破灭了。自此之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军队只是不断调防，他在外省所属部队驻扎的城市里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他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此颇不满足，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一七六九年，经过在图尔和斯特拉斯堡的驻防后，他随着自己的兵团来到格勒诺布尔，在那儿一共呆了六年。根据司汤达的说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往后所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并对当时贵族的淫逸放荡的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闲暇的时候，为了消愁解闷，他开始创作诗歌。一七七五年，他调到了贝藏松，在那儿他编写了两出喜歌剧：《收生婆》和《埃尔内丝汀》，后者是根据里科博尼夫人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曾于一七七七年上演，但以失败而告终。一七七九年，他被派到德·蒙达朗贝尔侯爵手下去为侯爵在埃克斯岛上修建防御工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之余重新阅读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萌生了撰写小说的念头。他大概就是在埃克斯岛工作的二十三个月内开始创作，一七八一年九月，他又得到了半年休假，终于写出了令他名垂后世的《危险的关系》。一七八三年，他又被委派到拉罗歇尔去修建军械库，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年轻的玛丽·索朗热·杜普雷。一七八四年，他跟她生了一个儿子，由于遭到女方的家庭反对，两年后方才结婚。

    《危险的关系》出版之后，拉克洛写得少了，但并没有搁笔不写。一七八三年，他开始撰写论述有关《女子教育》的三篇文章的头一篇，可惜他生前没有能把其中的任何一篇写完。卢梭认为本性善良的自然的人只是在社会环境里才受到腐蚀变坏的。深受卢梭影响的拉克洛同样认为自然的妇女受到了由男子主宰的社会的奴役。只要妇女还是奴隶，她们就不可能接受教育。在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的时间来到之前，她们仍然愚昧无知，遭受束缚。他根据卢梭的观点，认为“大自然只创造自由的人，而社会只造出暴君和奴隶”。 [2]

    沃邦是十七世纪的法国著名元帅，曾在修筑防御工事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一七八六年，法兰西学院征文颂扬沃邦元帅，拉克洛却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做既太过分，也不得当；并且指出沃邦元帅在法国东北边境所修建的堡垒和要塞并非固若金汤，而是防线相当薄弱，容易遭受攻击。这引起了当时的陆军大臣的愤怒，不久他就给调到法国东部的图尔去接受反省。在那儿他认识了德·诺瓦耶子爵，子爵把他引见给思想开明的德·奥尔良公爵，德·奥尔良公爵后来把他带回巴黎，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拉克洛从而得以认识往后在大革命中产生重要作用的米拉波、塔莱朗等风云人物。大革命爆发后，他追随德·奥尔良公爵，在企图摄政的奥尔良公爵家族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成为雅各宾派机关报的主要编撰人。但在一七九一年七月的练兵场惨案后，他退出了雅各宾俱乐部。一七九二年八月，他得到丹东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他着手改组共和国的炮队，协助杜穆里埃将军和凯勒曼将军取得了瓦尔密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进犯。一七九三年，他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头一次是在三月末杜穆里埃投敌以后，他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被保释出狱，去试验他发明的威力巨大的空心炮弹。但到了十一月，他又因为与德·奥尔良公爵的关系而再次入狱。德·奥尔良公爵最终给送上了断头台，而他也差点儿掉了脑袋。他给关了十三个月，直到热月政变以后，方才出狱，重获自由。他提出的希望重新回到军队服务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在接下去的四年中，他是房地产抵押登记官。拿破仑上台执政后，他重入军中服务，先在莱茵兵团指挥炮兵，后又调到意大利兵团，在一八〇一年二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后，返回巴黎。一八〇三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炮兵司令，同年九月，在他驻防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因患痢疾去世。

    在那个经常见到大小人物横死暴亡的年代里，几乎不大有人注意到身为军人的拉克洛的辞世，作为小说家的拉克洛却留下了较为明显的踪迹，不过他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良好的回忆。他在世的时候，他那暗自策动革命的阴谋家的形象加深了他本来就不好的名声。他的小说出现了众多的盗版，始终具有大量的读者。根据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编写的戏剧也在舞台上演出，而有些作家则把“危险”或“关系”这样的词语列在自己的书名中，以求赢得作品的销路。然而到了一八〇〇年左右，这种风靡一时的景象多少已经过去了。等拿破仑倒台后，在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治下，拉克洛被视为一个曾经促使旧的政体垮台的危险的浪子和革命者。《危险的关系》在一八二三年被巴黎一家法院以“违反公共道德”为由而禁止出版发行。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中，只有司汤达对他怀有敬意。拉克洛的名字继续与“淫猥放荡”和“伤风败俗”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八六五年，对《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和《恶之花》的作者提起公诉的法院又把《危险的关系》列为禁书。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危险的关系》仍然受到冷遇；作为一种无言的制裁，文学史对它只字不提。后来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保尔·布尔热对他的揄扬以及波德莱尔有关这部小说的笔记的出版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纪德、马尔罗、吉罗杜、莫罗亚、罗歇·瓦扬、布托尔等作家都对他作了高度评价，恢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兴趣和注意。

    拉克洛声名的沉浮为我们如何评价看待一个作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在十九世纪，尽管读者大众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但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道德标准依然满怀信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社会和道德准则就可以引导人一心向善。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像拉克洛这样对人的美德和善行显得毫无信心的作家，作品所表现的又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景象，自然免不了要遭受冷眼。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的世界秩序给完全摧毁了，出现了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我们明白社会的不公同权力的分配并无什么必然的关联，人的行为往往是潜意识的动机的产物。同时旧有的道德标准也不断受到冲击，它们的根基受到了撼动，被人认为不足以用来维持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在这种新的知识氛围中，拉克洛的作品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显得相当真诚，他似乎早就以冷静敏锐的目光对人性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不过有些人却仍然竭力试图维护传统的道德体系。一九六〇年，罗歇·瓦迪姆导演的《危险的关系》的影片受到了审查，在法庭上引起了质疑，尽管影片最终被许可放映，但是却不准发往国外。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以后，当这部影片一九七四年在法国电视网上放映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的声浪。因为那时民众早已对不少影片中的色情镜头习以为常，根本不把这部影片当回事了。在这种新的相当自由的氛围中，拉克洛的小说最终取代了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成为十八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这本书的未经删节的精装、平装，附有评注及不带评注的各种版本在各处都能买到。拉克洛成了法国大学课程上规定研读的作家，他的经典作家的地位从而也就得到了确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他的作品可以十分顺利地经过改编转换到别的传播媒介上。

    保尔·阿沙尔在一九五二年的舞台改编本和瓦迪姆的影片只是为此铺平了道路。一九七四年，克洛德·普雷将拉克洛的小说改编成一出“书信体歌剧”。两年以后，瓦迪姆选取了拉克洛的书中的一些情节，拍摄了另一部影片《忠实的女子》，把故事的时间安排在一八二六年，结果并不怎么成功。同一年，阿尔贝托·塞萨尔·阿尔贝蒂以《战争里的爱情，爱情的战争》为题，相当自由地把故事移植到舞台上，利用书中的人物来剖析论述被看作两性之间的战争的男女关系。在德国，鲁道夫·弗利克的戏剧《危险的关系》（1979）之后出现了海纳·米勒的《四人组合》（1981），该戏也把拉克洛的书中人物安排成表现男女两性之间争斗的角色，展示了他相当前卫的个人的观点。一九八五年，克里斯托弗·汉普顿根据拉克洛的小说编写的舞台剧首次在英国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演出，大获成功，使得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一九八八年，斯蒂芬·弗里尔斯根据汉普顿的本子，重新拍摄了《危险的关系》影片，赢得了电影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米洛斯·福曼在一九八九年拍摄了《瓦尔蒙》，得到的反响却并不热烈。其后又出现了罗杰·肯布尔执导的《危险性游戏》（1999）、李在容执导的《丑闻》（2003）和迈克尔·卢卡斯执导的《危险的关系》（2005）。其中有些影片只是采用了拉克洛原作的故事情节，把它们移植到自己国家的土壤上，改变了故事原来的发生场所，与拉克洛的原作实际上并无多大关联。二〇〇三年，法国还拍摄了由卡特琳·德纳芙、鲁伯特·艾弗雷特、娜塔莎·金斯基等主演的长达两百多分钟的电视剧《危险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拉克洛的作品所蕴含的巨大的生命力。对于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当然只能根据其自身的价值来加以评判，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各个编导本人对拉克洛原作的理解和诠释，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以及在伦理道德和美学方面的观点，同时带有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色彩和痕迹。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无疑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出拉克洛原作的精髓和微妙之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拉克洛的作品经过屡次加工改造，却总能剪裁得适合流行的时尚潮流的口味。

    尽管拉克洛似乎对习俗风尚和道德规范抱有相当敏锐透彻的现代的观点，但他终究是生活在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往往意味着伏尔泰的尖刻辛辣的机智同卢梭的炽热奔放的理想主义的融合。启蒙主义思想家谈论着恶行和美德，认为充满善意、心地光明的人会一心致力于社会和个人的幸福。至于那些失去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则用理性来作为替代物；他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认为可以凭借理性来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这样人类就可以踏上进步发展的路途；理想的国度就位于这条道路的终点，最终愚昧、贫穷、迷信和诬枉不公的行为都会在那儿给彻底根除。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许多人觉得已经接近了他们心中所期望的乐土。拉克洛跟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思考着上面这些用黑体字表示的词语。

    可是与他十分钦佩仰慕的卢梭不同，拉克洛生来不愿对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思。他是一个相当孤僻内向的人，尽管经常出现在公众眼前，但是却并不试图去纠正人们对他抱有的不好的印象。他在公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生活中行为不检、政治上善于操纵别人的恶魔。他有自己的同盟者和仇敌，但是却没有一个朋友站出来公开为他辩护。他的行为举动并不能清楚地说明他的品格，而他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前后所撰写发表的少数文章也难以给他的为人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形象。

    幸好他在监狱之中和在军中任职服务时给他妻子所写的信件留存下来，给他的形象带来了温暖的色彩。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热爱妻子的人。他关在狱中的时候曾把自己的一绺头发剪下来寄给他的妻子，留作纪念。他牵挂他的孩子的健康，建议他的妻子带他们到乡间去散步溜达，不过告诫他的妻子不要在太阳落山以后、二氧化碳的气体特别浓重的时候带着孩子闯入林地。如果他的几个孩子希望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取得一个体面的地位，他们就一定要接受根基扎实的正规教育。然而，富于感情的心灵要比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头脑更为可取。真正的满足最终还是来自亲情。他认为爱能产生唯一值得拥有的财富，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在他行将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曾考虑要写另一本说明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幸福的小说。他达观地面对逆境，面对自己的失意和痛苦。他并不相信有什么神的安排，在他那布置得井然有序的世界体系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终止而已。但他表现出十分富有道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当时不断更迭的政体中追逐私利的领袖，他鄙夷不屑；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立身行事。

    拉克洛的书信表明他为人并不怎么活跃有趣，而是一个富有条理、拘板正直的人。尽管他给他的妻子最早的那批信件是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十多年后写的，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追求玛丽·索朗热的男子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变成一个政治阴谋家或一个性情乖戾、愤世嫉俗的人。他从不否认自己执笔撰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他所坚守的原则并没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反而带有真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也从不为他所写的那本小说感到懊悔，尽管他的声誉为此而受到损害。他难得提到自己的这部作品，不过每次提到的时候，他总不无得意地指出，曾经有两个意大利的主教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危险的关系》是一本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作品，十分适合用来教育青年一代。他对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零星的评论也表明他并没有改变他在一七八四年评论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时的观点，即虽然小说家的职责是观察、感受和描写，但富于感情的心灵在一个作家身上远比世间所有的才华来得重要。他似乎仍然坚持以前他和里科博尼夫人通信争论时所使用的论点。他曾用达尔杜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在莫里哀这个戏剧的第四幕结尾处，达尔杜弗已经顺利地控制了奥尔贡、他的家庭和他的产业。从法律方面来说，他已准备齐全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变得无懈可击，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恶棍。莫里哀在最后一幕确保正义取得了胜利。因此达尔杜弗受到的不是法律的处罚，而是来自高层当权者的处罚。

    我提出这种观点，因为我觉得一个宣扬道德的作家（不管他是剧作家，还是小说家）的权利正是在法律不作干预的时候方才开始表现出来。……一旦人们组成了社会，他们就只有在政府不对不法行为作出处罚的时候才有资格伸张正义。这种公众的正义就是对那些犯有错误的人讥讽嘲笑，而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义愤填膺。 [3]

    达尔杜弗并不是因为他在我们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遭受处罚，而是因为他一贯的为人处世的表现而遭受处罚。拉克洛认为这正是他在小说中所取得的结果。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身上，引到这类善于利用合法及正当之间的真空地带恣意妄为的人的身上，以此鼓动起“公众强烈的义愤”。

    这种论点清楚地反映了十八世纪启蒙文学需要赋予道德寓意的倾向，要求最终恶行受到惩罚，美德得到褒奖。如果拉克洛仍然表现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那么他的小说就也同样应该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习俗的产物。

    从风格情调和主题上都可以看出，《危险的关系》属于表现“浪荡男女”传统的一类小说。风流浪荡（libertinage）一词在《危险的关系》出版的时代不仅只意味着纵欲胡为，实际上仍然保有着几分它那“自由思想”的古意，专指一七〇〇年左右法国思想急进的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和当时旧有的道德观念表示反抗的思潮。在一个公开批评教会和国家机关会有危险的时代，“浪荡主义”的文学形成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威胁的有效的表示异议的形式，因为它对构成当时公众价值观念的基础的私人关系进行了大胆的表现和处理。属于这一传统的有些作家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描写，表现贵族的荒淫生活和思想情趣，同时反映当时恶的横行，展示人心中恶的观念，对于公认的社会及道德标准提出质疑，但笔调有时不免流于猥亵，格调也不高。拉克洛却不走这样的路子，他不愿在作品中明确表示自己个人的看法，也不追求露骨的色情描写，而是以周密复杂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细致的心理分析，构成艺术的力量。他书中的那对浪荡男女所参与的只是一场秘密的游戏，而只有无视社会公认的礼仪规矩的参与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赢得胜利。操纵控制替代了公正待人，性成为一种力量，而爱情却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可是《危险的关系》究竟是在批评还是在倡导这种态度呢？在放弃了阻碍个人满足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约束后，最终能达到自由吗？还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就在于使自我处于次要的地位，尊重别人的感情，接受礼貌得体的行为准则呢？大多数以浪荡男女为主题的小说家都以自由的名义，着手拓展描写的领域，冲破以前的禁区。拉克洛在意大利遇到的那两个主教可能确实相信他在《危险的关系》中对伤风败俗的行为加以谴责。然而，大多数跟他同时代的人在阅读了这部作品后都会觉得，这好像是给雄心勃勃的贪欢好色之徒提供的一本入门手册；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七八九年后读者大众所抱有的观点，他们认定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拉克洛这个耍弄阴谋的家伙在政治方面从事的丑恶勾当。

    将拉克洛置于“浪荡主义”的文学传统中，我们往往觉得《危险的关系》实际所要表达的意旨并不像它外表显示出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却找不到相当明确的答案。拉克洛对他在这部作品所要实现的意图从来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不错，在他给里科博尼夫人的信件中，他声称读者的反应表明他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之类以玩弄异性为乐的浪荡男女的强烈义愤。但这也可以被认为他只是不愿服输，煞费苦心地想在争论中获胜的一种说法而已。即使拉克洛从未否认这部小说出自他的手笔，但我们对他所恪守的生活信条却并不了然。

    不过，拉克洛完全有理由为他身为小说作者的高超出色的表现而感到得意，因为就连对他最为严厉的批评家，在这方面也对他毫无保留地大加赞赏。《危险的关系》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属于十八世纪的又一文学传统。用书信形式所讲述的故事在一个人们习惯通信往来的时代十分流行。当时两部最有影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和《克拉丽莎》都是作者用书信体撰写的，但无论是卢梭还是理查逊，都没有意识到可以用戏剧化的手法对这种小说的形式加以处理。他们让他们小说里的通信者令人生厌地详尽地分析自己的感情，并且冗长地阐述道德和社会问题。故事紧张的节奏给降了下来，作者的声音插了进来。拉克洛却从来不允许故事进展的速度缓慢下来，他对待书里的通信者，就像军官训练新招募的士兵一样严格；他们按照他的命令动作整齐地开步行走。在他手里，书信体小说的形式从来没有这么切合故事的内容，小说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从来没有如此紧密。每一封书信既是叙述的手段，又体现了情节的发展。他是书信体小说的集大成者，把这种小说形式运用得得心应手，发挥到后人几乎无从追步的高度。

    他表面上几乎完全脱离了小说中对各项事件的处理安排，只作为一批据称真实的书信的一个不求闻达的“编者”略微露了一下脸。他并不直接对读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完全隐藏在他的人物背后。他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的笔调。塞西尔的信件立刻可以从她咋咋呼呼、容易激动的口气和不够准确的语法上看出来；她的书信写得那么缺乏技巧，那么拙劣，以至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觉得不得不给她一些指点。当瑟尼的年轻幼稚则可以从他最初的信件中浮夸地借用他所喜爱的诗人的词句上辨别出来，直到他经历了世事而理想破灭以后，才有了他个人的笔调。德·都尔维尔夫人的信件总是开头表现出防范戒备的样子，最终显露出反抗的态度。德·沃朗热夫人的书信老是显出一副关心忧虑的样子，而德·罗斯蒙德夫人的书信则表现出她饱经世事、与世无争的态度。阿佐朗的阴沉势利的样子则可以从他信上表达自己的看法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尽管两个诱惑者处于同一阵营，但他们却以相当不同的笔墨写信：德·瓦尔蒙子爵的信件充满了男性的屈尊俯就的口气和自鸣得意的戏谑，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信件则表现出她那更敏锐的听觉和更严酷无情的态度。对于别的人，他们俩炮制一些并不流露真意的仿制应景之作——德·瓦尔蒙子爵对德·都尔维尔夫人装扮成一个悔罪的求爱者的角色，或者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第十封信中阅读小克雷比雍和拉封丹的一些作品，以便能够对她的骑士把话说到点子上。然而，他们俩的文风仍然多少显露出他们的性格：德·瓦尔蒙子爵爱好使用军事上的意象来叙述使他获得又一场“征服”的“战术”，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喜欢用戏剧中的词语来作比喻：她戴着“面具”，扮演着“角色”。

    确实，整部小说富有戏剧的特点，拉克洛想要处理的主题完全合乎戏剧的要求。不仅各个场面都给安排得具有极强的戏剧效果，各个角色表演得精彩纷呈，而且各个人物的书信本身可以说也是一种独白，合起来便好似形成舞台上各种各样的对白。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彼此通信时所写的词句，要比交谈时的话语可以给对方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它让你有时间加以思考，作出反应，并且重新安排部署。心思谋略替代了脱口而出的话语。交锋争斗转移到了对于那些善于谋划欺骗的人有利的场地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像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那样细心斟酌掂量他们在书信中所用的词句，但是他们都阅读写给他们各自的书信，并思索考虑信中所写的内容。比如塞西尔满怀深情地仔细阅读当瑟尼写给她的信件，或者德·都尔维尔夫人为德·瓦尔蒙子爵的那封表示决裂的书信而痛苦万分。拉克洛像个工程师那样精密准确地细心安排布置了这样的对白。他在书信所应占据的先后位置上事先花费了不少心思；他善于把书信排列得合乎自己的要求，能把各个人物的内心意图都衬托出来。有时他首先让我们看一封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或德·瓦尔蒙子爵的信件，信里宣布他们将怎样行动，并解释他们采取这种方法的原因。接着便让我们阅读一封他们的受害者的信件，以此证实他们的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如第三十八封信和第三十九封信）。有时为了避免单调乏味，不愿老是重复原来的方法，破坏由此所造成的效果，拉克洛便改变手法，选择通过回顾来揭示事情的原委。读者当作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是事先谋划的结果。因此看了第六十三封信，我们知道了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耍弄的一个先前秘而不宣的花招：她把塞西尔和当瑟尼的爱情告诉了德·沃朗热夫人，在这对年轻男女之间设置一个障碍，以便他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这一诡计的结果（第五十九封信到第六十二封信），过后才了解其原因。

    因此书信之间的组合安排都服从某些特定的需要，小说作者便以这种方法把一种传统的小说类型改变成一种真正的创造手段。拉克洛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仅仅针对主要人物的往来书信，他把这种艺术方法扩展到整部作品。每封书信的前后位置，各组书信的先后顺序，均不是不经思考地随意作出的。比如小说开端是塞西尔给她在修道院的同学索菲的一封信，紧接着就安排了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给德·瓦尔蒙子爵的一封信。前者表现的是稚气天真，而后者则是对于复仇的冷静的思考盘算。拉克洛如此安排布置，意在从一开始便把书中两个基本的主题，也就是天真和奸邪展现在读者眼前。德·都尔维尔夫人的第二十二封信被巧妙地插在德·瓦尔蒙子爵的两封相隔几个小时的书信之间，拉克洛在德·瓦尔蒙子爵玩世不恭地得意地对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叙述了自己有意作出的那桩慈善行为后，就让他用晚饭就要开始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中断了他原本可以继续写下去的信，好把德·都尔维尔夫人的书信安排在这个适当的位置，以便表现德·瓦尔蒙子爵所做的那桩事对她所产生的影响，从而突出德·都尔维尔夫人的善良轻信和德·瓦尔蒙子爵的狡猾奸诈，取得强烈的讽刺和戏剧效果。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第八十一封信（她在这封著名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表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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