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十六之一

    ◎文王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三

    毛诗大雅陆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况反。

    [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义曰：作《文王》诗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诗，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说其事。经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为鉴，用文王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则于后，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总之。○传“受命”至“周邦”。○正义曰：言受命作周，是创初改制，非天命则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立周邦也。《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注云：“中身，谓中年。受命，谓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谓文王为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按《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灵图》云：“法地之瑞，黄龙中流见于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书》也。”然则《河图》由天，《洛书》自地。谶纬注说皆言文王受《洛书》，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当天地之位，故讬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实皆是天命，故《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图》、《书》皆天所命，故文王虽受《洛书》，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后世创基之王，虽无河、洛符瑞，皆亦谓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与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虽未得九州，以其称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无明说。《鸱鸮》之传，谓管、蔡为二子，则毛意周公无除丧摄政、避居东都、罪其属党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与郑同也。《尚书·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云：“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故大业未就。”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汉书·律历志》载其说，于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悉同之。则毛意或当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乃引《周书》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镐召太子发作文传”。九年犹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诸儒皆以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马迁以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书·周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明年，西伯崩。”此虽伐犬夷与伐耆、伐邘其年与《书传》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郑不见《古文尚书》，又《周书》遗失之文难可据信，依《书传》、《史记》为说，故《洛诰》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是郑以文王受命为七年之事。《中候·我应》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再拜稽首受。”《尚书运期授》引《河图》曰：“仓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是类谋》曰：“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时，赤雀衔丹书而命之。”是郑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而命之也。郑知然者，《易乾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受箓应《河图》。”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由此而论，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虽连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箓应《河图》”，则二十九年之文为受箓而发。受箓者，即谓受丹书王命之箓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然后始言“受箓”者，以文王之时，所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为之事，下乃继以“受箓应《河图》”。此等之事，皆由受箓而为之，故受箓之言与二十九年文不连耳。《是类谋》亦先言伐崇，然后言受赤雀丹书，亦以伐崇、作灵台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凿度》云：“亡殷者，纣黑期火戊，仓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将王，火为之相。戊，士也，又为火子。又火使其子为己塞水，是明仓精绝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复说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数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岁矣。”是郑以受命元年为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则元年岁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谱》云：“以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是得赤雀之命后年改元之验也。又《中候·雒师谋》云：“唯王既诛崇侯虎，文王在丰，丰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万户。”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丰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吕尚钓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书命云“雒授金钤师名吕”，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数之，故七是得命之后明年改元。郑所参校，于兹明矣。若然，郑于《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观兵得鱼之时，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终，则通数取鱼之年乃得为七年。郑云：“文王得赤鸟，武王俯取鱼，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数，武王以其年数者，文王改元，须得岁首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须正名号耳。《我应》说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终之后，恒称太子。河、洛复告，遵朕称王。”故《太誓》说武王升册称皇太子，得鱼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须改称，故不与文王同也。如上所说，受赤雀之命，必是岁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凿度》云：“历元名握先纪日甲子岁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以历法其年则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岁在癸丑，是前校五岁，与上不相当者，其实当云二百八十五岁，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残数，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当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统历》七十六岁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积一千五百二十岁，凡纪首者皆岁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满七十六岁，其后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为蔀首二也。从此以后，壬午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已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纪之数终而复始，纪纪还然。今《乾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以一纪之法一千五百二十岁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纪，馀有四百八十岁，即是入后纪之年，其初年还岁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馀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岁，即以六十除积年。其受命之年，太岁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积年为积日，以日行一匝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统》之术，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岁在戊午，计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复戊午，当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馀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或以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若如此说，于《易纬》之文上下符合，于《中候》之注年数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谶纬所言文王之事最为详悉，若赤鸟之外，别有洛命，则应有文言之。今未有闻焉，明其无也。所论《图》、《书》，莫过《中候》，而《我应》及《雒师谋》皆说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书，不言更有所命。详捡诸纬，其辞亦然。《易通卦验》曰：“有人侯冋，仓姬演步，有鸟将顾。”其意言文王得赤鸟而演《易》也。《是类谋》曰：“受赤雀丹书。”《春秋·元命苞》曰：“凤皇衔丹书于文王之都。”皆言丹书鸟雀而已，曾无斥言别有他命。郑言《洛书》即“丹书”，是也。不然，郑何处得《洛书》之言乎？说者虽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则亦赤雀命后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后受《洛书》，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后命，何也？且郑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若前命已为天子，后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为天子，犹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违拒天命，圣人有作，决不然也。又郑于《六艺论》极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于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鸟，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户，秦穆公白雀集于车，是其变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书》？“且《洛书》龟负而出，乃是太平正法，于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则文王所受，实赤鸟衔书，非洛而出，谓之《洛书》者，以其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此为正也。故得《图》者，虽不从河，谓之《河图》；《书》者，虽非洛出，谓之《洛书》，所以统名焉。故《元命苞》云：“凤皇衔《图》置帝前，黄帝再拜受尧坐。中舟与太尉舜临观凤皇负《图》授。”是不从河者也。《坤灵图》云：“黄龙中流见于洛。”注云：“谓《洛书》不必皆龟负也。”言《河图》、《龟书》，见其正耳。所命文王衔丹书者，《我应》、《是类谋》谓之赤雀，《元命苞》谓之凤皇，《通卦验》谓之为鸟。鸟者，羽虫之大名，赤雀、凤皇之雏，神而大之亦得称凤，文虽不同，其实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于崇，乃作邑于丰，则受命之时，未都丰矣。而《我应》云“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元命苞》云“凤皇衔丹书，游于文王之都”者，郑作《我应序》云：“文王如丰，将伐崇，受赤鸟。”是当时行往丰地，未都丰也。所居有屋，故称昌户。从后言之，谓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于王屋。”《谱》云：“周公避居东都。”亦此类也。《文王世子》称武王谓文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无诸？”文王生称王也。其称王也，必在受命之后。《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书，于是称王，改正朔，诛崇侯虎。”称王之文在诛崇之上。《是类谋》云：“称王制命示王意。”《乾凿度》云：“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灵台之下。伐崇在六年，则亦六年始称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历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后为次，未可即以为定。《书传》称“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书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恶也。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又三伐皆胜，而始畏恶之，拘于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胜也。纣得散宜生等所献宝而释文王。文王释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传》云：“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大传》曰：“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则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后乃被囚，得释乃伐耆也。《出车》说文王之劳还帅云：“春日迟迟。”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劳之。当劳讫被囚，其年得释，即以岁暮伐耆，故称五年伐耆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称王改正，则反形已露，纣当与之为敌，非直咎恶而已。若已称王，显然背叛，虽纣之愚，非宝能释也。又《书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称王，则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识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时未为王。是六年称王为得其实，故《乾凿度》“布王号”之下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改。”此是郑意以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于国内建元久矣，无故更复改元，是有称王之意，虽则未布行之，亦是称王之迹，故《周本纪》云：“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皇甫谧亦云：“受命元年始称王矣。”正以改称元年，故疑其年称王。斯言非无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称王耳。然则六年称王，七年则崩，是称王甚晚。《礼记·大传》注云“文王称王早矣”者，以殷纣尚存，虽于年为晚，而时未可称，故为早也。时未可称，而必称之者，《我应》云：“我称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称王非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称之意也。然则伐崇之时未称王矣。《皇矣》说伐崇之事，而云“是类是禡”，《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然则类者祭天之名，未称王而得祭天者，文王于伐崇之后，寻即称王，于时天期已至，崇又大敌，虽未称王，已行王事，故类、禡也。文王虽称王改正统，得行其统内六州而已。《礼记·大传》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谓克纣之后，又复颁布，使天下遍知之，犹未制礼，未是大定，故《召诰》云：“惟二月、三月。”注云：“当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盖待治定制礼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则从是以后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无经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师谋》注云：“文王既诛崇侯，乃得吕尚于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吕尚也。《书传》云：“散宜生、南宫括、闳天三子相，与学讼于太公。四子遂见西伯于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记·齐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则是断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谧以为，未受命时，已得太公。群言不同，莫能齐一。案《左传》称吕伋为王舅，则武王之后，大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应此时方取正室。且文王为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准之，未应便为武王取其女也。又《书传》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勋，世祚太公，以表东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后方始得之，则文王于时基宇已就，太公无所宣其力，亦何功业之有乎？若武王承父旧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战，贤圣多矣，杖钺之劳，不足称述，而使经传之文褒扬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齐世家》云：“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鱼钓于周。西伯出猎，得之。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焉？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司马迁驰骋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虽考校，未能正之。《尚书帝命验》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飨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则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鱼者，一姓不再命，谓子孙既衰之后，天不复重命使兴耳，非谓创业之君也。文王虽天意与之，而仍未克纣，复命武王，使之统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于，叹辞。昭，见也。笺云：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着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崩，谥曰文。○于音乌。注及下“于缉”并注皆同。见，贤遍反。下“着见”同。着，珍虑反。谥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终始悉录之，以为谥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乃新在文王也。笺云：大王聿来胥宇而国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后“大王”皆同。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有周，周也。不显，显也。显，光也。不时，时也。时，是也。笺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笺云：在，察也。文王能观知天意，顺其所为，从而行之。

    [疏]“文王”至“左右”。○正义曰：言文王初为西伯，在于民上也。于呼，可叹美哉！其时已施行美道，有功于民，其德昭明，着见于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为天所命。周自大王已来居此地，周虽是旧国，其得天命，维为新国矣。以明德而受天命，变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岂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则有周之德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岂为不是乎？皇天无亲，惟德是与。当时天下莫若文王，则天之所命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则以道接事于天，下则以德接治于人，常观察天帝之意，随其左右之宜，顺其所为，从而行之。○传“在上”至“叹辞”。○正义曰：此言“于昭于天”，是说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见上天，故知“在上，在于民上也”。《书传》引“于穆清庙”乃云：“于者，叹之。”是于为叹辞也。《尚书》注云：“于者，呜声。”则于、呜古今字耳。○笺“文王”至“曰文”。○正义曰：下言“其命维新”，则此未受命时事，故郑本而言文王初为西伯，未受命之时，已有功于民，其德着见于天，故为天所命也。言初为西伯，以对后为王、总受命之前为初，非谓为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着见于天，明治民之功见也，故知有功于民，其德着见于天。言着见者，为天所加美而知之，故天命之为王，使为君于天下，至崩而谥之曰文。《曲礼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谥，周道也”。○笺“大王”至“美之”。○正义曰：言大王自豳来，相其可居之处，而为国于周。大王巳来居此地，是周虽旧邦也。《閟宫》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国语》言“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虽为周兴之兆，而未有书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诸侯国名变而为天子国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传“有周，周也。时，是也”。○正义曰：以“周”文单，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监有周”，《时迈》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犹《左传》谓“济”为“有济”。传叠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时，是”，《释诂》文。○笺“周之德”至“是矣”。○正义曰：此言文王德着，为天所命，故反其辞以结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复是，对上句，故言“又”也。王肃云：“天命之是也。言时天下莫若文王。”○传“言文”至“接人”。○正义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谓与之交接。天则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则恩礼抚养以接之。○笺“在察”至“行之”。○正义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动作而效之。言文王观知天意，解“在帝”也。顺其所为，从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顺其所为而效之。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亹亹，勉也。哉，载。侯，维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笺云：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声闻，曰见称歌无止时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国，故天下君之。其子孙，适为天子，庶为诸侯，皆百世。○亹音尾。闻音问。注同。哉如字，毛“载也”，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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