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   我对于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当地羡慕。毫不费力地每星期上十余点钟的课，每月便可以拿二百元以上的月薪。我想天下那有这样好的职业呢？

    在辛亥年的上半年，发生了两件值得我们注目的革命事件。第一是温生才之暗杀孚琦；第二是三月廿九日党人之进攻督署。

    封建社会正是在这时候开始崩溃。一般对于科名大都失了信仰。在省会的重要官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由捐纳出身的人们充任。他们对于那一班候补的名流，————进士出身的榜下知县，————还得敷衍敷衍。故当局叫他们来办学，或当校长，或任教授。这些科举出身的师长，当然常以名器鼓励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亦是为日后得奖副榜或举人而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教授和学生是受了民族革命洗礼的同盟会会员。但在袁树勋时代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秘密的。

    高警学堂里面的人物现象却和其他的学堂相反。监督（校长）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由捐纳出身的候补知县。最多他的科名只是一个秀才吧。所以重科名的学生，不能以戴这个校长为满意。但他是袁树勋的私人，却以日本留学生的资格做了高警的校长。教授之中，也很少举人以上的人物，尽都是留日的速成学生。在学生方面或许有一二个和同盟会发生了关系的人，但大多数只是想毕了业后出去当警官。还有许多功名热的学生，因毕业后没有功名的奖励，竟主张派代表进京，要求民政部，准我们高警学生要和法政的专门部（三年毕业的特别科）受同样的待遇，奖以副榜出身。

    有人说，在各校的满人学生便是统治阶级的侦探，看见有革命嫌疑的，便向当局告密。我们听见，有些害怕起来，在教室里，对于说话也谨慎起来了。可惜行刺孚琦代理将军的温生才，是嘉应州人。一般便说，嘉应州产出最多的革命党。我们级里有一个姓门名安藻的同学是旗下人，并不是侦探。不过他有偏见，似乎有些恨嘉应州人。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大书特书地写了一行字：

    “嘉应子的心又硬又黑！”

    广州人叫梅子做嘉应子。他所谓心，是指核的意思。我看见了，只是笑了一笑。但是姓门的这种态度，————侮辱嘉应州人的态度，却激怒隔邻教室的两个嘉应州籍的学生。他们走过来，一面责备我没有血性，一面捉着姓门的手，要他同到学监处去理论，并拉我一同去作证人。

    “我是说好吃的嘉应子呢。”

    姓门的看见嘉应州的学生声势汹汹的，也有点害怕了，只是这样无邪地抵赖。我们疑他是侦探完全是冤枉了好人。虽然说是由于清廷的昏愦，没有注意到用侦犬的政策，但对于没有革命行动的党人，似乎是取宽大的政策。因为那些当局仍然是相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不幸的是内部完全腐化了，纵令取如何的宽大政策，也无法挽救大局了。

    在增祺代理总督的期内，不特别制设什么紧急条令去压抑党人，所以在省垣也平静无事。自庚戌年冬张鸣岐来署理两广总督后，对于镇压革命的方法特别严厉，搜查党人的事实也时有所闻了。压力愈大，革命的风潮亦愈高。剿除得愈猛烈，党人的数也愈增加，温生才之行刺孚琦，三月廿九黄花岗之役，及陈敬岳等之炸李准，都是在张鸣岐任内发生的事。张鸣岐来广州后之作威作福，完全是欲牺牲多数有觉悟的青年，以向清廷献媚，要功，同时表他镇压革命的手腕之高明。

    孚琦之死，及三月廿九日之役以后的张鸣岐，按例是应该革职查办的了。但是，清廷却加实了他的职守，改“署理”为“实任”了。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那时之无力了。

    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失败后，大多数的学生以为从兹又可以长享太平，继续他们的学业。当然我也是其中的浑浑噩噩的一个。

    但是到了下学期，革命的风声更加急迫了。在凤山被炸以前，便听见在白鹅潭泊着有许多外国的兵船，列强不日就要瓜分中国了。为什么要瓜分中国？因为清廷政治太腐败了。要怎样才可以挽救危亡？当然是要从速革命，要求那些贵族把政权归还给我们平民！于是像我一类的浑浑噩噩的学生也渐次知道革命的需要了。不过怕危险，不敢去参加实际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到革命成功之后，可以来帮忙一份的工作。大多数的人皆如此，独能怪我么？到后来，我的希望终于达成了。即以胡汉民为都督，以钟荣光为教育司的革命政府，送了我们一批新人才到日本去留学。

    革命党人之炸凤山，那是在九月里的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上英文课（由八点至九点之第一课）。炸弹爆发时，我们的教室亦震动得很厉害，像地震一样。随后又听见几十响的枪声。我们都惊骇起来，特别是教职员们，个个都几乎吓得至面无人色。我们便停了课，全校都浮动起来。还是我们的英文教员（福州闽候人）胆大些，极力劝告我们要镇静。不一刻，号房来报告，炸弹是炸新任的将军凤山的，地点在大南门外太平沙。现在全城的商店都关了门，恐怕官兵和革命党冲突起来，发生巷战。请诸位先生暂时莫出去，等过一下再看外面的情形吧。

    自此以后，省城无日不在风声鹤唳之中。今天说，革命党于一二日内，就要暴动了，明天又说，张鸣岐早有准备，实行屠杀。城内的商业就因此忽然萧条起来。吃过晚饭七八点钟的时分，在街路上便冷落得没有几个行人。

    我访了几个同学，都遇不着。问公寓的老板或看祠堂的人，（当时学生不是住公寓便是租住祠堂，）才知道他们有的回乡里去了，有的搬到城外去住了。这些消息更加使我发生了恐慌。

    武昌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羊城。住在城里的人们，更加惴惴然地不安。出城入城也须要搜身了。我和两个堂兄弟决意搬到靖海门外的嘉属会馆去住。幸喜学堂当局发给了证明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该学堂的学员，并非革命党。所以我带着一个被包、一只箱子便安然无事地出了城。

    又过了两天，听说各学堂所发的证明书也不发生效力了。因为发觉了几个革命青年都持有学堂证明书。这证明不是革命党伪造的证明书，便是学生们和革命党有联络。

    在这时候，风声更紧。但我仍然从城外走向城里去上课。我穿的是高警制服，戴的是高警制帽，后头部依然垂着辫子。这个怪样子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也还要失笑。

    那个同级的堂兄弟骂我是“板獭”（蠢才之意），并且恐吓我，万一有事变，围在城里就糟糕了。我听见果然担心了。并且看见上课的同学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是教务长谭先生仍是在天天出布告教打安神针。他布告着说，能不请假者，到学期终，记大功一次。

    有一天，我仍然走向五仙门来，看见城门关起来了，只留一道可以通行人的空隙，让人出进，并且是出城的多而进城的少。从城里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挟有包袱，像逃亡的一样。

    我看见这样的情形，知道形势十分严重了，忙折回头。第二天我也跟着几个同寓的人躲到香港去了。现在想来这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在当时，我们是久享太平的百姓，不单没有听炮声的经验，而对于战争的想象也非常地错误，小的时候常听祖父母说长毛的故事。他们都说长毛乱杀人。但他们并没有目击过长毛杀人。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当是天下将大乱了，不问是官兵或是革命党，开战之后，我们一定遭殃吧。故当时逃奔香港的非常之多。

    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听见省垣安然无事地反正了。

    初到香港，映在我们眼帘里的，有一个新奇的现象，就是一般商人，十中八九都剪了辫子。有些人，看见我们垂着辫发从省城落来，因加以诽笑的。他们都相信，清廷是寿终正寝了。住了一二天之后，碰见了好些同学和同乡，比我们先落香港来的，也都剪了辫发，有的剪光头，有的留些长发剪文装。（当时称分发为文装。）到后来，我也跟他们在一家理发店把追随我十余年的毛辫子一无爱惜地剪断了。我是剪文装，————周围是短发，中间留一丛长发，把它按三七的比例分开来。

    听见省城平静无事地光复了，我们又搭省渡赶回省城来。当轮船沿着长堤驶入珠江里来时，在蒙昧的晨光中望见水师提督的门首已经卸下了黄龙旗，改挂革命旗了。（即今日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但是一登岸，又令我们失望了。在平时是熙熙攘攘有不少行人和车子往来的长堤马路，但在今天除相隔二三十步有一二名穿黄色军服，荷来复枪的滇军（龙济光部下）以外，景象差不多可以说是等于塞外的沙漠了。

    我们叫了挑夫，把行李挑回嘉属会馆来。我跟在行李后面走，当时我真担心那些兵士会来检查，或竟押收我的行李。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像没有看见的一样。他们的神气，及今想起来，有些像在上海常看见的印度兵。在一方面，可以批评他们是诚实的模范兵，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批评他们是神经迟钝。

    回到省城来后，觉得公安秩序不及从前好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这是因为在新旧势力之间，还没有获得调和的缘故。革命政府因怯于龙济光和李准的实力，（其实是不值一击的，）不惜委曲求全，和张鸣岐、龙济光、李准妥协。只要他们决意反对清廷，则广东政局仍有请他们维持的意思，不过张、龙、李都是清廷的受恩深重的忠臣，对革命政府，只是虚与敷衍，一睹有机可乘，便图复辟。因有这种种的关系，不能固定中心势力，所以省城人心仍然是非常浮动。

    到后来，决定了胡汉民为广东都督了。人民似乎稍为安定了些，但是仍缺实力以对付龙、李等之封建的力量。在当时，拥有最多民军————即当时的革命军，亦是民众力量，与旧势力相对峙的，————的人便是尚滞留惠州的陈炯明。于是大家欢迎了这位新革命英雄入广州来。故在革命初年，广东的光复只是便宜了陈炯明。不过他能在广东称霸数年，当然也有他的长处吧。

    陈炯明来广州主持军政后，龙、李的旧势力虽然减削了，但招募民军的风气却极其旺盛。凡略与革命有关系的人物都投机地招募乡间穷人编为民军。这一部说是“得”字营，那一部又自称“胜”字营，自居营长，自委连排长，然后造册向都督府请饷。结果在革命军————民军里面，自身发生矛盾了。陈炯明之枪毙石锦泉及追击王和顺，即是民军内部之冲突。王和顺譬如项羽，陈炯明则如刘邦了。成则为王。假定当日王和顺战胜了陈炯明，王和顺也可得革命政府之承认，而变为正统派吧。故知斗力之外尚需斗智。实力相等时，智便是决定胜负的契机。陈炯明的策士多于王和顺的。陈炯明能把捉着经济的力量。（例如与财阀资本家联络及敷衍。）陈炯明能攫新军为自己的群众。战胜了王和顺之后，他更加获得了省会民众的信仰和拥戴。

    胡汉民终于和陈炯明冲突而离开了广州。陈炯民便统一广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