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亡国史补

    《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据元初苏天爵言：“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质疑》）《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钱竹汀尝言，《宋史》纪传，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迹不详，即褒贬亦失其实。）易代之际，又无如万季野其人者，以毕生心血，付于故国文献。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矣。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

    （上）宋季之军备

    宋太祖惩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镇以还京师，别遣文臣，以为牧守，然捍边之臣，则久其考任，假以事权，固不与内郡同也。未几而初意渐失，并、汾、闽、越甫平，江淮诸郡已令毁城隍，销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过四十年耳，盗发两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盗作于近辅，如入无人之境。王禹偁自黄冈上疏，极陈江淮空虚之害，至谓名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富弼论江、浙、荆、淮、湖、广诸道，亦谓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锄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至宝元、康定以后，有事西边，则内地武备之削滋甚。五年间，盗杀巡尉至六十员，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张海等辈剽吏御人于京、淮、湖、陕间，州郡莫敢谁何。金州盗作，连召州兵，仅有二十四人。然是时，郡国犹有不会之财，留州之缗，可以为招兵缮城之费，可以应一方缓急之需也。熙宁以降，括州郡财利以富中枢，州郡之军备日坏。一旦盗起东南，连跨州郡，震摇汴都，久而后殄。更当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难，则望风弃城。盖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敛兵避敌，未尝有敢与之抗者。逮渡江航海，金人相迫不已，然后兵刃稍接，不数年而议和之使遣矣。绍兴之末，虏闯淮薄江，既迫而后应之，士气稍伸。然犹不敢尽用其胜。宁宗之世，承平日久，吴曦盈尺之纸，足以惊奔列雉，李元励乌合之众，足以震扰三道，张福千人之众，足以披靡群辟。金人闯梁、洋、三泉，窥蕲黄五关，如升虚邑。此皆强干弱枝之弊也。南宋初年，李纲尝欲分长安、襄阳、建康为三都；胡舜陟尝欲析三京、关陕为四巨镇；张守尝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镇，付之帅守；范宗尹尝欲分画诸镇，更不除代；李弥逊尝欲假帅守事权，以销奸宄，策皆不行。（《魏了翁集》十五）宁宗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请“于近臣中择其更事任，熟军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备皆二人，一于襄、汉，一于两淮之中，建立幕府，财许移用，官许辟置”以重边守。时狃于承平，不报（《真德秀集》三）。十五年，知潼川府魏了翁被召入对，请于江南、两淮、荆襄、四川四镇，慎择守将，“听其所为，勿从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责成则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财赋得以专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旧比以掣其肘也。军籍得以核其虚实，戎司不得掩虚额以自丰也。屯田当复，民兵当核，忠义当招，皆可以随宜经理也。规模既立，则如国初守边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无所改易可也”（《魏了翁集》十五，参《宋史》本传）。宁宗颇嘉了翁言，然值史弥远当国，怙权，无所更革。故其后三十七年，当理宗开庆元年（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又有“仿方镇以建守”之议，略曰，“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使兵财尽关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专。昔之擅制数州，挟其力以争衡上国者，至此各拱手趋约束，卷甲而藏之。传世弥久，而天下无变。然国势由此浸弱，而盗贼遂得恣睢于其间。宣、靖以来，天下非无忠臣义士，强兵猛将，然各举一州一县之力以抗寇锋，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贼。中兴之臣，识循环救弊之法，盖有建为方镇之议者矣。失此不图，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变，臣不知所以为善后计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阃，节制江东西诸州，官民兵财尽从调遣，庙谟渊深，盖已得方镇大意矣。然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吏，又有安抚副使。（按：宣阃即宣抚使，‘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制司即制置使，‘掌经画边鄙之事上’。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南宋以文臣为安抚使，武臣一员为之副，以上均据《宋史·职官志》。）事权俱重，体统未明。有如一项兵财，宣阃方欲那移，诸司又行差拨。指挥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将谁适从？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为邻，朝廷既倾国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论。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简。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当冲要，虏之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则出清湘，避长沙则出衡阳。今宜春见谓有兵，惟庐陵犹此无备。舍坚攻瑕，弃实击虚，虏既以此为得策，则夫避宜春而趋庐陵，其计将必出于此。州县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权势素微。虏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事势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规模，何由戡定祸乱？臣愚以为莫若立一镇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赣隶之。立一镇于袁，而以临江、抚瑞隶之。择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从事。其四州官吏，许以自辟。见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帅府所为，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财赋，许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诸色窠名，尽予帅府；交事以前见未解数目，亦许截留。其四州军兵，见属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见行团结者必分散而不齐，许于伍符团结之外别出措置，收民丁以为兵。彼一州之紧急者，得三州稍宽缓之力以为之助；三州之宽缓者，得一州当其紧急而无后忧。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气势当自不同。仿此而行之，江东、广东无不可者。”（《文天祥集》三）书上不报。

    内重外轻，而守御之权不集，此宋季军政之一大弊，迄于亡而不变者也。

    其次，则军纪之败坏。宁宗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论之曰：“今连营列戍，虚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阅弛废，衣廪朘削，憔悴无聊。荆、淮所恃义勇民丁，而团结什伍，反成绎骚，无以作其超距翘关之勇。东南所长者舟师战棹，而绘画图册，徒事美观，而未尝习以凌波破浪之技。……掊敛成风，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习，而偏裨之长莫伸。”（《真德秀集》三）十三年，德秀既出知江西隆兴府，又言：“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闲习，或习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茸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真德秀集》九）理宗即位之元年，德秀解湘南安抚使任还朝（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其奏陈各地将帅之剥削士卒，言尤痛切，曰：“诸道总戎之帅，训肄不勤，而掊克是务。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赀稍厚者，必使之治货财，非优之也，盖幸其负课而掩有也。其廪给稍丰者，必以之供役使；非亲之也，盖利其捐金而求免也。军中相语，以酒垆、药局为藉赀产之娣媒，谓当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为陷子孙之坑阱，谓其身虽死，而监督至于无穷也。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禀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本集》四）先是，宁宗末年，魏了翁对策亦言：“国家休兵四十余年矣。旧臣宿师日替月零，骄将夫久靡廪稍。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不复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有输每旬宣限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乾没其四分之三。将队之怨嗟不问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士有离心而无斗志；万一有犬吠之警，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魏了翁集》廿一）

    非惟州郡之兵不可用，即禁卒亦同虚设。端平初，魏了翁奏言，“异时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为声援。今也殿步二司久为庸奴所坏。平居则冒虚籍，有急则欧市人。江建、江西之行，所至辄败。况自近岁驭失其道，赏罚无章。中外之军往往相谓战不如溃，功不如过。风声相挺，小则浮言谇语以扇其类，大则拥众称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为守，臣知其不可也。”（《本集》十九）奏上不数月，遂有临安首都军民交哄之怪剧（《宋季三朝政要》一）。禁卒之失律，遂成为朝野交谪之事实矣。

    官兵如此，民团则何如？开庆元年（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言：“近时朝廷以保伍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为里胥者沿门而行，执笔以抄其户口，曰官命而各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从而垩通涂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书曰保伍。如古所谓保伍，如此而已！臣居庐陵，往往有寇警，则乡里又起所谓义丁者。一日隅总击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习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酾酒以待。随其所衣，信其所持，从而类编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间，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则义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团结，州县奉旨而行，移其规为布置，当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属邑合状帐申郡府，郡府合状帐申合朝廷。计其数目当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当其分，则乡村无以通于镇市，镇市无以通于城郭。虏突如其来，彼一方者，力不敌，势不支；老弱未及拣，教阅未及施，虽有金鼓旗帜之物，而未之坐作进退之节也；虽有城池山泽之险，而未知备御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粮，自备其饮食，则有所不能；抑于官则无以给也，有以给则又不能久也。臣故曰无益也。”（《本集》三）

    宋季军队不惟战斗力弱，即其数量亦不敷边防。端平初，魏了翁已言“两淮民兵见谓骁捷，然轻进易退，不足以当坚忍之铁骑。淮西精甲数万，自去岁东附、龙门两败，所失盖万五千，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江上诸军稍堪行陈者，制司并其器械舟船，摘所以去，今得还与否，皆未可知。而军分不明，尤为可虑。如骑司、戎司之军，皆非旧来屯戍之地。将不知兵，兵不习险，缓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其如南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也。其后理宗宝祐四年，文天祥亦言：“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盖宋季之民生与财政状况，已使大规模之扩张军备，为不可能，说详次节。

    （下）宋季之民生与国计

    宋季民生国计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贵势之家，曰楮币（即纸币）之滥发而低折，曰“和籴”“和买”之病民。

    （1）初仁宗时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按：盖公卿占田不得过三十顷，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顷；故牙前将吏下特著‘应复役者’四字，而公卿下不著。）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而官户田例免差科。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宋史·食货志》上一）。南渡后，官户田之优待废。绍兴二年户部侍郎柳约请复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一）。然其后官户田不仅回复政和间之优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谓：“朝廷固尝随官品以定顷亩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编户；今固未尝过而问之。”（孙梦观《雪窗文集》二）

    绍兴二年柳约之请复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议之曰：“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则专取于民，必致重困。臣谓艰难之际，士大夫义当体国，岂可厚享占田之利？”（《中兴两朝圣政》十一）方孟卿之言无意中泄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况。其所言及之状况，自以南宋之境域为限。“占田过数（一百顷以下之数）者极少”，非因尔时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在过去一阶段之中国社会，大地主阶级自以官户为主体。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则官户愈多，而兼并亦愈烈。北宋时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当逊于大河两岸。当南宋初年，此之情况，不能即大有改变，盖新朝之统治者在播迁之余，尚少求田问舍之暇也。然即如此，官户田已居郡县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顷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则百顷之田主已无足齿数矣。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雪窗文集》二）。而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在奏牍中描写富贵家之财产尤为具体。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按：路为宋代最大之行政区域，有大于现今一省者）之阡陌，岁入（租）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刘克庄集》五一）。其后淳祐（理宗）六年，谢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宋史·食货志》上一）

    刘克庄、谢方叔皆言巨室有每岁收租至一百万斛者。当时岁租一百万斛之田，为亩几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颇有趣之考据。理宗景定四年侍御史...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