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骞开通西域（《汉书》：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奉命出使西域，开通三十六国，被封为博望侯）和傅介子立下大功以后（《汉书》：傅介子是北地人，西凤年间出使大宛，用计谋杀了楼兰王，从此威震西域，被封为义阳侯），西方各国往来中国开始较以前增多。那些目光长远的人，始终认为与外族通婚和好是大戒，与远国交好不是长久之道。两国之间互派使者的原因，只有两种：一是外族前来朝贡，二是我国发兵攻打。除此以外，从南方来的船队，来到东方的驼队，大宛国中的仰杖，供奉在师子国的团扇（《法显佛国传》：法显在师子国，忽然看见一位商人把山西一柄白色团扇供养在玉像面前），说明汉晋时期就已经有货物流通了。只是这些行为只存在于商贩之中，没有政府参与，也没听说有什么别的发展。

    如果一个人孤身冒险，到国外去远游，亲自爬上须弥山，瞻仰舍卫城（须弥山和舍卫城，都是佛在世时讲经的地方），回来以后中国的文化都受其影响。这样的大事，却是由佛教徒来完成的。但史书中却没有详细的记载，求学的人也没法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只有在佛教典籍中还留着一些记载，不至于被埋没。元代的时候有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西方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多次加印他的书籍，并传为美谈。我们国家的僧人，心怀着理想，孤身踏上征途的并不少。西方有一个马可波罗，他们唯恐说得不够多，我们有无数的马可波罗，却闭口不提，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汉朝永明年间，明帝晚上梦见有位金人从空中飞来，于是召集大臣们来解梦。傅毅说：“西域有位神仙，名字是佛。陛下梦见的难道是佛吗？”明帝认为是，就立即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北子秦景等人，去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等人在中天竺遇到胡僧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他到中国来。他们跋山涉水到了洛阳，明帝对他们奖赏有加，在城西修建白马寺安置他们（这件事发生在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民国前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公元68年）。

    这是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注：《朱士行经录》中说，秦始皇的时候，沙门宝利防等十八人带着佛经来到中国传教，秦始皇认为他们行为怪异，就把他们关了起来。《汉武故事》中说，汉武帝元狩年间，朝廷征讨匈奴，俘获了金人，汉武帝用香花礼拜，把金人供奉在甘泉宫。刘向《列仙传序》中说，刘向在天禄阁整理书籍，经常见到佛经，又考证古代寻仙的人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中出现。《魏西戎传》中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景宪等人出使月氏国，带回浮图经。所以汉明帝以前佛教早就已经往东方传播了，史书中说从汉明帝时期开始，是表示佛教的大量传播），也是中国和印度两国文化交流的开始。当时蔡愔、秦景的往来交通，路过了什么地方，经过了多少年，以及到了哪些国家和途中的风俗人情怎样，史书中都缺漏了，现在都无法知道这些了。

    汉桓帝的时候，有安息国的太子安清，灵帝的时候有月氏国人支娄迦识（也叫支识），游历四方，一起来到洛阳。三国时期，魏国有中天竺人昙柯迦罗，也来到许都。吴国有康居国人僧会、维祗难一起来到江左。到了六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从晋代到唐代，我们国家去往印度的高僧大德，也有五六十人，但他们都只是到达葱岭东就止步了，或者是到了印度的某一处便止步了。至于不怕艰辛、怀着挚诚的心愿长时间游历西域各国的，只有唐代高僧玄奘一人而已。他开坛说法，折服五千多人，受到各国国王的礼遇，这确实足以为我国争光了。他那种坚忍、强毅，和不避险阻、不辞劳瘁的精神，都可以从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想象出来。

    【评论】

    唐朝初期的时候国家比较强盛，不止一次进兵西域。例如，李靖进兵吐谷浑，侯君集进兵高昌，郭孝恪进兵焉耆，阿史那社尔进兵龟兹，苏定方进兵贺鲁，又进兵阿支那属部，王方翼进兵伊犁，元庆进兵大勃律。只有王元策从西藏发兵进入天竺，抵达恒河流域的科普尼尔城方返回。到此中央亚细亚和天山南路的道路就开通了。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玄奘西行很久以前，所以他的西行之路极其艰险。

    印度也叫婆罗门国，意思是婆罗门神所造的国家。婆罗门也称梵天，所以印度又叫梵土，他们的语言就叫梵语。印度的别名，有月氏、月邦、月明、月支、天竺、身毒、贤豆、天豆、天真等。《汉书·张骞传》中张骞说：“我在大夏的时候，见到有邛竹杖和蜀布，就问他们这些是怎么来的。大夏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商人从身毒国贩卖的。身毒国在大夏国的东南方，大概有几千里，他们风俗习惯跟大夏基本相同，只是更为湿热，人们驾着大象打仗，国家靠近大河。我猜测，大夏离汉朝一万两千里，在大汉西南方，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而且有蜀地的东西，那肯定距离蜀地不远。现在我出使大夏，从羌中走的话会比较危险，羌人比较凶，稍微往北边一点就会被匈奴抓获。还是从蜀地走吧，没有盗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在汉朝时就已经有商业往来，张骞说“从蜀地好走”，是因为由四川进入藏地，需要翻越雪山打通道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说中印两国由于山川的阻隔，古代的时候没有来往。后来欧美人大多喜欢到中亚细亚探险，自以为有独到的发现，看不起前人。他们对于我国的史书传记本来就不熟悉，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也沿袭他们的观点却不考证一下呢？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由玄奘奉皇命编撰，他的弟子辩机加以润色。书中记载比较翔实，现在东方和西方各国都有译本。大概考证印度以前的事和大唐的盛况，只有这本书最为可信了。清代金山钱氏编纂的守山阁丛书，在其书的后面有一篇跋写道：“唐代释玄奘作《大唐西域记》，明代西洋人艾儒略著《职方外纪》，都是想着光大本教。但是《职方外纪》中对各国的山川风土还能够大略一提，玄奘记载的就只有大量叙述灵异之事了。他的弟子辩机非常擅长文辞，所以书虽然荒诞，却不至于让人看了昏昏欲睡。”这样的评语，确实是很荒诞的。

    马可波罗的书，名为《Marco Polo Travels》，原书是用拉丁文写的。现在各国都有自己的译本，并且加上了详细的注释。我们国家也有译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宁波丁氏为其中的地理状况作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