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张居正之时代

，四夷未宾，边尘屡警，犹不能不勤宵旰之忧者，意奉职未得其人欤？抑上下之志犹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虽陛下神圣独运，万几之务无有留滞，然天道下济而光明，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亲近文学侍从之臣而能独治者也。今陛下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耳。夫宦官宫妾，岂复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乎？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尽其愚。异日以台谏不言之故，常加谴责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无一人举当时之急务以为言者，无已，则毛举数事以塞责。夫以刑罚驱之而犹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测，陛下虚己好谏，未尽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纳而未敢言。由此观之，血气可谓壅阏而不通矣；是以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害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

    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才，素未尝留意以畜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微玷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

    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财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万世之虑，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兵法曰：“无恃乎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预防之图，在此时候，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以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然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曰：“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

    然臣以为此待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佐，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闻扁鹊见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公不悦也。再见，又言之。三见，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鹊望之而走也。狂瞽儒臣，辙触忌讳，惶悚无已。虽然，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伏维圣明少留意于此，天下幸甚！（《全集·论时政疏》）

    此疏所谓“血气壅阏之病”，纯系针对世宗本身立论，不啻予以当头棒喝；而所谓“臃肿痿痹之病”，尤足对当时时势痛下针砭。斯时之江陵，以一疏远小臣，而鲠直敢言如此，其大政治家之风度，已于此露其圭角矣。顾其全疏所指陈者，既与当时君庸臣奸之积病大相凿枘，其未触君上雷霆之怒，斧钺之诛，已属万幸，更安望世宗之能采纳其言乎？固无怪世宗之漠然置之，而国势且愈趋于衰弱不振，几成不可收拾之局也。

    江陵所处之时代，其情形盖如此。此种历史趋势，既经其身受目击，则所以刺戟而推动之者，自足使其反应之于不自觉。厥后世宗即世，穆宗继统，江陵以潜邸旧臣之关系，原已简在帝心，又重之以徐文贞之汲引，而江陵遂于期年之间，由学士五品之官，一跃而跻于卿贰之位。及其柄执国政，遂一意本其法家严正之精神，一洗当时疲玩萎靡之积弊，而当时之国势，终赖之由中衰而转成复兴之局。虽以继起无人，功业中绝；然以神宗之昏庸，其于江陵殁后，犹获坐享承平近二十年，苟易以聪明有为之君，则明祚之鼎盛绵延，殆意中事。吾故曰：大政治家者，犹机器之大齿轮然，其功业无不由于历史趋势之推动，而其功业之成果，则又足以推动天下后世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