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二）——入仕时代

    江陵以驰骛古典而弃其本业，致有初赴会试之失败，固已如上述。但明代为科举之时代，凡文人之居宰辅而执钧衡者，非由科举出身莫能致。因之江陵虽已于驰骛古典之中，别有其所修养之道，顾仍不得不重攻举业，以谋进身之阶。盖以苟非如此，则以其家世之平凡，欲求厕身政治，必且不可得，遑论柄执国政，大展经纶乎？乃经其三年“昼作夜思，殚精毕力”之结果，终获于二十三岁时成进士。于其举业生活乃告一结束，而其三十年之政治生涯遂亦于兹发轫矣。

    江陵以嘉靖二十六年入仕，三十三年告归。此七年中，因其于会试中式以后，初既膺庶常之选，继复晋编修之职，始终服官翰林；而翰林为清要之官，庶常更以读书为其本职，于是其向之所修养者，不惟未因厕身政治而稍蒙影响，且以其精研载籍而造诣益深。盖至是江陵始获本其天纵超人之质，尽读翰苑“中秘”之书，于驰骛古典而外，更获一广其涉猎之范围，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观其《翰林院读书记》一文，已可略见其造诣之奚若。兹节引其说于左：

    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之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继述。故操觚染翰，骚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为，而欲借一技以自显庸于世。噫，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实也；文词者，德之华也；故尚行则行有枝叶，尚言则词有枝叶。训诰典谟，圣人岂殚精极虑，作意而为之者哉？几微内洞，文采外章，扬德考衷，启发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是以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绪，明道德之归，研性命之奥，穷经纬之蕴，实所望于尔诸君也。

    此虽托诸师说，而江陵抱负之非凡，见解之超卓，于此已可窥见一斑矣。

    然而江陵此时之成就，犹未止于此也。翰林院既系承应天子顾问之所，自为一时人文荟萃之区。加以明制自枢府宰执之臣，至六部卿贰之官，莫不兼领翰林原职，人物之盛，概可想见。江陵置身其间，所与往还者，既系一时俊彦之选，自多良师益友之资。况以其对于政情世务关心素切，则于师友晤谈之顷，当必以其平时所研习者而讨论。如此则其平时所研习之学理，更可因之而与实际情形相印证。此其有禆于他日柄政之经验，诚非浅鲜也。

    江陵此时期之良师益友，固自不乏其人，而就中以徐文贞（阶）与之关系为最深，期许为尤切。当江陵为庶常时，文贞适为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江陵乃获受业于其门。《行实》述文贞对于江陵之观感云：

    时少师华亭徐公在政府，见太师沉毅渊重，所为文虽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学一本之躬行，根极理道，以此独深相其许，曰：“张君他日即尽臣重国矣”。

    观此可知文贞对江陵期许之殷。而文贞既与江陵谊属师生，情深知己，且于调掌礼部，参与中枢以后，亦正需英才如江陵者以资臂助，依理言之，似应于此时即加援引。无如此时正值严嵩当国之际，文贞虽与同在内阁，顾屡为嵩所扼，其本身之职位尚且岌岌难保。自更无力以引致江陵。因之江陵遂以磊落之才，而久居闲散，中怀郁悒，不问可知。故其《致耿楚侗书》有云：

    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者也。中怀郁郁，无所发舒，聊为知己一吐，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国势如此其杌陧不安，而君庸臣奸之积势既成，自不容磊落奇伟之士如江陵者，一展其扫除廓清之抱负。其《论时政疏》之不见用，更足以沮其忧君爱国之忱，使之慨然有国事不可为之念。“莫问国事，且食蛤蜊”，于是江陵乃引疾归田矣。顾其一腔忠义，于国事自犹未肯漠然置之，因于临行上书于其师徐阶，以治国之道为勖。此书于为政之方阐发至当，既足觇江陵此时之抱负，又可预窥其日后之树立。爰节引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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