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四）——再起时代

    江陵之复出也，以嘉靖三十九年。入觐后，即以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时高拱适为司成，与江陵共就教导诸生之余暇，从事于政理之研究，因之相交甚欢，以相业相期许。越两载，严嵩去相位，江陵始因徐阶荐，充《承天大志》副总裁，八阅月而志成，纪赞皆出江陵之手笔，以是受世宗知，寻迁右春坊右谕德，兼裕王讲官。裕王者，穆宗未嗣位前之封号也。江陵既为穆宗师，穆宗且深知其贤，其他日不次擢用之机固已见于此。时高拱亦同侍裕邸讲，二人之交遂益深。嘉靖四十五年，拱亦因徐阶之荐，以礼部尚书入阁预机务。二人者，于江陵均素所期许，至是既均在枢府，识者咸知江陵旦暮必见重用矣。是年冬，世宗崩，穆宗践阼。江陵以藩邸旧臣，倍蒙礼敬，期年之间，竟一跃而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自是与阶、拱同参密切，俨然成为政治舞台之中心人物。乃未几而阶、拱竟以交恶闻。先是世宗常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亦移家近直庐居焉。一日，帝不豫，误传已晏驾，拱遽移器用于外。始阶甚亲拱，引入直，而拱以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者，阶乡人也，尝劾拱，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世宗之崩也，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咸感激至于泪下，独拱及郭朴以阶不与共谋，心滋不乐。而阶草遗诏，独与江陵计，拱心尤不平。及穆宗即位，拱自以藩邸旧臣，更数与阶抗。隆庆元年，胡应嘉因事削籍去，言官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阶于拱上疏自辩时，虽拟旨慰留，但于言者则不加究责。拱益怒，相与念诋于阁中。拱复令御史齐康劾阶，指摘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行乡里状。阶上疏自辩，力求休致。于是言官复交章劾拱，拱不得已，引疾归。方阶、拱之交恶也，江陵固无与于其间，顾以与二人交谊皆甚厚，自难以超然于事外，及拱去，又莫之能救，其精神上之痛苦，可以想见矣。拱既罢，阶旋亦以张齐劾，乞休去。李春芳代为首辅，而江陵与陈以勤同居于次位。江陵之秩虽以进，顾其最称知己之师友，竟以不相能而先后去于朝，江陵自不免有孤立之感矣。

    江陵之以侍从旧臣入直也，感穆宗知遇，知无不尽言，乃于隆庆二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此为江陵发挥政见之第一声，其当时之抱负及其日后之建树，胥可于此窥其凡，足与荆公《上仁宗书》后先相辉映。今全录之，并略加疏解，以供世之习政治者省览焉。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机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维我皇上践阼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用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维，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陈，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眛，窃见皇上又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王德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此法家之基本观念，亦即今世西哲所谓适应环境革旧维新之说也。时至今日，此说固已家诵户晓，妇人孺子类能道之矣。顾在往昔，儒者惑于尊古之成见，常人狃于因循之积习，遂致以保守为美谈，斥改革为邪说。纵览史籍，舍法家诸子而外，其能以儒者之立场，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旧维新为职志，终身行之而弗懈，生死以之而不渝者，于宋得一王荆公，于明得一张江陵，上下四千年，亦惟此二人而已矣！荆公之说宋仁宗也，其言曰：“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行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江陵之说明穆宗也，则曰：“审机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呜呼！之二人者，其所处之时代不同，其所持之政见不同，顾其不甘守旧，力主维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毅然惟改革之是求，其奋斗进取坚忍不拔之精神，则先后一揆，若合符节，诚有令人不胜景仰赞叹者矣！但以当时一般社会之因循怠玩，苟且偷安，积习相沿，由来已久；一旦劝以振作，晓以更张，其不蹙额却走，甚或群起而攻者几希。此所以荆公终不免获咎于当世之君子，江陵尤因而见扼于同列之小人也。虽然二人者，固未尝不知其改革之说，足以引起反感而横遭阻尼也；是以虽揭其革旧维新之旨，犹参以敬天法祖之言。盖欲托法祖之虚名，行维新之实际，借以缓和反感，灭除阻尼；其词愈婉，其心则良苦矣。顾虽如此，犹不足以间执反动派之口，而避免其攻击，驯致荆公终以被放于生前，江陵更复获谴于殁后。而世人不察，犹且执其一二微疵，斤斤计较其短长，坐令二人忠君爱国之热忱，无以大白于天下，几致沉埋于终古。几何而不令志士为之寒心，英雄为之短气哉！噫，悲夫！

    计开：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脣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廷，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以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宣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兴，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按）江陵者，以儒者而主法家之说，且戮力以行之者也。法家首重功利主义，故不尚空言而惟图实效，如韩非子所谓“为人臣者陈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二柄篇》）者是也。明穆宗承世宗之后，虽于即位之初，即已罢斋醮，屏方士，表面上有似一反世宗之所为，顾其时臣民之于道教，则已相习成风，积重难返。而道教之不重功利，又适与法家相背驰。以当时外患之深入，内政之废弛，而士大夫顾惟徒托空言，无裨实际，其不蹈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之覆辙者几希。江陵心所谓危，故首以扫虚词求实效之说进，观其所谓“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则其于用人行政之道，诚可谓智珠在握者矣。使人主依而行之，又何虑人之不得其当，事之不尽其功者哉？虽然，吾不能不因之有所感焉。今之论民族性者，恒有言曰：“美利坚者，言而后行之民族也；英吉利者，行而后言之民族也；德意志者，行而不言之民族也；若吾中国者，则言而不行之民族也。”呜呼！使此言而果确，则吾民族当此急功好利之时代，安所恃而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乎？此吾以为江陵之所云云，不惟明穆宗所应拳拳服膺，即凡今之有用人行政之权者，亦当奉为书绅之戒也。

    一振纪纲 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其教令，齐整而不乱者，纪纲而已。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诗》曰：“勉勉我王，纪纲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窃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惟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蹠盩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法守矣。伏乞圣裁！

    （按）纪纲也者，法治主义之核心也，岂惟法家重之而已也，即凡治政法之学者，固莫不奉为金科玉律也；抑岂惟专制国家重之而已也，即凡民主国体之国家，亦无不以之为治国要务也。法家之言曰：“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篇》）又曰：“言行而不轨于法必禁。”（同上《问难篇》）此纲纪之说，非此固不足以言治国也。江陵目击当时法度之废弛，故以振纪纲为请，而其要旨在于“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简言之，即谓法宜公平严峻而已矣。《韩非子》曰：“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篇》）商鞅更从而申之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治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篇》）此法贵公平之说也。《韩非子》又曰：“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奸劫弑臣篇》）又从而申之曰：“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六反篇》）此法贵严峻之说也。此其所言，与江陵之说，正可互相发明，而为法治主义之极则，虽以今世西哲之言法者，又何以加焉？夫左氏有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桓二年《左氏传》）纲纪不振，其流弊所及，势不至亡国败家不止！治国者又安可不加之意乎？

    一重诏令 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臣看得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宜参酌缓急，次第题覆。至于发自圣衷特降敕谕者，又与泛常不同，尤宜上紧奉行，事乃无壅。盖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未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罪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益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伏乞圣裁！

    （按）法家之功利主义，既不尚空言而惟重赏效，则于一切之证令，自必力求其加紧推行，以增进行政之效率。其言曰：“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无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篇》）惟其然也。故“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同上）其有玩视法令者，则死无赦。故“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管子·重令篇》）而其能行如此严峻之法者，则在于独裁。故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申子语）此法家法治精神之所寄，非此固不足以言法治也。江陵心知其然也，故于当时玩忽功令之情形，攻击不遗余力，而纠之以“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覆”，不得“委积”。夫政令委积者多，则百端废弛，纪纲陵替，势不至无威无法以至于大乱也不止，尚有何行政效率之足言乎？江陵深知乱源之所在，故本功利主义之立场，力以考核事功之说进，欲以拨乱而反之正，其苦心孤诣，诚有以大过人者。无如乱势已成，积重难返，欲求“锄强戮凶，剔厘革”，实有“不得已而用威”之必要，此江陵他日所以援法入儒，欲借急切用威以挽回疲玩怠情之颓势，而终难免于“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之讥也。可慨也已！

    一核名实 臣闻人主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覈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君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赏不重，而人怀徼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更不必考其成；及至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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