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张居正之时代

    大政治家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就像机器上的大齿轮。大齿轮受发动机推动，而同时又推动小齿轮。对于大政治家，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推动他必须这样做的发动机；而天下后世，则是受他推动的小齿轮。所以，大政治家能建功立业，无不受历史趋势的推动，而其功业的成果，又会对天下后世有推动作用。那么，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从当时世界和本国的局势分别加以观察而论述了，

    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十六世纪的中期。这时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兴盛之时，各国之间多有宗教战争发生，其国内也多因政教分离而未能统一；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体制，虽然已开始动摇，但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尚未形成。新大陆虽然因为海路的开辟而被发现，但欧洲与美洲、亚洲之间的交通仍处于阻隔状态。概括言之，那时的欧洲各国，都还不是现代国家，其政治文化各方面，也都很幼稚，不值一提。至于美洲，则更是蒙昧初开，那时并无任何国家存在。即使与中国同属亚洲的日本，也尚自徘徊在四分五裂的封建时代，未能实现国家内部的统一。环顾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拥有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言学术文化而灿烂完善，言君主专制制度则根深蒂固，说它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大帝国，它绝对可以当之无愧。在这种世界局势之下，张居正身居大帝国的相位，执掌大帝国的政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并且该大帝国依赖他的不朽功业，由衰落走向复兴，其扭转乾坤的能力，卓越超群的谋划，环顾世界，也是独具雄姿的，因此即使称他为当时全世界唯一的大政治家，他又怎会有愧色呢？

    如果就本国的历史局势而言，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正当明王室由盛转衰再由衰转盛的关键期。而掌管这场大转变的枢纽的，就是张居正本人。其拨乱反正的特殊功勋，更加让他安享大政治家的光荣头衔而当之无愧了。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成为帝王以来，其所开创、建立的基业，大概只有汉高帝刘邦可以与之前后媲美。再加上，明成祖、明仁宗在位期间极力推行安内攘外的政策，才最终奠定了明朝大一统的基础。其后的百余年间，虽然继位之君未能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但就其总体来看，国势还是因承平日久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到了武宗，明朝的国势开始衰落，再传至世宗的时候，明朝的国势几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境地。考察中间衰落的迹象，则最先出现在正德（明武宗的年号）年间，那时国内有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海疆有倭寇的骚扰，而明武宗对宦官刘瑾的宠信，更是扰乱朝纲、摧残士气，以致自洪武（明太祖年号）以来所积累的深厚基础，几乎为之摧残殆尽。明世宗继位之后，立刻发生了小王子、吉囊等人侵犯边境的祸患，这其中尤以俺答肆意侵扰带来的灾祸最大。到了嘉靖（明世宗年号）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庚戌之变”，敌寇逼近京城，诸将领竟然不敢迎战，明朝武备之衰弱，至此已到达了顶点。外寇如此猖獗，而明朝的君臣又是怎样做的呢？试从史籍的记载，可以一探究竟：

    嘉靖年间，又有宠信炼药术士和贪官污吏的不良举措。邵元节因写得求神祷词灵验，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管朝天、显灵、灵济三座道宫，总领道教，赐金玉印章、象牙印章各一枚，官阶二品，穿紫衣佩玉带，并专门派了四十个校尉供其使唤。不久，又赐了一枚“阐教辅国”的玉印，授予礼部尚书的官职，允许其穿戴一品大员的官服；并封赠他的孙子邵启南为太常丞，进而封为少卿，封其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其同伙陈善道也被封为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能用符水治鬼，被封为神霄保国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后被封为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而兼少保少傅少师三职的，只有陶仲文一人。不久，又封他为恭诚伯，每年俸禄二百石，封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恩为尚宝丞，封其女婿吴濬、从孙陶时雍为太常博士。其他如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祥等人，也都因为善于符咒、炼丹、扶鸾之术，获得显赫荣耀的地位。更有浙江参议顾可学，因会炼制秋丹石，得到宠幸，被破格提拔为工部、礼部二部尚书；副都御使，因通晓炼药之术，晋升为工部礼部二部尚书；顺天府丞朱隆禧，因进献长生秘术，加封礼部侍郎。则不仅方术之士借此以谋官求进，即使士大夫也因此而获得显达宠幸。（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

    严嵩……自此更加地以谄媚来取悦皇帝（明世宗）……借各皇室宗亲乞求封赏的机会，从中捞取贿赂。……严嵩没有其他的才能，只会一味地谄媚皇上来谋取权势钱财。……严嵩父子（指他的儿子严世蕃）熟知皇帝的脾气性格；打算解救某人时，严嵩必会先顺着皇帝的意思竭力诋毁此人，而后再设法以婉转的语言打动皇帝，解救出此人；如果要排挤陷害某人，严嵩必然先极力赞美他一番，然后再以委婉的言辞来触动皇帝内心的忌讳和不耻，从而实现打击此人的目的。用这种方法改变皇帝的喜怒，常常不会失误。（《明史·严嵩传》）

    当时明朝的国势是那样衰危，君臣又是如此的昏庸奸诈，然而忠君爱国的张居正，虽然有时身居闲职，但他所怀抱的忧国忧时之心，自然不容许他坦然处之，坐视不管，对此，他又怎能不上疏发言呢？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以翰林官的身份上疏，恳切地直斥时弊，陈述意见，以期对挽回国势有一点帮助，其上疏的内容是：

    臣听闻贤明的君主不厌听令人忧惧的言论而树立声名，有志之士不避因冒犯君主威严所带来的被诛之罪而上书直谏，因此，策略才不会有所遗漏，功业才能流传百世。所以，古人说寡妇不怕纬纱少织不成布，只是担心亡国后祸及于己。臣虽然平庸浅陋，位置低下，但每次私底下见到当前的国事，心怀就会为之触动，昼夜思虑不止，于是，竭忠尽智，倾吐肺腑之言，为陛下详述，希望圣明的您能略加留意。臣听闻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人之所以能够生存活动，凭的全是血气。血气流通不息，流布滋养于四肢百骸，耳目才能聪明，手足才便利，而整个身体也才会健康无害；一旦阻塞，血气无法升降，身体就会出现肿胀、瘫痪、麻痹等症状。臣以为当今的形势，类似血气堵塞的病症有一，类似肿胀麻痹的病症有五，失掉今天治理的时机，即使日后全力施治，也只怕难以治好了。于是，臣才敢冒死上奏。

    臣听闻天地之间阴阳有交合而道才能流通和畅，君臣之间彼此有沟通而上下才能思想一致，这样才会国泰民安；国泰民安，是因为交合沟通。天地不交合，上下不一致，就会动乱不安；动乱不安，是因为阻塞不通。因此，天地只有交合才能建立生养万物的功绩，上下只有沟通才能成就和谐太平之治。臣不敢引证年代久远的事，只引证近事来说。昔日孝宗皇帝急于求治，早朝晚退之际，有亲信大臣奏事，便屏退身边服侍之人，时至日暮也不知疲倦；御史们提意见，都虚怀若谷地认真采纳，即使有狂妄悖逆之言，也不怪罪。百官恪尽职守，官府无积压的公事，其恩德流于百姓，广布天下，那时君臣间的相得益彰，至今仍可想象。今自陛下继位，已经二十八年了；自成祖以来，论在位之久，没有超过陛下的。按理来说，您美善的功业和教化，应该上追唐尧、虞舜，下配显赫的祖宗才对。可如今阴阳不协调，灾祸奇异之事频频发生，周围邻国未能臣服，边境屡屡出现警报，这些都是不能不令人昼夜忧虑的事，而我想这些事的发生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尽心办事的人造成的？又或者是君臣上下之间未能沟通交流的缘故。现在群臣百官已经有八九年没有见过陛下的面了。纵使陛下神圣睿智，能独自及时地处理政务而没有遗留，但天道只有利施下物才会愈加光明，自古圣明的帝王，没有不亲近百官大臣而独自一人就把天下治理好的。今与陛下整日相处的，只有宦官宫女。宦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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