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时方搜剿沿海诸寨之窃伏，与海上相首尾者，山寨诸公相继死。公弟宗炎，首以冯侍郎交通有状，被缚，刑有日矣，公潜至鄞，以计脱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间使入海告警，令为之备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间使至，被执于天台，又连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公为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为之慑也。熊公汝霖夫人将逮入燕，公为调护而脱之。

    【译文】

    黄公从日本回来后，闭门不出，频繁搬家迁徙，不得安居。当时清兵大将管理浙东，凡是与流亡海上的南明政权有牵连的，立即铲除。黄公在跟随鲁王流亡海上的时候，职位很高，不少江湖上的侠客都来投奔，而且侍郎冯京第等在杜嶴结立山寨，所统率的都是黄公的旧部，所以形势紧张，每天都传来不利的消息。在清朝因为冯京第、王翊两位侍郎与黄公都是南明政权的有名人物而画像搜捕时，又有人告发将有反清的事变，以黄公为首，而黄公仍然带着书信，想要招徕婺中的将领南下去支援鲁王。当时，清朝正在搜剿沿海各个营寨中潜伏的、与海上的南明政权有关联的人，山寨中的将领相继被杀。黄公的弟弟黄宗炎，首先因为与侍郎冯京第有联系证据属实而被捕，不久就要被杀，黄公偷偷到达鄞县，想方设法解救了弟弟。辛卯年（1651）的夏秋之交，黄公派人秘密入海向鲁王报告军情，要求他们做好应敌的准备，但没有成功。甲午年（1654），定西侯的密使前来，在天台被捕，又连累得黄公被追捕。丙申年（1656），慈水寨主沈尔绪战败而死，追捕的名单也以黄公为首。黄公之所以多次没有死，都是老天保佑，而他却毫无畏惧。熊汝霖的夫人即将被捕解送北京，黄公设法保护而使熊夫人得到释放。

    其后，海氛澌灭，公无复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门，于是始毕力于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公尝自谓：“受业蕺山时，颇喜为气节斩斩一流，又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而追恨为过时之学。”盖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问学者既多，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而非其志也。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译文】

    后来，海上的势力渐渐被消灭，黄公也不再抱希望了，于是侍奉太夫人返回家乡，开始把全部的精力用于著述，而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的人也逐渐多起来。黄公曾经这样说自己：“在蕺山门下学习时，很喜欢做一个极有气节、锋芒毕露的人，又不免牵缠科举习气，所以领悟到的东西还比较肤浅。经过患难磨炼，才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胸中的疑难全都豁然开朗，并且追悔过去学习中犯的错误。”这大概是黄公并不以年轻时候的学业为满足的表现。向他求学的人很多，丁未年（1667）黄公就在越中开设了证人书院，以扩大蕺山先生的学统。之后，东到鄞县，西到海宁，人们都请黄公去主讲，大江南北前来跟随他学习的人云集，有的地方官也参与听讲，后来巡抚张公以下都来请黄公讲学，黄公不得已答应了，但并不是他所愿意的。黄公说：“明朝人的讲学，传袭语录中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不去读书却专门从事浮夸的清谈。所以学习者必须先钻研六经，学习经术用于经世致用，才不是迂腐的学问，所以要同时研读史书。”又说：“读书不多，不能参悟理的变化，但是读书太多，不求于内心，那就是俗学。”所以凡是受到黄公教育的人，都没有沾染上讲学的流弊。黄公以周敦颐和二程的学问为根本，综合会同诸家之学，包括张载的礼教之学，邵雍的术数之学，吕祖谦的文献之学，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之学，叶适的文章之学，全都融会贯通，珠联璧合，这是儒林之中从来也没有过的。

    康熙戊午，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公方蔼先以诗寄公，从臾就道。公次其韵，勉其承庄渠魏氏之绝学，而告以不出之意。叶公商于公门人陈庶常锡嘏，曰：“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而叶公已面奏御前，锡嘏闻之大惊，再往辞，叶公乃止。未几，又有诏以叶公与同院学士徐公元文监修《明史》，徐公以为公非能召使就试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与前大理评事兴化李公清同征，诏督抚以礼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己亦老病为辞。叶公知必不可致，因请诏下浙中督抚，抄公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参史局，又征鄞万处士斯同、万明经言同修，皆公门人也。公以书答徐公，戏之曰：“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是时，圣祖仁皇帝纯心正学，表章儒术，不遗余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庙堂之上，钟吕相宣，顾皆以不能致公为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枢曰：“吾生平愿见而不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也。”工部尚书汤公斌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郑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术之盛。”兵部侍郎许公三礼，前知海宁，从受《三易洞玑》，及官京师，尚岁贻书问学。庚午，刑部尚书徐公乾学因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公对，且言：“曾经臣弟元文奏荐，老不能来，此外更无其伦。”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归，当遣官送之。”徐公对以笃老，恐无来意，上因叹得人之难如此。呜呼，公为胜国遗臣，盖濒九死之余，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当宁，又终保完节，不可谓非贞元之运护之矣。

    【译文】

    康熙戊午年（1678），下诏征召大儒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先寄了一首诗给黄公，怂恿他应征。黄公和了他一首诗，勉励他继承明代魏校的绝学，告诉了他不愿意出山的意思。叶方蔼与黄公的门人翰林院庶吉士陈锡嘏商议，陈锡嘏说：“这无异于把先生像谢枋得、戴良那样逼死呀。”可是叶方蔼已经当面奏明皇帝了，陈锡嘏大为震惊，再次向叶方蔼辞谢，叶方蔼这才作罢。不久，又有上谕，命叶方蔼与翰林学士徐元文共同监修《明史》，徐元文觉得黄公不是那种可以召来参加博学鸿儒考试的人，但或许可以聘请他来修撰《明史》，于是同时征召了黄公与前明大理评事李清，诏令督抚按照礼节恭敬地送入京。黄公以母亲老迈，自己也老而有病为理由拒绝了。叶方蔼知道黄公肯定不会前来，于是请求皇帝下诏给浙江督抚，抄录黄公所写书中关于史事的部分，送到北京。徐元文延请黄公的儿子黄百家进入史局，又征召鄞县的处士万斯同、贡生万言共同参与修史，他们都是黄公的弟子。黄公给徐元文写信，开玩笑地说：“以前听说首阳山二老伯夷、叔齐，托孤给姜尚，这才得以食薇隐居，尊严因而得以保持，现在我把儿子派去跟随先生，应该可以放过我了吧。”此时，康熙皇帝正在专心于正学，不遗余力地表彰儒学，大臣也多是躬行实践的君子，朝堂之上，正人君子相互辉映，但都以不能请得黄公为遗憾。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平生想见而见不到的人共有三位，就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工部尚书汤斌说：“黄先生探讨学问，如同大禹治水，疏导山川，脉络分明，实在是我们学者之中的北斗。”刑部侍郎郑重说：“如今南方有黄宗羲，西边有李颙，足以表明道术的盛况。”兵部待郎许三礼，曾做过海宁知县，跟随先生学习过《三易洞玑》，后来在京师为官，还年年都写信向黄公请教学问。庚午年（1690），刑部尚书徐乾学在宫中当值，皇帝问及前朝遗留下的贤人，徐乾学又提到黄公，并且说：“臣的弟弟徐元文曾经推荐过，但因为他年老不能前来，除此之外，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了。”康熙帝说：“可以把他召到京师，朕不任命他官职，如想回去就派遣官员送回。”徐公以其年纪太大，恐怕不会来回答，皇上因而叹息得人才竟然这么难。唉！黄公身为前朝的遗臣，在濒临九死之余，终于以大儒高年，而上知于皇帝，又能保全气节，不得不说是天地在乱世之后开启盛世的气运所护持的呀。

    公于戊辰冬，已自营生圹于忠端墓旁，中置石床，不用棺椁，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问》一篇，援赵邠卿、陈希夷例，戒身后无得违命。公自以身遭国家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公虽年逾八十，著书不辍。乙亥之秋，寝疾数日而殁。遗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殓。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叶氏，封淑人，广西按察使宪祖女也。三子。长百药，娶李氏，继娶柳氏。次正谊，娶孙氏，阁部忠襄公嘉绩孙女、户部尚书延龄女，继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殉节，娶孙氏。百药、正谊，皆先公卒。女三。长适朱朴，次适刘忠介公孙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订为姻者也。次适朱沆。孙男六，千人其季也。孙女四。

    【译文】

    戊辰年（1688）冬天，黄公在忠端公的墓旁修造了自己的坟墓，中间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心存疑惑。黄公做了一篇《葬制或问》，引述赵岐、陈抟的先例，告诫子弟在自己去世以后不得违背。黄公亲身遭逢国家变故，希望肉体尽快腐朽，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黄公虽然到了八十多岁，仍然不停地著书。乙亥年（1695）秋天，病了数日就去世了。临终前，遗命用一被、一褥，以身上所穿戴的角巾和深衣殓葬，享年八十六岁。于是黄公没有用棺椁就入葬了。妻子叶氏，封为淑人，为广西按察使叶宪祖的女儿。三个儿子，长子黄百药，先娶李氏，继娶柳氏。次子黄正谊，先娶孙氏，为阁部忠襄公孙嘉绩的孙女、户部尚书孙延龄的女儿，继娶虞氏。三子黄百家，先与王氏定亲，为侍郎王翊的女儿，还没有成年就殉节而死了，后娶孙氏。长子、次子都先黄公而死。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朱朴，次女嫁给忠介公刘宗周的孙子刘茂林，忠端公被逮捕的时候，忠介公去送他，预先订下的婚姻。三女嫁给朱沆。孙子六人，黄千人是最小的一个。孙女四人。

    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经术则《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为内编，以其显背于《易》而拟作者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辨卫朴所言之谬。《律吕新义》二卷，公少时，尝取余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断之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试之，因广其说者也。又以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独少《孟子》，乃疏为《孟子师说》四卷。史学则公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纠夏考功《幸存录》者也。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其后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文集则《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思旧录》二卷，追溯山阳旧侣，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选明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案》，其后，广之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者，而别属李隐君邺嗣为《明诗案》，隐君之书，未成而卒。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于《明文案》外，又辑《续宋文鉴》《元文抄》，以补吕、苏二家之阙，尚未成编而卒。又以蔡正甫之书不传，作《今水经》。其余《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诸书，共若干卷。

    【译文】

    黄公所著的书，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汇集了明代三百年中儒家学者的事迹、学说。经学领域，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极力驳斥《河图》《洛书》方位图说的错误，又遍驳研究《周易》的诸家，把驳斥那些号称本原于《周易》但却似是而非的编为内编，驳斥那些明显背离《周易》却假托别人的编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这是淮安的阎若璩请教《尚书》时黄公的回答。《春秋日食历》一卷，辩驳卫朴所言的错谬。《律吕新义》二卷，黄公年轻时曾经取余杭的竹子之中竹壁好、粗细匀称的，分为十二律和四清声做实验，因而增广了关于音律的学说。又因为刘宗周只有《论语解》《大学解》《中庸解》，唯独少《孟子解》，于是疏解刘宗周关于孟子的解说编成《孟子师说》四卷。在史学领域，黄公曾经想重新修撰《宋史》但是没有完成，只存《丛目补遗》三卷。汇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为纠正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的《幸存录》。在历学领域，黄公自小就有高超的领悟，后来在海岛上，古松之下，流水之旁，他用筹运算的声音簌簌作响，他曾说：“勾股之术，是周公、商高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失传了，使得西方人窃取而流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此外还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等书，共若干卷。后来梅文鼎以《周髀算经》为本谈论历法，世人震惊，以为他得到了失传的秘法，其实不知黄公早已经开创了这条途径。黄公的文集有《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一共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现在合计共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这是辅佐王者的策略，昆山顾炎武先生读了，叹道：“三代的盛世可以恢复了。”《思旧录》二卷，追念已经去世的故友，其中有不少史料的文章。黄公又选编明代三百年的文章，编成《明文案》，后来又增补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称许多地方可以纠驳、参正十朝的国史，又托隐士李邺嗣编《明诗案》，但书还没有编成，李邺嗣就去世了。晚年，黄公在《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记载七百年来的儒林学派。在《明文案》外，又輯《续宋文鉴》、《元文钞》，以补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的不足，还未编成就去世了。又因为蔡正甫的书《补正水经》没有流传下来，作了《今水经》。其他还有《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等书，共若干卷。

    公之论文，以为“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故自唐以后为一大变，然而文之美恶不与焉，其所变者词而已，其所不可变者，虽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扫尽近人规模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爱谢皋羽之文，以其所处之地同也。

    【译文】

    黄公论文章，认为“唐代以前的句子短，唐代以后的句子长；唐代以前用字讲究华丽，唐代以后用字讲究质朴；唐代以前文章如同高山深谷，唐代以后的文章如同平原旷野。所以唐代以后，文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和文章好坏没有关系，发生变化的仅仅是词章，而不可变的，即使是千古之后也如同一日之内一样”。此议足以扫尽近代人专门取法古人字句的陋习。所以黄公的文章不自立门户。晚年，黄公忽然喜欢上谢翱的文章，这是因为两人处境相同的缘故。

    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本纪》则削去诚意伯撤座之说，以太祖实奉韩氏者也。《历志》出于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以示众，遂去之。其于讲学诸公，辨康斋无与弟讼田之事，白沙无张盖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诬。党祸则谓郑鄤杖母之非真，寇祸则谓洪承畴杀贼之多诞。至于死忠之籍，尤多确核，如奄难则丁乾学以牖死，甲申则陈纯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难，则张捷、杨维坦以逃窜死，史局依之，资笔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盖自汉、唐以来大儒，惟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如《三统历》入《历志》，《鸿范传》入《五行志》，《七略》入《艺文志》，其所续《史记》，散入诸传，《列女传》虽未录，亦为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

    【译文】

    黄公虽然没有应征修撰《明史》，但是史局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一定会咨询黄公的意见，《本纪》中删掉诚意伯刘基撤座的说法，因为其实是明太祖尊奉韩林儿的。《历志》出于翰林院检讨吴任臣之手，编纂总裁千里之外寄书稿给黄公，请求他审正后才定稿。他认为《宋史》在《儒林传》之外另立《道学传》，这是元代儒者鄙陋的见解，《明史》不应当沿袭，当时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正有这个提议，而汤斌向大家出示黄公的书信，于是就去掉了《道学传》。关于讲学的诸位理学家，黄公辩白吴与弼没有与弟弟争讼田地的事，陈献章没有张盖出都的事，一洗前人所受到的污蔑。党祸则说郑鄤杖打母亲的事情并不真实，寇祸则说洪承畴杀贼的说法多属妄诞。至于死节的忠臣，则更为精准确实，如魏忠贤作乱的时候，丁乾学被下狱而死；甲申年京城陷落，陈纯德被俘而死；南京陷落之时，张捷、杨维垣逃亡而死，史局都依照黄公的意见，编写删改。《地理志》也多采用黄公《今水经》的考证。大概汉、唐以来的大儒，只有刘向的著述大半被收入班固的《汉书》，例如《三统历》被收入《历志》，《鸿范传》被收入《五行志》，《七略》被收入《艺文志》，刘向所续写的《史记》，分散被收入各个列传，《列女传》虽然没有被收入，也被范晔《后汉书》所借鉴。黄公在两千年以后，又获得了与刘向相当的成就。

    公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章尤力，至遗老之以军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为异姓之臣者，反甘为异姓之子也。”故其所许者，只吾乡周囊云一人。公弟宗会，晚年亦好佛，公为之反复言其不可。盖公于异端之学，虽其有托而逃者，犹不肯少宽焉。初在南京社会，归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书尚在狱中，而燕乐至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或曰：“朝宗赋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矣。”时皆叹为名言。及选明文，或谓朝宗不当复豫其中，公曰：“姚孝锡尝仕金，遗山终置之南冠之例，不以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论人严，而未尝不恕也。绍兴知府李铎以乡饮大宾请，公曰：“吾辞圣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贪其养而为宾，可哉？”卒辞之。

    【译文】

    黄公写了不少墓志铭，对于死于国难的人，尤其着力表彰，至于遗老之中有遁入佛门隐居的，时间久了有的就真的信了佛法成为佛教徒，黄公说：“这等于是不甘心做异姓之人的臣子，反而甘心去做异姓之人的子孙。”所以他所认可的，只有我的同乡周囊云一位。黄公的弟弟黄宗会，晚年也喜欢佛法，黄公反复告诫他不可如此。大概黄公对于从事异端之学的人，即使是有所寄托才逃避于其中的，还是不肯给予一点宽容。早年黄公在南京的会社之中，归德侯朝宗每顿饭一定要有妓女陪酒，黄公说：“朝宗的父亲尚书公还在狱中，怎么可以如此安乐呢？我们如果不说，那就成了对他有害的朋友了。”有人说：“朝宗的个性如此，耐不住寂寞。”黄公说：“做人如果不耐寂寞，又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当时人都以之为名言。后来黄公选编明人的文章，有人说侯朝宗不应当入选其中，黄公说：“姚孝锡曾经在金朝为官，但是元好问编定《中州集》，仍然把他算作南宋人，而不认为他是金人，这是推究其心迹来定论的。对于侯朝宗，也应当这样做。”如此，知道黄公对人的评价虽然严格，但是未尝不宽厚。绍兴知府李铎请黄公做举行乡饮酒礼时的大宾，黄公说：“我推辞掉了圣天子的征召，是因为老而有病，想要在家养老却去做大宾，这样可以吗？”于是推辞掉了。

    公晚年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当事之豫于听讲者，则曰：“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身后故庐，一水一火，遗书荡然，诸孙仅以耕读自给。乾隆丙辰，千人来京师，语及先泽，为怅然久之。

    【译文】

    黄公晚年更加喜欢搜集书籍，所抄的书出自鄞县的范氏天一阁、歙县的郑氏丛桂堂、嘉禾曹氏的倦圃，最后还去了吴县徐氏的传是楼抄书。但是他曾告诫学者说：“应当用书来表明心志，不要玩物丧志。”如果听讲的人中有地方官，就说：“各位能够爱护人民，尽忠职守，那就是实践的学问。”黄公去世以后，故居遭遇了一次水灾、一次火灾，所遗留的书籍荡然无存，孙子们仅靠耕作和读书自给。乾隆丙辰年（1736），黄千人来到京师，谈到先人的遗泽，伤心了好长时间。

    今大理寺卿休宁汪公漋，郑高州门生也，督学浙中，为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于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遗书于祠中，因属予曰：“先人既没，知黄氏之学者，吾子而已。”予乃为之铭曰：“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

    【译文】

    现任的大理寺卿休宁汪漋，是高州知府郑梁的门生，在浙江任提学使的时候，为黄家置办了祀田以守护黄公的墓地。郑梁的儿子郑性，又在家中立了祠庙，每年春分、秋分以少牢行祭礼，又搜集黄公的著作存放在祠中，因此对我说：“先人已经不在了，能知道黄先生学问的，只有您了。”于是我作了一首铭文说：“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

    公有《日本乞师纪》，但载冯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己无豫。诸家亦未有言公曾东行者。乃《避地赋》则有曰：“历长埼与萨斯玛兮，方粉饰夫隆平。招商人以书舶兮，七昱缘于东京。予既恶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杀夫青龙。返旆而西行兮，胡为乎泥中。”则是公尝偕冯以行而后讳之，顾略见其事于赋。予以问公孙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经百年，始考得之。

    【译文】

    黄公有一本《日本乞师纪》，只是记载侍郎冯京第奉命出使日本的始末，但是没有提到他自己。其他人也都没有提到黄公曾经到过日本。但是他在《避地赋》中说：“历长埼与萨斯玛兮，方粉饰夫隆平。招商人以书舶兮，七昱缘于东京。予既恶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杀夫青龙。返旆而西行兮，胡为乎泥中！”如此看，黄公确实曾经和冯京第同行，只是后来隐讳了，事迹只约略见于这首赋中。我问了黄公的孙子黄千人，他也很吃惊，并不知道这件事。事情已经过去了百年，才通过考证得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