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吏，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祖训，入清君侧，称其师曰靖难。

    兵起时惠帝正在和方孝孺、陈迪一些文士讨论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讲求礼文。当国的齐泰、黄子澄也都是书生，不知兵事，以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往讨。八月耿炳文兵败于滹沱河，即刻召还，代以素不知兵的勋戚李景隆。时燕王已北袭大宁，尽得朵颜三卫彍骑而南。景隆乘虚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二年四月燕王又败景隆兵于白沟河、德州，进围济南，三月不克，为守将盛庸所掩击，大败解围去。九月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十二月大败燕兵于东昌，燕大将张玉战死，精锐丧失几尽。三年燕兵数南下，胜负相当。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为朝廷拒守，所据有的地方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恰好因惠帝待宫中宦官极严厉，宦官被黜责的逃奔燕军，告以京师虚实。十二月复出师南下，朝廷遣大将徐辉祖（达子，燕王妃兄）出援山东，与都督平安大败燕兵于齐眉山。燕军谋遁还。惠帝又轻信谣言，以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辉祖，召之还朝。前方势孤，相继败绩。燕兵遂渡淮趋扬州，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迎降，径渡江进围南京，谷王橞及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燕王入京师即帝位，是为成祖（1403——1424）。（《明史》卷四《恭闵帝纪》，卷五《成祖纪》一，卷一四四《盛庸传》，卷一二六《李文忠传》，卷一二五《徐达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

    成祖入南京后作的第一件事是对主削藩议者的报复，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杀，施族诛之法，族人无少长皆斩，妻女发教坊司，姻党悉戍边。方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至八百七十三人（《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万历十三年（1585）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凡千三百余人（《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尽复建文中所更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拥护祖训和问惠帝擅改祖宗成法之罪（《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钞本《燕王令旨》）。由此《祖训》成为明朝一代治国的经典，太祖时所定的法令到后来虽然时移事变，也不许有所更改。太祖时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为一代的金规玉律，无论无理到什么地步，也因为是祖制而不敢轻议。内中如锦衣卫和廷杖制，最为有明一代的弊政。为成祖所创的有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的制度，和皇帝的侦察机关东、西厂。

    五　锦衣卫和东西厂

    锦衣卫和东、西厂，明人合称为厂卫。锦衣卫是外廷的侦察机关，东、西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锦衣卫也在其侦察之下。

    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其下有镇抚司，专治刑狱，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手续（王世贞《锦衣志》）。锦衣卫的主要职务是“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专替皇帝侦察不忠于帝室的和叛逆者，其权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曾一度取消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兼之内外大臣都是惠帝的旧臣，深恐惠帝未死，诸臣或有复国的企图，于是重复锦衣卫的职权，使之活动，以为钳制臣民之计。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个最高侦察机关叫东厂。因为在起兵时得了惠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付以“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职权。以后虽时革时复，名义也有时更换（如西厂、外厂、内行厂之类），但其职权及地位则愈来愈高，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讯处死的权力。

    靖难兵起时宦官狗儿、郑和等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乐元年（1402）遣内官监李兴出使暹罗（《明史》卷三四〇《宦官传序》），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三年遣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明史》卷二《成祖本纪》二）。有派作大将的，如永乐三年之使中官山寿帅兵出云州觇敌（同上）。又因各地镇守大将多为惠帝旧臣，特派宦官出镇和监军，使之伺察，永乐元年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同上）。出镇的例如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监军的如王安之监都督谭青军（《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序》）。由是司法权和兵权都慢慢地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后，人主多不亲政事，内阁的政权也渐渐地转到内廷司礼监手中去了。在外则各地镇守太监成为地方最高长官，积重难返，形成一种畸形的阉人政治。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梁芳，武宗时的刘瑾，神宗时的陈增、高淮，熹宗时的魏忠贤，思宗时的曹化淳、高起潜，莫不窃弄政柄，祸国殃民，举凡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一切国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阁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恶为定。他们只图私人生活的享乐，极力搜括掊敛，榨取民众的血汗，诱导皇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祷祠，对外则好大喜功，生衅外族，驯至民穷财尽，叛乱四起。外廷的士大夫与之相抗的都被诛杀、放逐，由此朝廷分为两党，一派附和宦官，希图富贵，甘为鹰犬；一派则极力攻击，欲将政权夺回内阁，建设清明的政府。阉人和士人两派势力互为消长，此仆彼兴，一直闹到亡国。

    廷杖也是祖制的一种，太祖时曾杖死工部尚书薛祥（《明史》卷一三八《薛祥传》），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以后一直沿用，正德十四年（1519）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内外大臣一拂宦官或皇帝之意，即时廷杖，由锦衣卫执行，打而不死者或遣戍边地，或降官，或仍旧衣冠办事。宣宗时又创立枷之刑，国子祭酒李时勉至荷枷国子监前（《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直到熹宗时魏忠贤杖死万燝，大学士叶向高以为言，忠贤乃罢廷杖，把所要杀的人都下镇抚司狱，用酷刑害死，算是代替了这一祖制。

    锦衣卫、东、西厂和廷杖制原都是为镇压反对势力，故意造成恐怖空气，使臣民慑于淫威不敢反侧的临时设施。一经施用，大小臣民都揣揣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时朝官得生还田里，便为大幸（《明史》卷一三八《杨靖传》附《严德珉传》，卷二八五《孙蕡传》）。皇帝的威权由之达于顶点。这三位一体的恐怖制度使专制政体的虐焰高得无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有明知这制度的残酷不合理，但是第一为着维系个人的威权，第二因为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废。英宗以来的君主多高拱深宫，宦官用事，利用这制度来树威擅权，排斥异己，虽然经过若干次士大夫的抗议，终归无效。一直到亡国才自然消灭，竟和明运相终始。

    六　迁都北京

    成祖以边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藩王也学他的办法再来一次靖难，即位之后，也采用惠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诸藩兵权，非惟不使干预政事，且设立种种苛禁以约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于长沙，永乐元年徙宁王于南昌，以大宁地界从靖难有功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以偿前劳[8]。削代王、岷王护卫。四年削齐王护卫，废为庶人。十年削辽王护卫（辽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荆州）。十五年谷王以谋反废。十八年周王献三护卫。尽削诸王之权，于护卫损之又损，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抗（万言《管邨文钞内编》二《诸王世表序》）。到宣宗时汉王高煦，武宗时安化王寘、宁王宸濠果然援例造反，遂更设为厉禁，诸王行动不得自由，即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不得相见（《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传赞》；卷一一九《襄王传》）。受封后即不得入朝（《明史》卷一一九《崇王传》）。甚至在国家危急时，出兵勤王亦所不许（《明史》卷一一八《韩王传》《唐王传》）。只能衣租食税，凭着王的位号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王以下的宗人生则请名，长则请婚于朝，禄之终身，丧葬予费（《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明史》卷二一四《靳学颜传》）。生齿日藩，国力不给，世宗时御史林润言：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不得已大加减削，宗藩日困（《明史》卷一〇〇《诸王世表序》）。枣阳王祐楒“请除宗人禄，使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用射策应科第”，不许（《明史》卷一一九《襄王传》附《枣阳王传》）。万历二十二年（1594）郑靖王世子载堉请许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史》卷一一九《郑王传》），从此宗室方得出仕。国家竭天下之力来养活十几万游荡无业的贵族游民，不但国力为之疲敝不支，实际上宗室又因不能就业而陷于贫困，势不能不作奸犯法，扰害平民，这也是当时创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结果，宁、谷二王内徙，尽释诸王兵权，北边空虚。按照当时的情势，“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则非居重取轻之道（章潢《图书编》卷三三《论北龙帝都垣局》）”。于是有迁都北京之计，以北京为行在，屯驻重兵，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直隶方舆纪要序》）。

    合军事与政治中心为一，以国都当敌。朱健曾为成祖迁都下一历史的地理的解释。他说：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敌为甚。且如汉袭秦旧都关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唐袭隋旧都亦都关中，吐蕃入寇，辄到渭桥。宋袭周旧都汴，西无灵夏，北无燕、云，其去契丹界直浃旬耳。景德之后亦辄至澶渊。三治朝幅员善广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敌便也。我朝定鼎燕京，东北去辽阳尚可数日，去渔阳百里耳。西北去云中尚可数日，去上谷亦仅倍渔阳耳。近敌便则常时封殖者尤勤，常时封殖则一日规画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敌之近，制敌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古今治平略·古今都会》）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点是北边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东南。海运有风波之险，由内河漕运则或有时水涸，或被“寇盗”所阻，稍有意外，便成问题：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要解决这两个困难，则第一必须大治河道，第二必须仍驻重兵于南京，镇压东南。成祖初年，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而海运多险，陆运亦艰。九年命宋礼开会通河，十三年陈瑄凿清江浦，通北京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二；卷八五《河渠志》三；卷七九《食货志》三）。运粮官军十二万人，有漕运总兵及总督统之（《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卷七九《食货志》三）。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留都，仍设五府六部官，并设守备掌一切留守防护之事，节制南京诸卫所（《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四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十八年北京郊庙宫殿成，诏以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三）。在实际上，自七年以后，成祖多驻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自邱福征本雅失里败死后，五入漠北亲征。自十五年北巡以后，即不再南返。南京在事实上，从七年北巡后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十九年始正式改为陪都。

    迁都之举，当时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对论调：

    初以殿灾诏求直言，群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杀主事萧仪，曰：“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传》）

    仁宗即位（1425）后，胡濙从经济的立场“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于是又定计还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五月仁宗崩，迁都之计遂又搁置不行（《明史》卷八《仁宗本纪》）。一直到英宗正统六年（1441）北京三殿两宫都已告成，才决定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称行在，仍以南京为陪都（《明史》卷一〇《英宗前纪》）。

    成祖北迁以后，三面临敌，边防大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加上太原、固原，是为九边（《明史》卷九一《兵志》三）。每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副以褊裨，监以宪臣，镇以开府，联以总督，无事则画地防守，有事则犄角为援（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一九《九边》）。失策的是即位后即徙封宁王于江西，把大宁一带地，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自古北口至山海关隶朵颜卫，自广宁前屯卫西至广宁镇白云山隶泰宁卫，自白云山以北至开原隶福余卫。而幽燕东北之险，中国与夷狄共之，胡马疾驰半日可抵关下。辽东广宁、锦义等城自此与宣府、怀来隔断，悬绝声不相联（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六《鞑靼》）。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明史》卷九一《兵志》三；卷四二《地理志》二《山西》）。兴和为阿鲁台所攻，徙治宣府卫城而所地遂虚（《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京师》）。开平为元故都，地处极边，西接兴和而达东胜，东西千里，最为要塞。自大宁弃后，宣、辽隔绝，开平失援，胡虏出没，饷道艰难，宣德五年（1432）从薛禄议，弃开平，徙卫于独石（《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殊域周咨录》卷一七《鞑靼》；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三《宣府略》）。后来“三岔河弃而辽东悚，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博物典汇》卷一九）”，国防遂不可问。初期国力尚强，对付外敌的方法是以攻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并大举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远遁，使之不敢近塞。英宗以后国力渐衰，于是只以守险为上策，坐待敌来，诸要塞尽弃而边警由之日亟。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围北京。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俺答入寇薄都城。这两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北上，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开门迎降，遂长驱进围北京，太监曹化淳又开门迎入，明遂亡。由此看来，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月）

    [1]编者注：此处疑似有误。据《明宣宗实录》载，宣宗生于“己卯岁”（公元一三九九年，洪武三十一年，一说建文元年），即位于洪熙元年（公元一四二五年），即位时已二十六岁。宣宗长子明英宗即位时仅七岁，由张太皇太后辅政。且《明史》载，宣宗宣德五年，郑和奉命进行第七次下西洋。

    [2]《国朝列卿记》卷一《胡惟庸传》引《实录》作封续，北平图书馆藏《实录》作封绩。

    [3]《北平图书馆藏钞本》，《豫章丛书》本《姜氏秘史》卷二亦载有此文件，惟经删节，与钞本面目大异。

    [4]今《岭南遗书》本黄佐《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无此说，黄氏书原十六卷，然《明史·艺文志》已作六卷，则原本明清之际已不传。世贞所见当是未经删节之十六卷本。

    [5]此说明人著作中流传甚广。朱睦为周藩宗室，他也在《革除逸史》中记：“（齐）泰欲伐燕，（黄）子澄曰：‘不可，燕兵最精，卒难图，不如先取周，周乃燕母弟，去其手足而后燕可图也。’”

    [6]旧名建业、建康、金陵，元为集庆，明太祖克集由后以为应天府，洪武二年以为南京。十一年改为京师，成祖北迁后以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文中为行文便利计，除引原文处仍其原称外，一律称南京。

    [7]高皇后无子。懿文太子标、秦王樉、晋王棡，李淑妃出。燕王棣、周王橚，妃出。均为高皇后养子，故燕王起兵时冒称高后嫡子，以图耸动天下耳目，且以为三兄俱死，已伦序当立。详见本书《明成祖生母考》一文。

    [8]《明史》卷三二八《朵颜三卫传》。《成祖本纪》二：永乐元年三月“始以大宁地畀兀良哈”，《兵志》三同。按兀良哈为地名，在潢水（即西拉木伦Sira Muren）北。西起兴安岭，东至哈尔滨、长春等平野。南有全宁卫，更南有大宁卫。《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九六：“二十二年五月辛卯，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明人习称泰宁、朵颜、福余为兀良哈三卫，更节为兀良哈。兀良哈及三卫之名称由来，详见日本箭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