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

期气候环境的材料。但这些收集物在战争期间丢失了，对科学来说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我们的陶器收集比较幸运，我费了很大功夫把它们登记、分类和编目，最后整理成集。我的关于安阳陶器的专论在1956年发表(5)；它囊括了整个殷墟陶器群。我将在第十一、十二章较详细地论述这些陶器的技术和纹饰。在这里我简要谈谈这些陶器的几个主要特征。

    登记的陶片总数近25万片。在这么大的数目中，几乎80％是最后三次在小屯出土的。此时通过田野工作的经验，全体队员都熟悉了最新的分类标准。安阳发掘一开始，王湘先生就负责收集陶器的特殊任务，他在离开这一工作去参加抗日战争之前，已把包括田野收集的全部陶器分类表的报告完成了。田野考古队从令人兴奋的侯家庄王陵发掘返回，并且获得了大量的在那里发现的珍贵白陶后，对殷商时期制陶技术和工艺的认识更深刻了；可以说全体考古队员有足够的关于典型殷商陶器的知识。我从外观上把它们分成以下四类：

    除上述四类典型的殷商制品外，还有第五、六类，即黑陶和彩陶。早就被认为是殷商时期典型陶器的白陶，从纯技术观点出发，收集者曾予以很高评价；但真正重大的发现是从前完全不为人知晓的硬陶，多数表面覆盖了一薄层原始釉。当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消息时，英国的老汉学家和博物家叶慈（Perceval Yetts）教授立刻给我写信，并把此事通知伦敦的皇家亚细亚学会。我们的考古收集包括了几件近于完整的白陶器皿和带釉硬陶标本。研究所的许多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标本比那些较引人注意的在田野收集到的青铜器，包括王陵出土的巨大的青铜方鼎更有价值。

    把B组的四、五两项留作后面专章叙述，在本章最后我想谈谈安阳最后三次发掘的A组两个重要而又未预料到的发现。下面依次介绍它们。

    车马葬

    古文字研究者早就知道商代已有带轮的车。在安阳发掘期间，很明显用作两轮车部件的青铜制的装饰碎片在小屯的早期发掘中常有发现，而在侯家庄王陵发掘中也多次发现已散架的马车。所有这些是商代有带轮马车的主要标志，但对这重要的交通工具的原型进行任何有系统的复原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第十三次发掘的1936年4月13日，在小屯负责清理C区的高去寻教授才第一次发现一层夯土下有鲜红漆痕标示的清晰的界线，这导致了M20的发现。这就是闻名的C74，在此距现在地面下0.8——1公尺处发现了界线。当清理了地面夯土层后，出现了一个2.9公尺×1.8公尺的长方形坑，即小屯著名的M20车马葬坑，坑里埋有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这个坑未被扰动过（图17）。

    图17　小屯的车马葬坑

    M20仅是此区五个车马葬坑中的一个，另外四个坑分别位于C72、C73、C120（图18）。鉴于这五个车马坑相距很近，可能是按某种顺序埋入的，这使石璋如在后来的研究中认识到它们是为具有一定目的的祭祀用的牺牲埋葬。另外四个坑或被扰动，或被后来的建筑破坏，仅M20保存较好。然而当它被揭开时，发现上面的一层夯土和地下的潮湿损坏了人和动物骨骸的遗迹，像木架和皮革制品这些易腐烂的材料只能辨别出轮廓的痕迹。金属零件、石块和一些骨头保留了许多世纪后仍未动，因而田野队员可用就地素描和照相的方法进行较确切的记录。直到现在，M20仍是少量可据以研究古代中国“带轮（？）”车辆历史的最早的田野资料之一。

    图18　车马葬坑位置分布图

    我在“带轮”两个字后加了个问号，是因为当M20揭开时，虽已发现四匹马、三个人的残骸和车辆的残迹，但丝毫没有轮的迹象。田野记录幸好得到妥善保存。继续研究了几年后，一些考古学者和古物学家推论M20中包括双轮马车，但轮已被卸下，大概葬在别处，这与身首异处埋葬的习俗类似。

    还是靠M20的辛劳发掘保护了车身主要结构的主要部件，可作为后来复原的基本资料。在M20中，田野工作者发现了：（1）三个人骨架；（2）四匹马骨架；（3）马头、马身上的装饰品碎片；（4）车身上的青铜装置、车辕和车轴末端的青铜饰；（5）武器：三套戈、削和箭头；（6）马铃；（7）鞭；（8）车辕和车轴的木架和皮带的痕迹；（9）轭和衡；（10）一块石璧和其他杂物。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很久，有五六位专家对M20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作了研究，但直到1970年，石璋如教授才根据他对这些原始资料的研究结果，出版了他的复原著作。经他允许，我在此摘要加以介绍。(6)

    我不拟详细阐述关于石璋如教授对车辆的复原和它在中国早期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我意识到近期有些发现在性质上与小屯M20相似。详细的比较能否证实石教授的复原，这是个有意思的考查。不论如何，发掘和研究M20是个历史的里程碑，它是研究古代中国有轮车辆的开始。

    石教授的复原显示了M20中埋的车辆之一（图19），有一个车辕和一个从靠近它的前端处悬吊的弓形车衡。有两个套在两匹马上的叉状青铜轭系结在车衡两边。两匹马在车辕的左、右侧。车轴、车辕和轭末端的装饰物是青铜铸造的。虽然这些青铜车器发现时全部拆散，但它们明显是在与两匹马拉的一辆车的原结构相关的适当位置上。虽未发现车轮，但车轴肯定和车座埋在一起的。这表明车轴不随车轮转，而与车座构成一个整体。

    图19　车辆和马头的复原图

    更重要的证据是由同时代轮车的象形字提供的。在甲骨文中有14个“车”字。李孝定教授的字典中有此字(7)，介绍了11个字样（图20）。轮车这个象形字的字形可能变化很快，这与此期间车的实际结构的进步相一致。石教授认为，从小屯收集的考古资料看，至少能有两种不同的轮车可以复原。

    图20　甲骨文中的车字

    地下档案库（H127）

    一般公认中央研究院主办的安阳前后十五次发掘中的最高成就和最伟大的业绩是H127的发现，这个在小屯发现的地下贮藏坑里堆着数以千计的字甲。这是在1936年6月12日发现的。根据既定的日程，要在这天结束这次发掘工作。这个第十三次发掘紧接在侯家庄三次成功发掘王陵之后。6月中旬安阳的夏季是炎热的，中午太阳晒得使人难以忍受，所以一般安排是夏季停止田野工作。下面是6月12日发生的情况的记载：

    本来预定的计划，是6月12日结束。但12日的下午4时，在H127坑中发现了许多龟版。我们是5时半收工的，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内，不过半立方公尺的土中，出了3760块龟版，在量上说也很可观了。单为这一个坑，展限了一日工作，预于次日，竭竟日之力把它肃清，谁知事实遮没了我们的想象，愉慰超过了我们的希冀。坑中包含的埋葬物，并不是像平常那样的简单，遗物的排列，并不是像平常那样的乱杂，不能以普通的方法，来处理这特殊的现象。……(8)

    非常幸运，负责H127发掘的是王湘先生。他除有长期从事安阳发掘的经验外，还是最有独创性的田野工作者之一。王用延长的那一天额外的时间起取埋藏的龟版；当第二天太阳下山时，一天的工作只取出了埋藏珍品的面上部分。显然，试图一块块取出卜骨不是妥当的方法。全体田野考古工作者一致认为应把它整块地挖出来。

    一经决定，就立即采用新的方法。全体队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将这一整块埋藏珍品挖出来了。同时把这一特殊情况报告给南京的研究所。我作为考古组的负责人，即刻奔赴安阳处理这一事宜。

    因为当时安阳没有搬运这么重的物品的现代设备，所以田野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这重3吨多的埋藏档案块运走。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但用当地的方法移动一个重3吨多的木箱极为困难，更谈不上把它运到火车站了。虽然相距只有几英里远，但那时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

    然而，由于我们田野考古工作者与当地发掘工人的集体智慧，主要依靠本地的工具和大批人力，最后终于解决了搬运问题。那只沉重的大木箱于7月4日运到了火车站。又用了8天时间，于7月12日终于把H127出土的这件珍品安全运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京所址，供进一步更全面的研究。

    这些刻字龟壳在地下堆积了三千年以后相互紧密地粘在一起。董作宾的助手胡厚宣承担了剥离它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胡厚宣指出“H127字甲的特点”有以下十个(9)：

    （1）此坑甲骨文的时代为盘庚和武丁时期，特别是后者。胡推断这坑甲骨可能是武丁时贮藏后封闭的。

    （2）绝大多数字甲仍保留原来用朱色书写的痕迹，这明显地表明甲骨文开始用毛笔写，然后才刻字。

    （3）文字刻划中涂朱或涂墨的例子特别多。

    （4）表示吉或凶的龟甲卜兆，有再加工整理的痕迹。

    （5）为了占卜，龟背甲常由中间锯开成两部分。这些完整龟甲断片常在一头打孔以备贯穿。

    （6）龟的来源记录在龟甲特定的部位。

    （7）此坑中的许多特大龟甲，大概是从南方输入的。

    （8）此坑共出土有字甲骨17096片，其中仅有8块是牛肩胛骨，其余（17088片）都是龟甲。

    （9）胡推断这些甲骨档案是有意的贮藏。

    （10）胡又论述了第三次发掘时在“大连坑”中出土四版大龟甲，第九次发掘从侯家庄出土九版龟甲。但这次从H127内就复原了完整的龟甲300多版，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成就(10)。

    董作宾在《殷虚文字乙编·序》中这样说：“这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也是十五次发掘殷墟打破纪录的一个奇迹。”(11)董在文中引用石璋如的一段话：“窖的田野号数，叫做H127（位于C113）。……上部是一个大而浅的灰土坑（H117），在H117下发现了……H127。（H117）曾破坏了H127坑东边的一部分。（H127）上口距地面1.70公尺。H127的口径约1公尺8寸，深距地面约6公尺。窖内的堆积上层为灰土，下层绿灰土，中间一层是堆积灰土与龟甲……所占的空间高约1.6公尺。还发现一个人骨架伴着这些古代档案。……”(12)石教授的文章是H127发现五年后写的，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已把所址搬到了云南省昆明。石教授写文章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期，中华民族正进行生与死的搏斗。石教授能把这件难忘的事写出来，不仅因他是个目睹者，而且也因他是负责此次田野工作的人。所以，董作宾在他的全面研究中也要依靠这个材料。

    用这一报导来结束这一章，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当傅斯年所长选择安阳为第一个遗址，以此检验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时，他主要是被在该地区已经发现最早的书写汉字记录这一著名事实所鼓舞。换句话说，傅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有字甲骨是否仍存在。果然，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经过八年多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于1936年夏季发现了H127龟甲档案库。它把这一建立在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127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

    从单纯考古观点来看，H127档案库的发现仅是我已简要叙述过的多次安阳发掘中获得的许多令人惊异的成就之一。实际上，最后三次发掘积累的大量田野记录，以及用任何科学标准都能给予最高评价的重要发现和田野资料，为至今了解安阳文化的真实性质提供了基本材料。H127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所以，不仅从单纯科学的观点来看，而且带着对我们欢欣鼓舞情形的回忆。我认为这是结束这章关于最后三次田野发掘的最合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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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璋如：《殷代的夯土、版筑与一般建筑》，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一分（1969年）。

    (2) 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29年），第239页。

    * 应作《中国考古学报》。————原编者注

    (3) 张秉权：《祭祀卜辞中的牺牲》，载《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八本（1968年），第181——232页。

    (4) 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英文本。

    (5)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1956年）。

    (6)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下两册），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1973年）。

    (7)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1965年），第一四卷，第4113页。

    (8) 石璋如：《殷虚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载《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第7页。

    (9) 胡厚宣：《卜辞同文例》，载《史语所集刊》，第九本（1937年），第135——220页。（编者案：疑为1945年《释双剑所藏甲骨文字》一文之误。）

    (10) 张秉权在台湾负责缀合H127出土的龟甲，印刷出版了复原龟甲349版，见《殷虚文字丙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详见第八章的论述。

    (11)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即《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年）。

    (12) H127出土的有字甲骨的登录号为13·0628号至13·01775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