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篇第八

    注中有论，由来尚矣，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皆有时参以论议。马、班而降，史论尤繁，荀悦曰论，陈寿曰评，裴松之引孙盛、徐众之书，亦皆以评为号，则评论实注家之一体也。胡注《通鉴》，评论亦众，此篇之外，散见于《史事》各篇者，大抵皆评论也。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通鉴注》中之评论，亦犹是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齐亡臣相与求湣王子法章，共立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注曰：其时乐毅以燕中军镇临淄，田单自安平保即墨，奔败之馀，犹可置之不问，法章布告国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问乎！后人论乐毅，以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为然也。（卷四）

    此深有感于帝昺厓山之败也。魏夏侯玄太初撰《乐毅论》，见右军帖，文中子读而善之，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身之驳之，不怪张弘範之不为乐毅，而恨宋之无田单也。

    周赧王五十三年，赵受韩上党地。

    注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卷五）

    此深有感于端平入洛之师也。元有吞天下之心，使宋无端平入洛之师，而元既灭金，亦必转而攻宋。故宋之祸不在于欲复三京，而在于赵葵、赵范之先无预备。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操十二石之弩。”

    注曰：沈括曰：“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时已如此，于定国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强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当二人有馀。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钧，比颜高之弓当五人有馀。此皆近世教习所致，武备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案括之论详矣，然用之则误国丧师，不知合变，是赵括之谈兵也。（卷六）

    沈括语见《梦溪笔谈》三，身之引而之，有感于旧兵器之不足恃也。括号称博物，元丰间知延州，奖励边人习射，得彻扎超乘者千馀人。然夏人陷永乐，徐禧等败没，括不能救。宋末襄阳之役，元人创作新兵器巨石炮，用力少而所击远，更非弓矢所能敌。故徒守旧法，矜武勇，不知合变，无补于亡也。

    汉宣帝甘露二年，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

    注曰：《恩泽侯表》，营平侯食邑于济南。夫以赵充国之贤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泽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卫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于恩泽侯，以其由卫思后戚属得进也。《班史》书法，犹有古史官典刑，後之为史者不复知此矣。（卷二七）

    卫青，汉武帝卫思后弟，霍去病则卫思后姊子也。王深宁曰：“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汉亡于王莽、何进，晋亡于贾谧，唐几亡于杨国忠，石晋亡于冯玉。”语见《困学纪闻》三。歇后一语，则宋亡于贾似道也。身之此条，以为赵充国之贤之功，犹只列之恩泽侯，而况不如赵充国，并不如卫青、霍去病者乎！盖亦有所指也。

    汉哀帝建平二年，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注曰：上策宣曰：“前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朕惟将军任汉将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国之制，其上左将军印绶。”余按彭宣以连姻藩国而免官，丁、傅以戚党而见用，卒之夺刘氏者非藩国，乃外戚也。丁、傅于国有大故之时，拱手授柄于王氏，而彭宣乃能辞三公位于王莽专权之初，任官惟贤材，乌得拘小嫌乎！（卷三四）

    慨宋宗藩之不振，而外戚得以贾祸也。

    汉安帝永初二年，诏邓隲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遣使迎拜隲为大将军。既至，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注曰：王、主，诸王及诸公主也。邓隲西征，无功而还，当引罪求自贬以谢天下。据势持权，冒受荣宠，于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终也。（卷四九）

    此盖为贾似道言之。开庆元年，忽必烈围鄂州，似道督师汉阳，大败，乃遣人议岁币称臣。会元宪宗殂，元兵拔砦而北，遂上表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闻。帝谓其有再造功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语见《宋史》似道本传。其冒受荣宠，视邓隲为何如也？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备。孙权以问潘濬，濬曰：“伷是南阳旧姓，颇能弄唇吻，而实无才略。”

    注曰：今人以辨给观人才，何其谬也！（卷六八）

    由此条知身之为寡言沉默之人，与卅四卷及一七五卷之不喜人滕口说，可互证也。见《治術篇》。

    魏邵陵厉公正始五年，曹爽西至长安，发卒十馀万人，与夏侯玄自骆口入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深祸。”

    注曰：垂，几及也，关，关城也。杜佑曰：“关城俗名张鲁城，在西县西四十里。”呜呼！王侯设险以守其国，其后关城失守，锺会遂平行至汉中。王平谓“贼若得关，遂为深祸”，斯言验矣。（卷七四）

    全谢山言：“姜维守汉乐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关，而契丹取营平；金人过独松，而笑宋之无备，一也。”语见《困学纪闻三笺》一，可与此论互证。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

    注曰：帝谓：“少康生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杖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未必能复大禹之绩。”呜呼！帝固有志于少康矣，然不能歼浇、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余观帝之所以论二君优劣，书生之谭耳，未能如石勒辞气之雄爽也。（卷七七）

    后羿事，《史记》不载，而《左·襄四年、哀元年·传》载之。夏帝相，为有穷后羿所篡，徙于商丘。寒浞又篡羿，袭有穷之号，生二子浇、豷。后浇杀帝相，浞封浇于过，封豷于戈。夏有臣靡，乃杀浞，立帝相遗腹子少康，灭浇。少康子杼又灭豷，而有穷遂亡。

    甘露五年，帝自讨昭不克，反为贾充、成济所弑，盖欲效少康而失败者。身之则又深惜南宋诸帝及宋之宗子，有书生而无雄略，故终不能光复旧物，而底于亡也。

    魏元帝景元四年，汉主之降魏也，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注曰：曾谓庸禅有子如此乎！（卷七八）

    亦伤宋宗室之无人也。

    晋武帝太康元年，孙皓与其太子瑾等，泥头面缚，诣洛东阳门。诏遣谒者解其缚，赐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钱穀绵绢甚厚。

    注曰：武王伐纣，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如孙皓之凶暴，斩之以谢吴人可也。（卷八一）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此义汉以後不闻久矣，身之昌言之，盖有鉴于金海陵之凶暴，仅遇害而未明正典刑也。

    晋元帝建武元年，刘琨、段匹相与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晋室。琨檄告华夷，遣右司马温峤，匹殚遣左长史荣邵，奉表及盟文，诣建康劝进。

    注曰：汉之禅于魏也，文帝三让，魏朝群臣累表请顺天人之望，此则劝进之造端也。晋受魏禅，何曾等亦然。是时愍帝蒙尘，四海无君，琨等劝进，为得其正。（卷九〇）

    前二者之劝进为附逆，後者之劝进为尊王攘夷，故曰“得其正”。

    晋元帝太兴四年，王敦久怀异志，闻逖卒，益无所惮。

    注曰：王敦之所忌，周访、祖逖。访卒而逖继之，宜其益无所惮也。然温峤、郗鉴诸人已在，晋朝卒藉之以清大憝。以此知上天生材以应世，世变无穷，而人才亦与之无穷，固非姦雄所能逆睹也。（卷九一）

    身之论史，颇信任自然，可于此论见之。

    晋穆帝永和八年，戴施入邺，绐取传国宝。

    注曰：江南之未得玺，中原谓之“白板天子”，传国玺至此归晋。蔺相如全璧归赵，赵王擢之，自缪贤舍人为上大夫。戴施能复致累代传国之宝，未闻晋朝以显赏甄之也，何居！（卷九九）

    此有慨于嘉定受宝时赏赐之滥也。《齐东野语》十九，载嘉定受宝事，垂二千言，云：“贾涉为淮东制阃日，尝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往河北军前议事，得其大将撲鹿花所献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并镇江副都统翟朝宗所献宝检一座，缴进于朝，诏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受宝典礼，时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宝，大赦天下，文武官各进一秩，三学士人，并推恩有差。盖当国者方粉饰太平，故一时恩赏，实为冒滥。”身之言未闻晋朝以显赏甄戴施者，意盖指此。赵绍祖《通鉴注商》讥之曰：“白板之言，俗人之见，天子岂果以玺为轻重哉！戴施不能全邺，虽能得玺，未为大功。晋赏固薄，然胡氏儒者，而作此等议论，余所不取”云云。《鉴注》诚未易读，不谙身之当时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且白板之言，出《南齐书·舆服志》，非身之所杜撰。玺之不足轻重，岂待赵君然后知之！陈后山《谈丛》三云：“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馀，又何足贵乎！’”是北宋时君臣上下已共知玺之不足轻重，不过嘉定时史弥远当国，特张大其词，欲以此耸动天下之耳目。据《宋史·贾涉传》，山东李全，亦以此次玺赏，得为节度使，故身之借晋事以讥之，不图复来赵君之讥也。《廿二史劄记》“《宋史》各传回护”条，谓：“李全得玉玺以献，朝廷赏以节度使。”则误读《贾涉传》耳，得玺以献者翟朝宗、赵珙，非李全也。

    晋穆帝升平三年，诏谢万军下蔡、郗昙军高平以击燕。郗昙以病，退屯彭城。万以为燕兵大盛，故昙退，即引兵还，众遂惊溃。

    注曰：进师易，退师难。是以善将者欲退师，必广为方畧，而后引退，不唯防敌人之追截，亦虑己众之惊溃也。（一〇〇）

    此有感于鲁港之溃师也。德祐元年二月，贾似道师次芜湖，孙虎臣告急，言北兵已迫，夏贵亦遁。似道仓皇失措，鸣金一声，十三万军，一时溃散。是役也，或谓似道尝与北军议定岁币，约于来日各退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风大作，北军之西退者，旗帜皆东指，南军以为北军失信，遂鸣锣退师。及知其误，则军溃已不可止。故南军既退，越一宿而北军始进也。呜呼天乎！语出《癸辛杂识》续集，此身之所亲值也。

    晋安帝元兴三年，桓玄挟帝至江陵，自以犇败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罚。荆江诸郡，闻玄播越，有上表犇问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贺迁新都。

    注曰：唐人所谓“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目”，桓玄是也。（一一三）

    奔败而必欲掩饰，更令人庆贺，徵之于古，盖亦有之！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

    注曰：宋人捨功录过，自戮良将，宜其为魏人所窥。（一二四）

    此有感于四川置使余玠及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之死也。玠治蜀，士璧治湘，皆有功，以谗死，邦人莫不悲慕。《宋元通鉴》宝祐元年条论之曰：“宋之不竞，若天有以限之。才得一人，谗忌即入。自其盛时，固已有之，熙、丰以後，类不相容，迄于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宝间，残金虽亡，新敌方炽，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犹足以为一木之支，而谢方叔、徐清叟之徒，必为疑间，以致之死。呜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从可知矣！寻又籍玠家财以犒师，若非忠义之士，有不解体者哉！”《宋季三朝政要》载：“景定二年，夺向士璧从官恩数，令临安府追究侵盗掩匿情节，从侍御史孙附凤之言也。士璧帅长沙，北兵已围鄂岳。方措置间，皮泉渌家居访之，问所以为城守之计，士璧曰：‘正为眼中无可用之人。’皮恚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计毁短。贾似道忌其成功，竟坐迁谪。至今邦人言之，有垂涕者”云。身之言“宋人捨功录过”，本指刘宋，然不啻指赵宋也。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三月，陈显达为魏武卫将军元嵩所败，威名至是大损。

    注曰：陈显达之败，固是弱不可以敌强，亦天为之也。齐师溃于戊戌，魏主殂于丙午，傥显达更能支持数日，安知不能转败为功邪！（一四二）

    戊戌至丙午，相差凡八日。论事而委诸天，此失败者之恒言，所以自慰藉耳。身之处境，盖失败者，可悯也！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魏主命高肇等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游肇谏以为“今频年水旱，百姓不宜劳役。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

    注曰：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业，魏不得寿阳。游肇之言，可谓深知当时疆事者。（一四七）

    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宋守臣；裴叔业，齐守臣，皆先後降魏。身之则有感于景定以来，守臣之先後降元也。不因刘整、吕文焕，元不得泸州、襄阳；不因陈奕、范文虎，元不得黄州、安庆。游肇之言，古今一辙，为可慨也！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臺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注曰：宇文泰令苏绰仿《周书》作大诰，今其文尚在。使当时文章皆依此体，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一五九）

    文体随世运为转移，岂能拘于古式。故六朝之浮靡，非也；伪装之古奥，亦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故为古奥，使人不能速晓，其意何居。叶水心尝论之，曰：“为文皆依此体，止是皮毛上模出一重粗俗。颇记少时长老言：有数士各效名人文字，以相夸耀，或为韩、柳，或为欧、曾，高者为西汉。其一人曰未也，遂为《诗》《书》之文以盖之。绰所欲革，与此何异。以为于变一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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