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篇第十七

    《廿二史劄记》九，言：“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当然”云。顺人心而为之，故非常之谋，有时亦可不败。

    泰始二年，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

    注曰：湘东篡位，非其本心，寻阳起兵，名正言顺，故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商旅断绝，米甚丰贱”者，前朝之积也。“四方雲合，人情更安”者，积苦于狂暴，而骤乐宽政也。“天下嗸嗸，新主之资”，斯言岂不信哉！（一三一）

    湘东即明帝。晋安王子勋称帝寻阳，旋即覆灭，此内战也。人心厌乱，明帝予以安集，故能坐享其成。

    泰始五年，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白曜抚御有方，东人安之。

    注曰：宋置冀州于历城，魏既得之，改为齐州，统东魏、东平原、东清河、广川、济南、东太原六郡；东徐州统东安、东莞二郡。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抚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复引领南望矣。《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信哉！（一三二）

    此言民族观念之有时不可恃也。“抚御有方，民安其生”，则忘统治者之为谁氏矣。南北朝能对峙二百馀年，亦以其政丑德齐，不足以相胜也。

    齐武帝永明十年，上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注曰：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一三七）

    身之盖为袁进士镛言之也。镛宋亡殉国事甚烈，《深宁集》有《哭袁进士诗》，而降元者讳言其事。明初徐一夔《始丰藁》十四，《跋袁镛家传后》云：“宋季鄞人袁镛，尝登咸淳辛未进士第，以忧未上官。元兵将陷宋都，镛与寓公将作少监谢昌元、华文阁直学士赵孟传，共谋死国。已而游兵至鄞上，镛先二人往觇敌，奋不顾身，为敌所擒，骂不绝口而死。其妻孥一十七人，闻之亦同时赴水死，独有僕护其一子。其事类齐王，而又甚焉。幸遇太史公，得书其事。镛不幸不遇太史公，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敌，亦讳道其事，故遂至于无闻。镛死易代，其孙廷玉，有文学行谊，以国子生林右善叙事，请为私传，以补《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其说”云。然袁镛不特《宋史》无传，元延祐间修《四明志》亦无传。《鲒埼亭集》廿三《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云：“少时从天一阁范氏得见袁尚宝公所刻《先进士忠义录》，其中有蒋教授景高所作传，较详于旧志。呜呼！袁公之死，盖见卖于赵孟传、谢昌元，而清容作志，不立公传，初意以为《五代史》阙韩通之例，出于嫌讳，既而见其为赵、谢二降臣皆有佳传，乃知其党于降元之徒也。盖清容之父处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纪先友也，凡降元者多称之，而且作《哀兰操》以吊崖山降将吴浚，可谓失其本心之言也已。夫抗元者不立传，或有可原，降元者反传之，岂非党哉！著书而以颠倒是非为事，将谓隻手可以障天耶！吾读清容之文，未尝不爱其才，而心窃薄之。呜呼！千古之清议，夫岂一时之记载所能持，其愚甚矣。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谁为袁粲传？沈约沉吟颜有汗。’”此身之所谓“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也。因论民心，附识于此。

    齐明帝建武二年，魏主欲于淮南置戍，高闾上表，言：“安土恋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镇，城戌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

    注曰：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犹不乐属魏，思归江南，遂有五固之役。（一四〇）

    此外战也。宋泰始二年丙午，至齐建元二年庚申，凡十五年，江南朝代已易，淮北之民，犹不乐属魏而思叛。足见宋齐之相禅，民无所别择，以为执政者之转移而已，惟对魏则视为敌国，谁愿为敌国之民哉！

    梁元帝承圣二年，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注曰：江淮之民，苦于齐之虐政，欲相率而归江南。（一六五）

    此民族自决之表见也。齐无虐政，民且欲归江南，况以齐文宣之暴戾乎！身之盖为当时之动乱言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江西贼钟明亮寇赣州，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戍兵往讨。二月，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馀起，宜选将讨之。三月，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袁清容《师友渊源录》谓“身之释《通鉴》，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即此年也。窖当在宁海，全谢山以为在鄞，非是。镇龙亦作震龙。宁海为身之邑里，此身之所亲见，皆苦于元之虐政而动乱者也。又《元史》一六七《王恽传》，载：“恽至元二十六年为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进言于朝曰：‘福建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恽复条陈利害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乎！’”秋涧言“官吏贪残”，身之言“苦于齐之虐政”，其意一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周军初至郢州，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三千馀口。周人起土山长梯，昼夜攻之，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馀楼。孙瑒兵不满千人，身自抚循，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死战，周人不能克。

    注曰：史言千人一心，虽大敌不能克，郢人之死战不下者，畏江陵之俘戮也。（一六八）

    同一时代，兵器利钝相等，婴城拒守，惟恃人心。《困学纪闻》十三，言：“陈无淮，无荆襄，无蜀，而立国三十二年，江左犹有人也。”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周杨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

    注曰：贾谊曰：“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古之得天下，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虽姦雄挟数用術，不能外此也。（一七四）

    杨坚之篡周，有类王莽之篡汉。躬履节俭，宽大为怀，一反周之虐政，已可得天下之心，更有民族意识为之援，坚之得国，所以比莽尤易也。

    唐德宗兴元元年，赦天下改元，制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

    注曰：此等言语，强藩悍将闻之，宜其感服易心。（二二九）

    又，赦书既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注曰：史究言兴元赦书感动人心之效。（二二九）

    以陆宣公任宣传，宜其得人感泣也。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

    注曰：裴度平蔡，蔡人不复叛矣，识者知其所以然乎？（二四〇）

    此惟内战，可以收效如此。

    唐穆宗长庆元年，田弘正遇害，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令乘驿之镇。布月俸千缗，一无所取，卖旧产得钱十馀万缗，皆以颁士卒，旧将老者兄事之。

    注曰：以田布所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济者，人心已摇，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二四二）

    “财散则民聚”，本为至理名言，而有时用之无效者，谚所谓“临时抱佛脚”也。

    唐昭宗景福元年，安仁义破孙儒五十馀寨，田頵擒儒于陈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

    注曰：光启三年，孙儒始与行密交兵，至是而败。孙儒以十倍之众攻行密，其智勇亦无以大相过，而卒毙于行密者，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又后无根本。行密虽为儒所困，分遣张训、李德诚略淮浙之地以自广，又斥馀廪以饲饥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胜也。（二五九）

    饥者易为食，不必其躬行仁义也，稍胜则人归之矣。此其道甚浅，屡行之而有效者也。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帝在陕州，赵晖自御帝马而入，至石壕，汴人有来迎者。

    注曰：汴人越郑洛而来迎，可以见其苦契丹之虐政，汉氏之来苏，惜乎卒无以副其望也。（二八七）

    民对契丹，有虐政之逼迫，又有民族之歧视，最易使其归心也。于此而无以副其望，终使为异域之民，汉之为汉可知矣，盖深伤中原之不复也。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唐主谓冯延巳、孙晟曰：“楚人求息肩于我，我未有抚其疮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来苏之望。”

    注曰：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敛，望唐之休息，而唐又兴兵役以疲之，非所以副其望。使唐主言而能行，不摇于众口，乌有他日之败乎！（二九〇）

    楚与南唐接壤，民不堪其虐，而求息肩于唐，将以为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唐主能言而不能行，是亦楚耳，民何择焉，所以同归于尽也。

    广顺三年，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饥民度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禦之，民与兵鬥而北来。

    注曰：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二九一）

    後周南唐之兼併，内战也，内战纯恃得民，唐既无善政，又有天灾，欲人心之不去得乎！若宋之与元，本有夷夏之防，足为保障，而仍不免于灭，是可哀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