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傳

    一

    上一堂講的孔子春秋，今天講春秋的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在今天，我們是講中國史學名著。但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中国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稱之曰「王官學」與「百家言」。可見在西漢末年時，大學者如劉向、劉歆父子，他們便把中國古代學術分成為「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兩大別。何謂「王官學」？因其職掌在政府衙門裏。何謂「百家言」？因其只在民間私家傳述。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可說王官學就是一種貴族學，百家言則是一種平民學。

    孔子以詩書教其弟子，尙書掌於政府中的史官，詩經掌於樂官，這本都是政府衙門裏的學問，所以稱之謂王官之學。中國那時是封建政體，卻和西洋歷史上他們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會，上面沒有一個共同擁戴的最高機構。他們想要來一個神聖羅馬帝國，但亦沒有能做成。他們乃因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一個統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會之出現。中國古代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組織，由一個王室，如西周，來分封魯、齊、晉、衛諸國出去，上面有一個中央政府，有一個周天子。至少這點顯然與西方中古時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組織。所以稱為「王官」者，王便是一個統一政府，此之謂「一王」。至於平民私人之學則不相統屬，故稱之曰「百家」。

    又怎樣說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呢？這是說，古代衙門裏的貴族學流傳到社會，變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變，第一個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漢書藝文志裏第一部分叫做六藝略，那就是王官之學。第二部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個平民學者起來，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因春秋記載掌於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說春秋是王官之學。那麼作春秋應該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孔子私下採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陳文來寫春秋。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將來有人責備他，就因為他寫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分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豈不僭越可責？但若瞭解他，知道他的，也將在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來寫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交替間。後人推尊這部書，以之和從前周公傳下來的王官之學同等看重，乃有所謂五經，春秋亦列入其內。於是孔子春秋在漢書藝文志裏也被認為是王官之學，也在六藝略之內，成為五經之一，和周公時代的詩書同樣都看成為古代的經籍。經籍是為人看重的，便有人專來發揮它，於是有傳、有記、有說。孔子春秋後人共寫了三部傳，這是我今天要講的。

    二

    現在我且先講幾句題外的話。如莊子一書是百家言，由莊子自己撰寫。但莊子的學生與後學，也可寫幾篇，加幾句進去，不加分別，共稱莊子。今傳的莊子，已不復是莊子一人著作，儘有其學生乃至後來講莊子學問的人的文章添進去。孟子七篇，不像有別人的添進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幾個學生如萬章、公孫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書中就可有很多他學生寫的文章，也總稱為荀子。如墨子，更見是很多墨學後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稱墨子。此等體裁，與後人著作不同。我們讀古書，對此層不可不知。淸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言公篇，便是發明此義。

    章氏所寫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對古代學術頗多發明。根據漢書藝文志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來講明古人著作多是集眾合成。王官學在同一衙門內，如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成。詩經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個時代所成。平民社會裹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認為立言是公事，不像後來看重私家的著作。這些雖是題外話，但在今天該當作是一種很重要的常識，不可不知。前人所創，後人應奉為常識的，舉不勝舉。如講古代學術史而不看漢書藝文志，不讀文史通義，那總是不對。

    我先交代了此幾句，再來講孔子春秋的三傳。

    因孔子春秋成了經，所以可以有傳。但一經為何有三傳？三傳異同又在那裏？宋代葉夢得講過：

    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

    孔子自己說：

    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

    春秋既是一部歷史記載，當然有事，左氏傳即是傳它的事，即是把春秋裏的事，更詳備地傳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尙有一番大義，左氏傳不講，而公羊、穀梁則就是講此義，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的義。但公、穀又並沒有詳細講述春秋書中的事。後來朱子又說：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此與葉說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話。可以把它作為三傳異同的一個大槪分別，但古人則並不如此，因古人並無史學、經學之分。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附在六藝略、春秋略之內，可見其時人觀念，尙只有經學，無史學。故宋代人講的話，並不能代表漢代人的意見。

    漢人講經學，如尙書，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講過。今文列為博士，也就是當時的官學。古文不立博士，則是當時的私家學。實際上只是一部尙書，只伏生傳下來的列為博士了，而孔安國傳下來的則未立博士。此刻講春秋三傳，同樣有今、古文之分。漢武初年春秋立為博士，那時就照公羊家一家講法，所以公羊春秋立為博士，即所謂「今文學」。後來到了漢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歡穀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開了幾次學術會議，把穀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穀同為今文。其實講來，此兩書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尙書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漢成帝時，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他要爭立其他幾部古文書也立為博士，中間就有孔安國尙書，有左氏春秋，而這事沒有成。所以下到東漢，只有公羊、穀梁立為博士，而左氏傳則僅是一種民間私學，稱之曰「古文」。

    當時人的爭論，便說「左氏不傳春秋」，傳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認只有公羊、穀梁二傳，左氏不得認為傳，因它並不是傳春秋的。這是漢代人的講法，和我剛才所舉兩個宋代人講法大不同。宋代人說「傳事不傳義」、「傳義不傳事」，那即是同傳春秋而所傳不同。

    此一問題很複雜，諸位可看淸末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和經學歷史。在我所著秦漢史裏，也詳述此事。我又有一書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間也講到此問題。做學問，便該求一個通。不能說我學史學，不問經學，那麼古代史學經學不分，只知有史不知有經，不通當時的經學，便不能講那時的史學。現在我們講春秋，就要兼講到三傳，而其間有經學問題；不能說我不歡喜經學，把此問題棄置不講。

    三

    孔子自己說過：「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話便是說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學，孔子才把它來變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貴族學傳佈到民間，而開創出後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與平民學的。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到了漢代，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漢武帝為何聽他話如此做？諸位或許會說，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制，漢武帝才採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說似乎已成為近代我們的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了。但我要問，此說出在何書？有何根據？如講王官學、百家言，那是根據漢書藝文志，又經章學誠文史通義詳細發揮。我只根據章學誠的話，稍換講法，說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如今漢武帝要復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為便於專制，誰能猜測到漢武帝的內心？又是根據何書？何人所說？總要有一個來歷。我從年輕時即注意到此，幾十年來就沒有找到這句話的來源。問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論。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論。

    據我所想，漢武帝十七歲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宮中老師就是一儒生。他對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聽董仲舒說。我對此事的詳細看法，在我的秦漢史中講到很多。當然以前的國學槪論、國史大綱也講到，而秦漢史裏講得比較更多些。我的話都是根據史記、漢書，明白有來歷。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問題也變了，我們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由我推測，或許「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於專制」，此話乃從日本人那裏傳過來。但我也沒有為此去細找證據。諸位倘使高興學看日本書，便知在我們的近代有許多話都從日本人那裏抄來。這也是値得研究的。

    至於董仲舒勸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的話，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說得很詳細。此三策收在漢書裏，儘可一讀。董仲舒勸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勸武帝復古，是要復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當時一般人意見，認為秦不可學，二十幾年就亡了。我們該學周，緜延著八百年。董仲舒同時人抱此意見的也不少。因此他們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來罷黜百家專講五經，但並不說是要便於專制。

    但究竟周公距離漢代遠了，漢代人要講五經，其實更側重的是講孔子，講春秋。他們說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個新王來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時，周之王業已經迹近衰亡。我們又要講到孟子的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來一個新王。孔子也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若孔子出來行道於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時的西周了，只得要來一個東周。因此說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記裏有這樣一句話，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又說：

    有國有家者，不可不知春秋。

    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興一王之治，怎麼可以不懂春秋？漢代人再把這話變了，說孔子「為漢制法」，現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專制，大家都能講；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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