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史通

科學，儘可不寫在歷史裏。方言也可不寫進歷史。人形之與天文，方言之與藝文經籍，究竟在當時歷史上，關係疏密，影響深淺，大不同。究因劉知幾對整個歷史沒有一番淸楚明白的看法，因此他遂橫生駁議，而並不中肯。

    劉知幾又批評漢書地理志只講郡國，那只是一種政治地理。他主張該有「都邑志」，則是人文地理了。他又主張要有「氏族志」、「方物志」等。像此之類，到了後來鄭樵的通志，就特別看重這些意見。劉知幾又特別講：

    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人主之制詔册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

    他不曉得史部已與集部分開，這許多全應放在集部裏。即如一部全唐文，每一個皇帝的詔令，每一個臣子的奏議，若都把來放在唐書裏去，唐書萬萬容納不下。

    劉知幾批評某一書某一書的，今天且不講；所講只是他所提出的一些正面而共通的意見，他主張正史該如何。但這許多提議都不很値得我們之欣賞。尤其是他極端的批評漢書古今人表。我已經講過，古今人表也有它在歷史上的作用，並不能說是十分要不得。後來人批評劉知幾史通，則說：

    薄堯舜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冡，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譏呵賢哲。

    我覺得這樣的批評，都是講得很好。總之，劉知幾只注意到史書，沒有注意到歷史本身，也沒有注意到寫歷史的背後的這個人。如像孔子作春秋、司馬遷作史記，此兩人究同左丘明作左傳、班固作漢書不能並論；而劉知幾在這些地方就忽略了。

    四

    我們再可講到劉知幾自己的學問。上面講的是史通的內篇，最重要的，我們只講它第一篇六家，和第二篇二體。下邊講史通的外篇。第一篇疑古，第二篇惑經。劉知幾對於古代的中國史懷疑，他說：

    倘漢、魏、晉、宋之帝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史官易地而書，各敍時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

    這樣一講，就對全部歷史泛起了一種虛無的看法。那是一種極刻薄，極輕浮的虛無主義。人物無賢奸，歷史無定準。特別是到了近代，我們講歷史的人，又特別喜歡疑古，「疑古」成為近人治史一大運動。劉知幾史通這部書，遂成為近代人之同調，近代人之先覺。中國古人早已如此講了，豈不為近人一安慰、一鼓勵。劉知幾惑經篇說「春秋之義所未喩者七」，又說春秋有「五虛美」，春秋並不這樣好，只是後人虛美了它。又說：

    王充問孔，論語備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

    他很高興王充論衡裏的問孔篇對論語加以許多批評，而恨他沒有批評到春秋；他是來補充王充而批評孔子春秋的。所以又特別有一篇申左，說左氏有三長，而公、穀二傳有五短。這些，我不想在此多講，只可說劉知幾僅通史學，不通經學。這是劉知幾學術上之偏處、短處。

    唐書劉知幾傳說劉知幾十二歲時，他父親叫他讀尙書，他讀不進。同他講左傳，他就開心。可見劉知幾從年輕時就喜歡史學。他自己說：「始在丱角，讀班、范兩漢。」可見劉知幾本身做學問本有所偏，只愛讀史而不通經。固然我們可說他天性所近在史學，這是劉知幾學問長處，我們不得不看重。然而他幼年從學就走了偏鋒，並未對學問有個大體的瞭解，亦未對學問有多方面的探求，就他自己才氣近的一方面，就在這方面儘量發展。雖然成了如史通這樣一部書，然而他的著作究為他的學問所限，不是一部理想的完作。

    我們也可進一步來講，有了自東漢以下到隋代這一大段的史學，才有劉知幾出來寫他的史通。若使在劉知幾以前，史學界早有一番極高明的史學的話，劉知幾也就不止於此。正因從班孟堅漢書以下，都不能和司馬遷史記相比。三國志、後漢書一路下來，經學、史學大義慢慢迷失，所以當時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堅的漢書，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記。講材料，班固漢書是來得細密了，或許可在史記之上。但講史識，講學問的大精神，史記這一套，班固就沒有學到。以後一路跟著班固的路，史學慢慢走向下坡。我們只要讀劉知幾的史通，就可以回過頭來，看東漢以後史學的慢慢兒地暗淡了。只要東漢以後，能有一套高明深遠的史學見解的話，劉知幾也不會無所知。劉知幾是啣接著上面傳統的史學而來。也可以說，我們要瞭解隋書經籍志裏從東漢以下的那一套史學，我們只讀劉知幾史通，便可瞭解，因在史通書中講得多了。所以我們讀了劉知幾史通，就可回過頭來看東漢以下直到唐代初年的這一段史學。在外觀上看，是史學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內裏精神方面去，史學實已衰了，遠不能同從周公、孔子到司馬遷那一段相比。

    我們也可說，劉知幾史通其實也只是等於一部材料的書。在他以前許多史書，那部書特點在那裏，那部書長處在那裏，我們藉有史通可得很多知識。但諸位千萬不要學了他這書的最大缺點，即是一「薄」字。不要看他書中批評的苛刻，覺得史通了不得，那就會引我們入一條歧途。尤其是今天的學者，怕有很多是喜歡走此路，疑古惑經，恣意批評；無論其見解是非，只是太輕薄，太不忠厚，便該是一病。

    五

    我們從此再回頭來看劉勰的文心雕龍，那就偉大得多了。他講文學，便講到文學的本原。學問中為什麼要有文學？文學對整個學術上應該有什麼樣的貢獻？他能從大處會通處著眼。他是從經學講到文學的，這就見他能見其本原，能見其大，大本大原他已把握住。固然此下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這些人出來，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實際上他們講文學的最高價値，並不能超出劉勰的文心雕龍之上。劉勰是做了和尙的，他早年就在和尙寺裏讀書。當時和尙寺裏許多大和尙所講的一套，也都是義理之學，懂得講本原。講釋家的，也會注意到孔子、老子。所以當時第一等的人才都會跑進和尙寺，也都會尋究佛學。劉勰從和尙寺裏讀書讀出來，最後還是做和尙，他的治學方法，應受當時佛門影響。他這部文心雕龍，還是値得我們看重，因他能注意到學問之大全，他能討論到學術的本原，文學的最後境界應在那裏；這些用心，都是劉知幾史通所缺乏的。

    拿今天的話來講，劉知幾僅是一個史學專家。他的知識、他的興趣，完全在史學這一門裏。而劉勰講文學，他能對於學術之大全與其本原處、會通處，都照顧到。因此劉勰並不得僅算是一個文人。當然是一個文人，只不但專而又通了。

    劉勰文心雕龍的文章也是駢文，而他的文章也比劉知幾史通的文章好。劉知幾史通也是駢文，但不如劉勰的文心雕龍。諸位把此兩部同性質的書來合看，便懂得此兩書之高下，也可懂得此兩書背後著書人學問的高下。劉知幾在唐朝史館裏蹲了三十年，一生學問並未超出了歷史，只恨自己沒有來寫一部史。不像劉勰，從開頭在和尙寺，將來還是做和尙，然而他倒能注意到學問大全和文學本原，經史會通，這許多方面去。所以說，唐初的史通，可說是隋書經籍志全部史學的最後結束。我們從史通的缺點，就反映出東漢以下當時中國史學上的缺點。而當時的大學問反而跑進和尙寺，不僅佛學在和尙寺裏，即如劉勰的文心雕龍也見其超出於像劉知幾史通之上了。最近我們的學問是不在中國了，學問全到國外去；然而今天的國外，也似乎劉知幾比劉勰更時髦。那就無可多講了。

    六

    我今就史論史，當知從事學問，先該知一個總體，又定要有一個為學的本原，從這裏再產生我們的史學來。論史也要從這大的地方來論。堯舜到底不能和曹操、司馬懿相比，古今人表分別人品，我們治史的不能不知。考史也不能帶了有色眼鏡來考。若要寫歷史，更要有一番大本領。必有其本原所在，才能寫出好歷史來。不然則最了不起也只能等於一部左傳，一部漢書，此為劉知幾所最佩服的，但到底不可上及孔子春秋與司馬遷史記。

    我今天批評劉知幾史通，用意在學術上指出一準繩。像史通，不算得是史學上之最高準繩。我又曾說：讀其書，必該知其人。如讀史通，便該了解到劉知幾從幼年做學問就走到偏路。當然司馬遷一輩子也只是寫了一部史記，可是在史記書裏，便可見司馬遷有一個大的背景，大的立場，不僅是「史學」兩字能限。諸位在此上定要用心。這是我們做學問的胸襟。我們不能先把一個史學來限著我們，至於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諸位試看，這豈不是史？但又那裏是專限於史。有其志而做不到，和根本沒有這個志，兩者大不同。尤其是根本無知，而多隨便亂批評，那更要不得。當然劉知幾史通批評以前各史種種缺點，也多為此下史家所採用。而我今天又要來批評劉知幾，諸位當心知其意，莫謂我也是好譏評，學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