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通志

得研究的問題，這亦是人文政治地理。歷代建都不同，隨著影響到其他不同，這是我們讀史的人應該注意的。但為何都邑該注意，郡國便不該注意呢？都邑建置有其人文影響，郡國區分同樣有其人文影響；鄭樵厚此薄彼。所以說，這裹有鄭樵之偏見。

    六

    接著天文、地理下面是禮四卷，謚一卷，器服二卷。當然鄭樵通志裏講的禮，遠不能同杜佑通典相比。通典講禮一百卷，這是他極大的貢獻；鄭樵在這方面並無大貢獻可言。鄭樵在禮之中特別提出一個「謚法」來。本來認為是皇帝死後，根據他平日行為，給一個謚，所以說有美有惡。秦始皇說不能由臣下來批評帝王的美惡，所以他自稱始皇帝，下面二世、三世皇帝都可不要謚。到了漢代，再恢復舊傳統；不過再沒有好壞分別，皇帝死後之稱，則都是好的。鄭樵說：

    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

    但這話似不一定對。諸位不要認為鄭樵書多創見，喜其新而忘其有不是。謚法稱幽、厲，實不很好。照鄭樵講法，沒有一個謚法有壞的意義。豈有先秦人不知，秦始皇會那麼說？舉此一例，諸位可知鄭樵的話也多有可批評的。

    下面是器服二卷，專講禮中間的器服。他說：古人的祭器本來都是古人的一種飲食之器。他雖所講不多，但在歷史上，器服實也是一項重要的。我們講食貨經濟史，講文化社會史，都該注意到器服。但鄭樵則只講到祭器而已。

    下面樂二卷。鄭樵在這裏似乎有故作高論之偏見。他說：

    詩以歌，非用以說義。

    這是說古詩只是用來唱，不是拿來講道理。我想這話又是過偏了。孟子就說「詩言志」，用詩來表達我們的情意，不能說詩只就是一番唱。鄭樵又說：

    詩在於聲，不在於義。

    更說：

    義理之說旣勝，聲歌之學日微。

    又說：

    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

    這些都是抑彼揚此，故作驚人之偏見。當然古代的詩都可以唱；到後來，詩經三百首都變成了讀的詩，而專來講詩中的意義，再不會唱了，這是一變。照理，詩該唱，應配上音樂；但不能說詩只要音樂，可不管其中義理。如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樵說：這是說關雎的歌聲和平。這講法豈不又是太偏了？「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就是哀而不傷。「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這是樂而不淫。固不能不講詩之義，而僅講詩之聲。鄭樵書裏像此一類的過偏之見也不少，我們不能在此詳細舉。要之，鄭樵能為創見，他敢大膽開出前古未有之說，而在他的創見裏也不免有偏。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以上禮、樂、謚、器服為一類，下面職官、選舉、刑法、食貨四類。歷代正史裏的所謂「志」，所謂制度，主要是這些，杜佑通典裏重要的也就是這些。在鄭樵通志裏，職官有七卷、選舉兩卷、刑法一卷、食貨兩卷。這些遠不如讀杜佑通典，或讀後面的文獻通考。這是他所謂「漢、唐諸儒所得聞」，在他自己所並不看重的。

    七

    再下面是藝文。漢書就有藝文志，鄭樵通志裏對此又有許多特別見解。他首先批評劉向劉歆的七略「收書不收圖」。他說：

    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

    很多東西一定要圖。講天文若不畫圖，你怎麼懂？地理也要圖。其他好多東西要圖。書裏不兼圖，恐怕是我們中國學問很大一個缺點。西方人一路下來，圖書都連在一塊。中國人不知何時起偏輕了圖。這實是大大一個缺點。他又說，書目應分兩類，一記其有，一記其無。當時有此書固當記，前代有此書，當代沒有，也當記。記今之所有者，則知不可不聚。記今之所無者，則知不可不求。而且前代有此書，現代沒有了，在史學上講來，記下有極大作用。如漢書藝文志裏有的書，到隋書經籍志裏沒有了的很多。這對我們研究學術、文化史演變極有大用。亦有漢書藝文志裏沒有，而隋書經籍志裏忽然有了；這不是說漢以後之新書，乃說漢以前之古書，忽然在漢後始見；這裏就有問題。怎麼會漢代人沒有見到，隋代纔始見了呢？這裏多有些靠不住。如說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但漢書藝文志裏沒有鬼谷子其書，而隋書經籍志裏有了。其實此書乃是後人假造。像此之類，當然鄭樵的歷史見識要比劉知幾高明得多了。劉知幾認為漢書藝文志可以不要，而鄭樵則極重此一志，又能提出許多有價値的意見來。

    藝文略八卷下面還有校讎略一卷。鄭樵在此一卷中有極大的發揮。後來淸代章實齋就跟著鄭樵，而於文史通義之下有校讎通義。我們可以說，章實齋的史學，有許多是從鄭樵方面得來。說到「校讎」，並不止是校幾個錯字，主要在編書目。鄭樵說：

    編次必謹類例，類例旣分，學術自明。

    中國人講學問，常稱「學術」。每項學問應有一條路，「術」字就是指這一條路。學問固要自己學、自己問，從師只是從他這條路。在此路有創闢、有循從、有開新、有轉向。鄭樵在史學上也創了一條新路。因於學問各有路向，乃有所謂「學術」。各項學問道路不同，於是可為分類。要為書籍編目，主要在分類。故曰「編次必謹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這事大不易。今天我們圖書館的分類，只是模倣外國，求便檢查，書名、作者名各別分類，照筆劃次序一查便得。如要尋鄭樵通志，可查作者「鄭」字幾筆，或查書名「通」字幾筆。又如圖書十分類法等。皆與中國書籍傳統分類不能相配合。中西學術不同，則分類亦該不同。為書籍分類，這裏面有一番大學問。書目分得好，便可使讀者因書目分類而懂得學術大體。如講經學，鄭樵說：

    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韵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覩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

    讖緯、音韵、傳注、義疏，皆在經學內有此幾條分路。只要書目分得好，不啻把一部學術史大略告訴了你。所謂學術源流者，如經學是讖緯、音韵、傳注、義疏之「源」，此四者則是經學之「流」，而亦得合稱經學。又如讖緯之學最先在東京，音韵之學在晉，傳注在漢魏，義疏在隋唐，各類之源流亦都告訴了你。其實是一查書目便知了。他又說：

    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

    故曰：

    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

    鄭樵能把學術史的眼光來論究各項學術，此又是他在史學上之大眼光大見識。此後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兩書能跟著鄭樵此意發揮，還有很多講得非常好的。這也是學問上一條路。

    要知論學必要懂分類，要知每一項學問之演變，應懂得他的源和流。今如我們講史學，應知中國史學可分幾類，每一類之源流演變又如何。又如講中國學術史，當如何分類，又該如何論其源流演變。試姑簡單言之，諸位試從章學誠文史、校讎通義進而看鄭樵通志之校讎略，更進而看漢書藝文志；這也是一條路，可以使我們約略知道這路上的一切。諸位要講地理，也有幾條路，各條路各有講法。諸位要講文字學，也有幾條路，也是各條各有講法。

    如今諸位做學問，不先摸淸道路，只要一個方法，那就錯了。當知各項學問各有方法，而且每一項學問中可有各項方法。此等方法，今天如此，明天又會變。諸位不信我說，認為諸位所要乃是「科學方法」，不知科學方法也復在那裏變。從牛頓的力學，變成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有不變的。並當問所謂科學是那一種科學，各項科學亦有各項方法。今天我們做學問，不先問一條大路，只要問方法，這即是鄭樵所謂「學術之苟且」。今天諸位只希望先生能指導你一個方法，不知儘有指導，此一方法也只在你所要研究的這一個小圈圈之內。如此而止，將決不會懂得學術之大、源流之變。如鄭樵在通志裏把易分成十六種，詩分成十二種，道家分成二十五種，醫方分成二十六種。此等分法是否確當，乃是另一問題。但論學必當懂得分類，每類中必當知其源流演變，此是至當不易之大道。

    今姑舉一淺例言之。如諸位研究詩經，當知各家治詩便有不同；不當隨便找兩三本參考書，不加分別。當知這一家做詩經的學問，同那一家本不同，那可隨便引用，不加分別。又如諸位自己要寫一篇中國史學名著的論文，不能隨便查書目，更不宜隨便跑書舖，積集著幾本參考書，便可下手。今天諸位似乎認為只要有幾本參考書，並有一套方法，便可做學問。如要寫中國史學名著，主要便在材料上，次要則在方法上。有了材料與方法，實也不需要學問，學問即在材料與方法中。以此來講自然科學，或猶可說得過去；以此來治文史之學，那就斷不是這回事。今天我們只叫著「科學方法」，因此而埋沒喪盡了我們年輕人治文史的聰明，再也不會有學問。

    諸位聽我如此講，或許會感到困難；但對將來諸位的聰明自有用。循循不倦，自可以成學問。若還是儘要一個科學方法，試問你要的是什麼科學呢？諸位有沒有知道現在的科學共已分成多少科，每一門的科學分門別類，也是各有方法，全不同。文史學與自然科學又不同。每一項文史學問中又可各有方法，如鄭樵所舉易學十六類，詩學十二類，道家二十五類，醫方二十六類；不僅是學詩不能用學易方法，而學詩、學易其中亦各有方法不同。如學道當然有許多花樣，學醫亦有許多分別。光看鄭樵通志裏的藝文略，可見鄭樵在此方面有其特見。他的藝文略與其校讎略，乃是鄭樵一家之學。我們不能只認通志藝文略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同只是一部書目、一堆材料。推廣言之，我們讀書應當它是一門學問去求，不該當它是一堆材料去檢。若某書僅可作一堆材料待人檢，那即是此書無學術價値。

    八

    通志在藝文略、校讎略之下，有圖譜略一卷。這也可說是鄭樵一個極高明的見解。他說：

    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

    他又說：

    總天下之書，古今之學術，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

    其細目不備舉。這卻可說是鄭樵的一種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之表現。但他又說：

    七略收書不收圖，歆、向之罪上通於天。

    這似乎下語又太重太偏了。讀鄭樵書，對他下語太重太偏處，極當注意。

    圖譜以下是金石一卷。從前正史只有藝文、經籍，沒有圖譜、金石。鄭樵認為，有書無圖是一缺點，有藝文無金石又是一缺點。到今天，大家都講金石。此一風氣實始宋代，歐陽修是第一人。下到淸代而金石之學大盛。講金石可以補講歷史種種未備。在鄭樵通志裏又舉了另外兩句話說：

    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

    這可說鄭樵又講到另一方面去，他能把一種藝術眼光來看歷史。看晉代人的字畫，可以想見晉代人的這種風度。看唐代人的書法，可以想見唐代人的這種規模。這也可說乃從藝術史來會通到文化史。只在藝術的很高境界裏，便可認識到當時這一個時代與當時這一輩人的大槪。似乎淸代人講金石，多在史料方面著眼，而對鄭樵所提，沒有太注意到。

    下面是災祥一卷。以前史籍上都講的是五行志，而鄭樵改為災祥略。講五行不免跡近迷信，講災祥則是有關史跡。這也是不錯的。

    最後一卷是昆蟲草木。他說：

    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

    他這一卷用意略等於孔子所謂的「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如此一來，他把史學範圍放得非常廣大。我們今天懂得要講學術史、文化史，其實鄭樵通志早已給我們一個更大的範圍。他在學術文化史上面的眼光，或許比我們今天還更廣大。

    九

    我已告訴諸位，淸代章實齋的文史通義受到淸末人推尊。章書一方面推尊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提倡史學上一個新體例。一方面推尊鄭樵的通志，把史學灌輸進一種新眼光。尤其淸末學者如梁任公，更非常推尊鄭樵通志。但最近的學者，似乎總是圖省力。若要去讀通志，讀它一略、兩略，已够麻煩，誰也懶得走此路。其實在我們現代，較之鄭樵，已有很多的新知識。再來做這套學問，豈不比鄭樵要省力。然而我們今天很少人肯跟著鄭樵走。不僅是鄭樵通志，即如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那人在跟他們路走？連他們書也都懶看。我們只不愛講「通」。

    今天講歷史，只在全部二十五史、十通這一大堆書裏選一個時代，在此時代中找一個題目，題目愈小愈好。在現在的圖書館裏去找書是省力的。諸位如此想來，從前人做學問眞是可驚。鄭樵是一個老儒，也曾做過很小的官。他一輩子住在鄕裏，也不是個大富翁。他要搜羅許多參考書，不省力。我們今天自以為比前人進步、偉大，要書看，從前任何一個時代也沒有我們現在易得這許多書，這眞是進步了。但諸位不要誤認我們做學問的方法也進步了。書本多，要找材料，取之無盡。可是做任何一種學問，該知有一條路。如我們要研究鄭樵，該知道他做史學是走了那樣一條路。若把鄭樵同杜佑比，或把鄭樵同司馬光作比，可知他們各人路向不同。自己有路向，這始可叫「創造」，因他們都能自己創出一條新路，為別人所沒走過的。若我們僅知追隨時代，那又如何能創造。好了，我們講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