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初建

于建都，方才停工。[22]洪武十一年（1378）下诏改南京为京师，踌躇了十年的建都问题，到这时才下了决心。[23]

    决心虽然下了，但是为了防御北元，控扼北方边防，朱元璋还是有迁都西北的打算，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的形势。太子回来后，献陕西地图，提出意见。不料第二年太子病死，迁都大事只好搁下不谈了。[24]

    京师新宫原来是燕尾湖，填湖建宫，地势南面高，北面低，就堪舆家的说法是不合格的。太子死后，老皇帝很伤心，百无聊赖中把太子之死归咎于新宫风水不好，这年年底亲撰《祭光禄寺灶神文》说：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25]

    六十五岁的白发衰翁，既迷信，又失去勇气，只好求上天保佑，从此不再提迁都的话了。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1369）四月初编《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1370）四月封第二子到第十子为亲王。但是，诸王的就藩，却在洪武十一年（1378）决定以南京为京师之后。[26]从封王到诸王就藩前后相隔九年，原因是诸子有的没有成年，和国都未定，牵连到立国制度也不能决定。到京师决定后，第二子秦王建国于西安，第三子晋王建国于太原。十三年（1380）第四子燕王建国于北平，出镇在沿长城一线的边防重镇。十四年（1381）第五子周王建国于开封，第六子楚王建国于武昌。十五年（1382）第七子齐王建国于青州，十八年（1385）潭王到长沙，鲁王到兖州。以后其他幼王先后成年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在全国各军事要地，镇压人民的反抗。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分作第一线和第二线，或者说是前方和后方。第一线诸王的任务是防止北元入侵，凭借天然险要，建立军事重点，有塞王之称。诸塞王沿长城线立国，又可分作外内二线；外线东渡榆关，跨辽东，南接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部族，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今河北蓟县）、卢龙，出喜峰口，切断北元南侵道路，以大宁为中心，包括今朝阳、赤峰一带，建宁国；北平地势险要，建燕国；出居庸，蔽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今河北省宣化），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向控扼河西走廊，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东从开原，西到瓜、沙，连成一气。内线是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王是对内的，开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齐王，长沙有潭王，兖州有鲁王，成都有蜀王，荆州有湘王，桂林有靖江王等国。[27]

    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地位虽然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也不能统治人民，不能干预民政。王府之外，便归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吏治理。另一方面，诸王却有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28]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29]秦、晋、燕三王的护卫特别经朝廷补充，兵力也最强。[30]《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而且守镇兵的调发，除皇帝的御宝文书以外，并须得亲王令旨，方得发兵。《祖训》规定：“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31]这一项规定使亲王成为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平时以护卫军监视地方守军，单独可以应变；战时指挥两军，独当一面，朱元璋把军权付托给亲生儿子，这样就可以放心了。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练兵习武，叫作“肃清沙漠”[32]。凡塞王都参与军务，内中晋、燕二王屡次受命将兵出塞和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其节制，军中小事专决，大事才报告朝廷，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33]

    明朝九边示意图

    以亲王守边，专决军务。内地各大都会，也都以亲王出镇，每一个王国都是军事中心，这样，国都虽然远在东南，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朱元璋以为这样安排，十分妥帖。但是他没有想到，给儿子以过重的军权，会造成皇家的内部矛盾。他死后不久，建文帝就怕诸王过于强大，削夺藩王权力，燕王就起兵反对建文帝，发生内战，最后燕王做了皇帝，迁都北平。把他的建都和边防两桩计划，打得稀烂。

    三、为什么非迁都不可

    （一）靖难之役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皇太子朱标早卒，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1398——1402）。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晋王棢都已先死，第四子燕王棣、第五子周王和齐、湘、代、岷诸王都以叔父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立。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黄子澄、齐泰计谋削藩，讨论应该先向谁动手：

    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34]削周是削燕手足也。”[35]

    定计以后，第一步先收回王国所在地之统治权，下诏：“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唯护卫官军听王。”[36]建文元年（1399）二月又下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37]收回兵权及在王国之中央官吏节制权。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废周王 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 为庶人。

    燕王棣智勇有大略，妃徐氏为开国元勋徐达女。就国后，徐达数奉命备边北平，因从学兵法。徐达死后，诸大将因胡惟庸、蓝玉两次党案诛杀殆尽。燕王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边御敌之任。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与晋王率师往讨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并听节制。三月师次迤都，咬住等降。[38]

    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率诸将出征，并奉命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震。[39]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率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率师巡大宁，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退。洪武三十一年（1398）率师备御开平。[40]太祖死后，自以为三兄都已先死，论序当立，不肯为建文帝下。到周、湘诸王相继得罪，遂决意反，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才勇异能之士，日夜铸军器。[41]建文元年（1399）七月杀政府所置地方大吏，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祖训》，入清君侧，称其师曰靖难。

    明成祖朱棣像

    兵起时建文帝正在和方孝孺、陈迪一些文士讨论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讲求礼文。当国的齐泰、黄子澄也都是书生，不知兵事，以旧将耿秉文为大将往讨。八月耿秉文兵败于滹沱河，即刻召还，代以素不知兵的勋戚李景隆。时燕王已北袭大宁，尽得朵颜三卫 骑而南。景隆乘虚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建文二年（1400）四月燕王又败景隆兵于白沟河、德州，进围济南，三月不克，为守将盛庸所掩击，大败解围去。九月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十二月大败燕兵于东昌，燕大将张玉战死，精锐丧失几尽。建文三年（1401）燕兵数南下，胜负相当。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为朝廷拒守。燕王所据有的地方，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恰好因建文帝待宫中宦官极严厉，宦官被黜责的逃奔燕军，告以京师虚实。十二月后复出师南下。朝廷遣大将徐辉祖（徐达子，燕王妃兄）据山东，与都督平安大败燕兵，燕军正预备逃回北平，建文帝又轻信谣言，以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辉祖，召之还朝。前方势孤，遂接连战败。燕兵乘胜渡淮趋扬州，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迎降，速渡江围南京，谷王 及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于南京即帝位，是为成祖（1402——1424）。

    方孝孺像

    徐辉祖像

    成祖入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主削藩议者的报复，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杀，施族诛之法，族人无少长皆斩，妻女发教坊司，姻党悉戍边。方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至八百七十三人。[42]

    万历十三年（1585）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凡千三百余人。[43]第二件事是尽复建文中所更改的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拥护祖训，和建文帝擅改祖制之罪。由此《祖训》成为明朝一代治国的经典，太祖时所定的法令，到后来虽然时移事变，也不许有所更改。太祖时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为一代的金科玉律，无论无理到什么地步，也因为是“祖制”而不敢轻议。内中如锦衣卫和廷杖制，最为有明一代的弊政。为成祖所创的有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的制度，和皇帝的侦察机关东、西厂。

    （二）迁都北京

    成祖以边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的藩王也学他的办法，再来一次靖难，即位之后，也采用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诸藩王兵权，非唯不使干预政事，且设立种种苛禁以约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于长沙，永乐元年（1403）徙宁王于南昌，以大宁地畀从靖难有功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以偿前劳。[44]

    削代王、岷王护卫。永乐四年（1406）削齐王护卫，废为庶人。永乐十年（1412）削辽王护卫（辽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荆州）。永乐十五年（1417）谷王以谋反废。永乐十八年（1420）周王献三护卫。尽削诸王之权，于护卫削之又削，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抗。[45]到宣宗时汉王高煦（成祖次子，宣宗叔父，学他父亲的办法要诛奸臣，入清君侧），武宗时安化王寘鐇、宁王宸濠果然援靖难之例，起兵造反。由此政府更设为厉禁，诸王行动不得自由，甚至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不得相见。[46]受封后即不得入朝。[47]甚至在国家危急时，出兵勤王亦所不许。[48]只能衣租食税，凭着王的位号，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49]王以下的宗人，生则请名，长则请婚于朝，国家养之终身，丧葬予费。[50]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怕亵渎了皇家的尊严，“不农不仕，吸民膏髓”[51]。到后来生齿日繁，皇族的口数到了七八万，国家也养不起了。世宗（1521——1566）时御史林润上疏说：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至八百五十三万石。

    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二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52]

    不得已大加减削，宗藩日困。枣阳王祐 请“除宗人禄，使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用射策应科第”。政府要顾面子，还是不许。[53]万历二十二年（1594）郑世子载堉再请求特许“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试者视方品器使”[54]。从此宗室方得出仕。国家竭天下之力来养活十几万游荡无业的贵族游民，不但国力为之疲敝不支，实际上宗室又因不许就业而陷于困穷，衣食无着，势不能不作奸犯法，扰害平民。国家费钱，宗室挨饿，平民受罪，这也是当时创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结果，宁、谷二王内徙，尽释诸王兵权，北边空虚。按照当时的形势，“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

    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则非居重取轻之道” [55]。于是有迁都北京之计，以北京为行在，屯驻重兵，皇帝亲自统率，抵御蒙古人之入侵：

    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之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56]。

    合政治与军事中心为一，以国都当敌。朱健曾为成祖迁都下一历史的地理的解释。他说：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敌为甚。且如汉袭秦旧都关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唐袭隋旧亦都关中，吐蕃入寇辄到渭桥，宋袭周旧都汴，西无灵、夏，北无燕、云，其去契丹界，直浃旬耳。景德之后，亦辄至澶渊。三治朝幅员善广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敌便也。我朝定鼎燕京，东北去辽阳尚可数日，去渔阳百里耳。西北去云中尚可数日，去上谷亦仅倍渔阳耳。近敌便则常时封殖者尤勤，常时封殖则一曰规画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敌之近，制敌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57]。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点是北边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东南。海运有风波之险，由内河漕运则或有时水涸，或被寇盗所阻，稍有意外，便成问题，朱健说：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而运河自江而淮而黄，自黄而后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行海运。然当群雄干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58]。

    要解决这两个困难，则第一必须大治河道，第二必须仍驻重兵于南京，镇压东南。成祖初年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无人之旧，参用海运。而海运多险，陆运亦劳费不赀。永乐九年（1411）命宋礼开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凿清江浦，通北京漕运，由运河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59]运粮官军十二万人，由漕运总兵及总督统之。[60]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留都，仍设五府六部官，并设南京守备，掌一切留守防护之事，节制南京诸卫所。[61]

    永乐元年（1403）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郊庙宫殿成，诏以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62]在实际上，自永乐七年（1409）以后，成祖多驻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自丘福征本雅失里汗败死后，成祖五入漠北亲征。[63]自永乐十五年（1417）北巡以后，即不再南返。南京在事实上，从永乐七年（1409）成祖北巡以后，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永乐十九年（1421）始正式改为陪都。

    迁都之举，当时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对论调。《明史》记：

    三殿灾，诏求直言。群压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杀主事萧仪，曰：“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计，久而后定，非轻举也。”[64]

    仁宗（1424——1425）即位后，胡 从经济的立场，“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65]。胡 是武进人，为南方士大夫的领袖，他的意见可说是代表南方人民的舆论，政府于是又定计还都南京，洪熙元年（1425）三月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五月仁宗崩，迁都之计遂又搁置不行。[66]一直到英宗正统六年（1441），北京三殿两宫都已告成，才决定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称行在，以南京为陪都。[67]

    成祖北迁以后，北京三面临敌，边防大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加上太原、固原，是为九边。[68]每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副以偏裨，监以宪臣，镇以开府，联以总督，无事则画地防守，有事则犄角为援。[69]失策的是即位后，即徙封宁王于江西，把大宁一带地 [70]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三卫的占地，大致上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隶朵颜卫，自广宁前屯卫西至广宁镇白云山隶泰宁卫，自白云山以北到开原隶福余卫。从此幽燕东北之险，中国与蒙鞑共之，胡马疾驰半日可到阙下。辽东、广宁、锦、义等城从此和宣府、怀来隔断悬绝，声不相连。[71]又以东胜[72]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73]兴和[74]为阿鲁台所攻，徙治宣府卫城而所地又虚。[75]开平[76]为元故都，地处极边，西接兴和而达东胜，东西千里，最为要塞。从弃大宁后，宣府和辽东隔绝，开平失援，胡虏出没，饷道艰难，宣德五年（1430）从薛禄议，弃开平，徙卫于独石。[77]后来“三岔河弃而辽东悚，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 [78]。国防遂不可问。初期国力尚强，对付外敌的方法，是以攻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并大举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远遁，使之不敢近塞。英宗以后，国力渐衰，于是只以守险为上策，坐待敌来，长城以北诸要塞尽弃不守，只靠长城来挡住胡骑，而边警由之日亟。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围北京。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俺答入寇薄都城。这两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流寇李自成北犯，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开门揖敌，遂长驱进围北京，太监曹化淳又开门迎人，北都遂亡。由此看来，假如明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