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棉花

    棉布传入中国很早，南北朝时从南洋诸国输入，称为吉贝、白叠。[1]国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产棉，唐灭高昌，置西州交河郡，土贡 布。布就是白叠。[2]宋元间已有许多地区种棉，但是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提高，则是明朝初年的事情。[3]

    《天工开物》中的布衣赶弹图

    在明代以前，平民穿布衣，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4]冬衣南方多用丝棉作袍，北方多用毛皮作裘。虽然也有用棉布作衣服卧具的，但因为“不自本土所产，不能足用”。[5]唐元稹诗：“木绵温软当棉衣。”元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绵，动加补缀。[6]宋谢枋得诗：“洁白如雪积，丽密过锦纯，羔缝不足贵，狐腋难比伦……剪裁为大裘，穷冬胜三春。”[7]可见棉布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

    宋代福建、广东种植棉花的日多[8]，琼州是纺织中心之一，妇女以吉贝织为衣衾，是当地黎族的主要副业生产。[9]元代从西域输入种子，种于陕西，捻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10]元灭南宋后，浙东、江东、江西、湖广诸地区也推广棉花的种植，生产量增加，棉布成为商品，服用的人日多。[11]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令当地人民每年输纳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二十八年（1291）五月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12]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税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13]

    由于种棉面积的增加，种植和纺绩的技术需要总结和交流，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司农司编印《农桑辑要》，以专门篇幅记棉花的种植方法。[14]纺绩的工具和技术由于各地方劳动人民的创造和交流，日益进步。据12世纪80年代间的记载，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采集棉花后，“取其茸絮，以铁筋辗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15]。稍后的记载提到去子后，“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16]。到13世纪中期，诗人描写长江流域纺绩情形说：“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去。”[17]

    已经有纺车、弹弓和织机了。江南地区的织工，“以铁铤辗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但是所织的布，不如闽广出产的丽密。[18]琼州黎族人民所织的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为工巧。[19]黄河流域主要陕西地区的纺织工具和技术比较简陋，只有辗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棉花的用途只是捻织粗棉线和装制冬衣。[20]一直到13世纪末年，松江乌泥泾的人民，因为当地土地硗瘠，粮食不够，搞副业生产，从闽广输入棉花种子，还没有蹈车椎弓这些工具，用手剖去子，用线弦竹弧弹制，工具和技术都很简陋，产品质量不高，人民生活还是很艰苦。[21]

    元成宗元贞间（1295——1296）乌泥泾人黄道婆从琼州附海舶回到故乡，她从小就在琼州旅居，带回来琼州黎族人民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教会家乡妇女以做造、扦、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絮花的技术，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一时乌泥泾所制之被成为畅销商品，名扬远近，当地人民生活提高，靠纺织生活的有一千多家。[22]诗人歌咏她：“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钏云粲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回，千柚乌泾夺天造。”[23]当地妇女参加纺绩生产的情形，诗人描写：“乌泾妇女攻纺绩，木棉布经三百尺，一身主宰身窝低，十口勤劳指头直。”[24]到了明朝初年，不但江南地区的农村妇女普遍参加纺绩劳动，连有些地主家庭的妇女，也纺纱绩布，以给一岁衣资之用了。[25]松江从此成为明代出产棉布的中心，“其布之丽密，他方莫并”[26]。“衣被天下。”[27]松江税粮宋绍兴时只有十八万石，到明朝增加到九十七万石，其他杂费又相当于正赋，负担特别重，主要是依靠纺织工业的收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28]。

    黄道婆传入琼州制棉工具和技术之后的二十年，王祯所著《农书》，列举制棉工具有搅车即蹈车，是去棉子用的。二弹弓，长四尺许，弓身以竹为之，弦用绳子。三卷筵，用无节竹条扞棉花成筒。四纺车。五拨车，棉纱加浆后稍干拨于车上。六 车，用以分络棉线。七线架。到元末又有了檀木制的椎子，用以击弦。[29]生产工具更加完备和提高了，为明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黄道婆像

    朱元璋起事的地区，正是元代的棉业中心之一。灭东吴后，又取得当时全国纺织业中心的松江，原料和技术都有了基础，使他深信推广植棉是增加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龙凤十一年（1365）下令每户农民必须种木棉半亩，田多的加倍。洪武元年（1368）又把这一法令推广到全国。棉花的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明代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成为人民普遍使用的服装原料，不论贵贱，不论南北，都以棉布御寒，百人之中，止有一人用茧绵，其余都用棉布。过去时代人穿的媪袍，用旧絮装的冬衣，完全被用木棉装的胖袄所代替了。[30]就全国而论，北方河南、河北气候宜于植棉，地广人稀，种植棉花的面积最大，是原料的供给中心。南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苏州、松江、杭州等地人民纺绩技术高，是纺绩工业的中心。这样又形成原料和成品的交流情况，原棉由北而南，棉布由南而北。[31]从经济上把南方和北方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明初松江之外，另一纺织工业中心是杭州，由于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资本家，和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业工人。资本家雇用工人，每天工作到夜二鼓，计日给工资。这种新的剥削制度的出现，正表示着社会内部新的阶级的形成，除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以外，又产生了大作坊资本家对手工业工人的剥削关系。明初曾经做过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作的《织工对》，典型地记述了这种新现象：

    钱塘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日佣为钱二百，衣食于主人。以日之所入，养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有同业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32]

    由此可见明初大作坊的一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里巷，有若干同一性质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时也是棉布商人；从个体的生产到大作坊的集体生产，有了单纯协作，出品精致畅销；经营这种大作坊有利可图，资本家很赚钱，作坊也多了。资本家付给技术高的工人工资，虽为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但仍可得到五倍的剩余价值。

    棉花棉布的生产量大大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以税收形式缴给国库的棉花棉布，成为供给军队的主要物资和必要时交换其他军需物资的货币代用品。洪武四年（1371）七月诏中书省：“自今凡赏赐军士，无妻子者给战袄一袭；有妻子者给棉布二匹。”[33]每年例赏，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以木棉战袄十一万赐北征军士[34]，四年（1371）七月，赐长淮卫军士棉布人二匹，在京军士十九万四百余人棉布人二匹。[35]十二（1379）年给陕西都指挥使司并护卫兵十九万六千七百余人棉布五十四万余匹，棉花十万三千三百余斤。[36]北平都指挥使司卫所士卒十万五千六百余人布二十七万八千余匹，棉花五万四千六百余斤。[37]十三年（1380）赐辽东诸卫士卒十万二千一百二十八人，棉布四十三万四百余匹，棉花十七万斤。十六年（1383）给四川等都司所属士卒五十二万四千余人，棉布九十六万一千四百余匹，棉花三十六万七千余斤。[38]十八年（1385）给辽东军士棉布二十五万匹，北平燕山等卫棉布四十四万三千匹，太原诸卫士卒棉布四十八万匹，等等。[39]平均每年只赏赐军衣一项已在百万匹上下，用作交换物资的如洪武四年（1371）七月以北平、山西运粮困难，以白金三十万两、棉布十万匹，就附近郡县易米，以给将士。又以辽东军卫缺马，发山东棉布贳马给之。[40]十三年（1380）十月，以四川白渡纳溪的盐换棉布，遣使入西羌买马。[41]十七年（1384）七月诏户部以棉布往贵州换马，得马一千三百匹。三十年（1397）以棉布九万九千匹往“西番”换马一千五百六十匹。[42]皇族每年供给，洪武九年（1376）规定亲王冬夏布各一千匹，郡王冬夏布各一百匹。[43]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临时命令以秋粮改折棉布，如六年（1373）九月诏直隶府州和浙江、江西二行省，今年秋粮以棉布代输，以给边戍。[44]

    《天工开物》中的纺织图

    和鼓励普遍植棉政策相反，朱元璋对矿冶国营采取消极的方针。往往听任人民自由开采。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炉丁万五千户，每年收铁百余万斤。洪武十五年（1382）有人建议重新开采，朱元璋以为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利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而且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缺，若再开采，必然扰民。把他打了一顿，流放海外。[45]济南、青州、莱州三府每年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户，采铅三十二万三千多斤，以凿山深而得铅少，也命罢采。[46]十八年（1385）以劳民罢各布政司煎炼铁冶。二十五年（1392）重设各处铁冶，到二十八年（1395）内库贮铁三千七百四十三万斤，后备物资已经十分充足，又命罢各处铁冶。并允许人民自由采炼，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三十一年（1398）以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又命重开铁冶。[47]综计洪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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