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佛教输入前之日本（?—552A.D.）

谷者，谓之逆天；不孝父母、伤害人命者，谓之犯罪。其罚如陈寿所述：“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所谓轻重，不过概以习惯为衡。人民又常自以械斗，决定双方之曲直。尤可异者，当四一二年，贵族名称犹杂乱无序。其时贵族中有以神之宗支而争权位者，倾轧益烈。第十九代允恭天皇乃置大锅，中贮沸水，下焚以薪，诏争者置手水中，伤者罪以不道，其事遂寝。至于皇室费用，概取给于人民及诸侯之贡物，人民有为皇室工作之义务，若建筑宫室之类。天皇死后，所有仆役，概杀以殉。新君嗣位，则别筑新宫，若以故皇之灵，犹在宫中，不可不回避者。

    封建时期，人民隶于诸侯，以渔猎为生。《三国志》载：“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即此可见其概。迨后生殖繁衍，始从事耕种，但多以奴隶为之。其所植者为稻，史中又载及麦菽之类。其他重要食品，为鸟兽鱼鳖果蔬等；烹调之法已备。其衣服之见于古史者，名目繁多，以桑皮麻属为之。《古事记》载天照女神躬自缫丝，可见其时已有纺织。房屋殊简陋，无窗牖，无烟囱，其形状无异非洲黑人之土屋。家中女子，惟事炊作。婚姻则同姓可以嫁娶，有以异母兄妹为夫妇者。其始，婚时男子居于女家，盖当时女子地位颇高，若天皇亦自托为天照女神之后也。但此不便于男子，不久则降妇以随夫矣；女子地位已低，因而夫可有妾，而妇不许淫妒。生子之时，产妇居于黑暗小室，无人侍问，若以为生子乃不洁之事，遇日光则遭神谴，而侍之者亦不祥。一族之中，主仆之阶级极严。俗尚文身，而以奴仆为尤甚。

    日本民族自以为天神之子孙，其说深入人心；迷信力之大等于犹太人自谓“上帝之选民”，德人自夸为“优秀民族”。学者哈伦（Heorn）谓群雄分立时代，酋长各祀其祖与境内之神祇以祈福免祸，其战胜者因谓之天助，败者亦归之神怒。狡黠之天皇，乃托于至尊至上受人民崇拜之日神而为其后胤，有不服者，辄讨而伐之，卒开帝国之基。一般贵族，更附托于神子神孙。于是日月星辰山川雷电概目为神迹；五谷果实树木花草，皆为神所主宰；水旱疾病，无非触神之怒，苟虔诚祭祀，即可以免。充其类之所至，世间无物非神，信如日人之自夸其国为神国也，而神道乃兴。神道者，崇拜自然界之物，而谓其动静影响皆神之意志所为也。其为教也，无高尚之哲理以陶冶人心；无祈祷之礼节以约束行动；后因天皇建庙而民间效之，庙数乃增。陈寿亦尝记其迷信之事于《三国志》中，引之如下：

    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

    前述日本民族，自朝鲜东渡，其往来情形，无从详考。今所述者，为此时日本与大陆之关系。周初，箕子封于朝鲜（今平壤）；中国文明，因得输入朝鲜之北部。汉时，武帝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遣吏治理其民；中国学术，乃传入朝鲜之南部。日史记二〇〇年（当汉献帝时），熊袭人叛，新罗助之。十四代仲哀天皇率师往讨；其妃神功皇后，从之出征，知新罗之助叛人也，请先伐之，不从。仲哀寻崩于军。妃谋于大臣，秘丧不发，径征新罗。新罗君臣，见其军蔽海而来，大恐，遂乞降，许之。既而高丽百济亦降，皆朝贡于日，三韩遂为属国。后百济尝贡良马，此事未载于韩史，其确否不可知。但据地质学者之说，日本先无驹马，其后来自大陆，此虽不能证明韩之屈服与否，亦可见当时日本与大陆之交通必繁。古史又载百济王遣其子阿直岐入贡，其人精通经典，天皇令皇子从之学经。阿直岐更荐学者王仁至日，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贵族子弟因从之游；更有组织学会，深究中国文学历史经书者。斯可见日人渐与中国文化接触，或动其钦仰之心，如陈寿所述“汉时有朝见者”欤？抑或当汉末纷扰之际，学者有避难至日而复归国者，故能道其详欤？历史家有谓中国之商人尝以贸易至日者；细察陈寿之《倭人篇》，其所载事实，虽不能尽信，但于日人风俗生活，述之颇为详晰，非臆想杜撰所能，斯可断中日之间已曾交通往来矣。

    晋末，高句丽、新罗、百济分据朝鲜半岛，鼎足而立，互相攻伐。日人因利乘便，曾于新罗百济之间，据有任那之地，驻军守之。其兵果敢善战；百济逼于强邻，国势衰微，其王故善事日皇，借求援助，朝贡殷勤。新罗惧百济之与日本相亲也，谋之益急，诱任那守将据地以叛；战争乃起。日人数败，而高句丽又侵入百济北部，百济土地，日益穷蹙，几至灭亡，卒赖日本之助以复国。当此纷扰时期，半岛久无宁岁，难民至日者极众。其人多具技能，日人时无工艺，甚敬重之。因归者不愿受诸侯之虐，天皇更恐其为诸侯所用，乃听其组织职业团体，垄断一业，无异于印度阶级制度。凡一团体，必有首领，由天皇委任，而受其保护管辖，终于其身。苟继者无人，则团体自将解散；但解散者少，后且以之纪念皇室之功绩，团体之数骤增。其直接影响，则使技能之士属于天皇，天皇之威权以隆，渐开改革之基。

    宋史载：“倭王遣使朝贡，以为安东将军。”日史记：“雄略十二年，始建楼阁，遣使于吴索工。后二年，吴人来献女工。”按雄略十二年，为宋明帝泰始四年（西历四六八年），所谓吴者，其指南朝耶？意日人有求于宋，必卑辞厚币，宋因赠之女工，安有所谓献耶？要之，当时日人已颇悉中国情形，岛国与大陆之交通又进一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