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世纪之武人时代（1192—1606）

于此南北分离，战争云起之五十余年中，各地武人，势力渐张。交战之时，兵马所过，村城为墟，农民不得耕种，无所得食，有饿死者。复以交通困难，商业不能发达，强悍之徒，因羡武人，多为战士。其战败者，又流为盗贼，由是中韩之倭寇渐盛。

    倭寇者，日本亡命之徒，初以图利经商，驾驶小舟，聚于荒岛；其后人数渐多，国家复不能约束，遂事劫掠。适中韩亡命有与之相结者，因知大陆情形，到处骚扰。且以当时明代元兴，江南诸豪，败于太祖，遂与合谋，往来海上，转掠中国沿海诸郡；明廷患之。一三六九年，太祖犹以日军为报复元仇者，特遣使往谕。使者至日，见怀良亲王。王时将起兵，欲得明援，因厚礼使者，命僧来报，附表献物，辞殊恭顺。既而寇仍不已，太祖复遣使往。使者抵京，见将军义满。义满利于通商，又遣僧来报，建文帝且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当时明朝以防倭寇之故，于沿海诸郡筑城严备，颇费经营。会日本南北统一，内乱已平，民得安居乐业，义满又奖励通商，数杀海盗，中国之海警暂息。然以用度匮乏，义满因求钱于明，一时明之永乐通宝钱遂流入于日本。————以上之事并涉及室町时代，连带叙述于此。

    （三）室町幕府（1338——1573）

    南北分争之时，尊氏据守京师，南朝进攻，军多败北，平安遂为重兵之地。尊氏因留于此，而遣其子镇守关东，号曰镰仓管领。乱定之后，义满性侈，不欲离繁华之京师，而返于关东朴质之地；其部下将士，又非来自关东一隅；且鉴于北条氏之远据镰仓，仓卒不能应天皇朝臣之阴谋，终至灭亡；故开幕府于平安，上可以抑朝权，下足以威将士，是为室町幕府。室町者，足利氏之第名也；政自此出，因以名之。幕府之组织与镰仓相类，有侍所、政务所、讼判所，令其族四支迭为侍所之长，号曰四职，统御将士。将军之下，有管领一人，总理政事，使其族三支迭任其职，号曰三管领。关东仍管领之旧制；令上杉氏辅助管领，总理军事。上杉氏分为二支，互为执事。义满又遣人镇守九州，讨灭强大不服者，威振西国；将士大恐，恭顺听命，幕府之基础益固。

    足利义满

    义满性好奢侈，经营室町，种植花草，红绿辉映，有“花世界”之称；又建别业，筑高阁，壁柱涂金，结构精美，以至国用不足，欲通商于明，借求重利。故尝奉表称臣，乞赐金钱；明因封以日本国王。其子弟在京者，文绣膏粱，染朝臣论文讲学之习；搜罗书画，争致珍宝，身渐文弱，不知武事。惟与朝臣互通婚姻，善护其地，公卿德之，相处甚善。然其后嗣放纵淫乐，乃至夺人之妻，而杀其夫；岁值歉收，民食不足，而赋税仍无度，上下俱病。将军臣属，管领有三，侍长有四，交迭执政，互相嫉忌，推辞责任，内政日坏。其镰仓管领，先得关东人心，将士有不知室町将军者；既而执事上杉氏复专权。会管领有谋代将军之职者，上杉氏谏，因与有隙，卒至用兵，管领事败而死；关东政权，悉归于上杉一族，九州守将，因与豪族不和，复互相攻击，骚乱不已。而南朝遗臣，以其皇胤不得嗣位，违两统迭立之和约，隐助关东之乱。于是各地将士，势权日张，渐非将军所能制；方将军义政时，幕府益微。

    足利义政

    初，将军义政无子，立弟之为僧者义寻为嗣，命细川胜元辅之。胜元者，掌握重权之管领也。既而义政生子，欲背前约，用其妻谋，托山名宗全（即持丰）辅之。宗全尝管军事，素仇胜元；至是得势，谋逐其党。胜元不服，征兵关东，共十六万人；宗全发西海之兵，共十一万人；皆络绎入京。胜元宗全之宅，在幕府东西，兵列宅前；将军禁其交战，往来和之，终不能成，东西二军，鏖战于京中。东军人众，初战胜利。宗全愤甚，火城内宅第；风助火势，四出蔓延，屋舍殃及者，凡三万余区。会长门之军三万来援，复战大胜。既而宗全胜元相继病殁，两军犹战争不已，后稍散归，乱事渐平。此役也，历十有一年，皇室宫殿、公卿邸宅，多罹于火；书籍珍宝，荡然无存；是为应仁（后土御门年号）之乱。将士归郡，知幕府之无能为也，皆不纳税，据地自主；军事和战，随心所欲，残虐人民，无人敢问；又复重税养兵，兵数骤增，争夺土地，战争继起；乃收朝廷郡邑，夺公卿采地，以至朝臣俸禄皆绝，贫困日甚，每一朝见，衣冠亦相转借。故自一四六五年至一五八五年之间，无让位之天皇。盖武人据地，以兵自恣，对于天皇多敬而远之，若不关己事者；天皇失其威武尊严，天子之位，争者遂少。前谓诸将分据皇邑，皆不纳税，府库因之空虚，无力举行大典。当一四六五年，一〇三代后土御门天皇受禅，以典礼不周，引为恨事。及其崩也，费用不足，尸停暗室，历四十四日之久，始得安葬。其子后柏原嗣位，复不能行即位之礼。越二十年，有僧徒献金一万，始克补行。其后朝廷益穷，墙垣破坏，无资修补；砖瓦碎颓，不蔽风雨；殿前鬻茶，天皇身为肆主，谋什一蝇头之利；又复时赐宸书，借求人民谢礼，暂充日用。至上至尊之天皇，处于此境，亦可哀也。

    于此纷扰时期，沿海将士，乃奖励经商，借获厚利。商业最发达者，首推山口。富商日多，幕府将军，尝借其资，豢养战士。借款而后，将军与以权利，听其自主；商民因得养兵自卫，建筑城池，固守险要，借免兵祸，其地遂为全国中之世外桃源，居民日多，学子争集，其势大盛。亡命之徒，动于贸易之利，来至中国，冒险经商，间亦流为海盗。当时明廷，无通商之律、规定税率，无公使办理交涉，无市舶所长划一货价及稽查来船；又不能约束国内奸民，一任滨海牟利之徒，主持其间，货价不一，涨落无定。其欠日人资者，“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以好言绐之”。日人重丧其资，无所控诉，渐有仇视报复之行。会滨海官吏，或绳奸民以法，或托故而夺其资；奸民不服，反与日人相结，袭其衣服，饰其旗帜，往来海岸，转掠诸郡，遂酿成嘉靖年间倭寇之乱。时明承平已久，人不知兵；及闻海警，主其事者，乃招募渔船，以资守望。此等渔兵，远见倭寇旗帜，争先逃匿，寇势益张，登岸劫掠。又明当时陆军，统率无人，军器朽窳，不能一战。倭寇来犯，不过六七十人，遂得蹂躏江浙，祸及福建广东，如入无人之境。幸俞大猷、戚继光严备海防，号令统一，数战破之，而日本内乱渐平，亡命者少，倭寇乃绝。

    织田信长

    幕府衰微，地方日乱，豪强攘夺，强凌弱，大并小，战争相继不绝。苟利所在，虽叛上弑父，亦所不羞，史家亦谓之战国时代。其割据者，关东则有北条，上杉，武田，足利诸氏；近畿则有浅井，朝仓，斋藤，织田，德川，今川诸氏；中部则有山名，尼子，大内，毛利诸氏；奥羽则有伊达，苇名，南部，最上诸氏；九州则有菊池，少贰，大友，龙造寺，岛津诸氏；四国则有细川，河野，长曾我部诸氏。群雄之中，以织田信长为最强。织田氏者，平氏裔也，居于尾张。信长年少嗣位，豁达任侠，不修小节。其傅作书自杀以谏；信长警惋自咎，亲理国政；木下藤吉归之。藤吉，农家子也；幼而颖悟，长有大志；尝出仕，甚见亲信；左右嫉之，遂归信长，信长因为改名羽柴秀吉。既而今川氏来击尾张，信长率兵，潜攻其营败之。时今川氏据领三河、骏河、远江之地，威势著于四邻，信长破之，兵势大振。天皇闻其英武，赐以统一天下之密诏。信长逐走斋藤氏而据其地，深结德川家康以为援。先是，德川氏为今川氏所窘，尝纳家康为质；自今川氏败后，家康执政，势日强盛。会京师有乱，将军为其下所杀，其弟义昭来奔；信长礼之，奉以入京，讨平乱者。于是严禁侵掠，人民安堵。朝命以义昭为将军。信长寻还，应将军之请，留羽柴秀吉护守京师。复讨畿内诸将，灭之，威名日盛。将军隐忌其功，将欲除之；事泄，信长逐走义昭，足利氏遂亡。时西历一五七三年也。————室町幕府历二百三十五年而亡。

    羽柴秀吉（原名木下滕吉郎，后来天皇赐姓丰臣）

    （四）三雄平乱（1573——1606）

    信长意欲统一国内，会关东能战之群雄，相继病殁，信长率家康诸将讨灭武田诸氏，而并其地。东北一隅，遂不足忧，九州四国，相继内附。惟毛利氏据有中部，前将军义昭归之，势甚强盛。信长遣秀吉进击，毛利氏率大军拒战。秀吉请济师，信长征诸国之兵，将亲援之。分兵先发，而自领卫兵百余，趋京师，宿于本能寺。部将明智光秀谋叛，回兵袭寺；信长之从者，守门力战，多死伤；信长自知不免，纵火自焚死。初，信长遇将士无礼，嘲谑嫚骂，习以为常。尝手掖光秀，抱其首曰：“好头颅，可以代鼓。”光秀惭愤。既又许其幸臣，数年后可领滋贺。滋贺，光秀邑也。光秀惧罹祸，遂杀信长。然信长豪迈豁达，长于兵略。又知人善用，擢秀吉于仆役之中，将士争归，故所向有功；且于全国鼎沸之日，能尊崇天皇，修复太庙，建设宫殿，还公卿邑地，以此人多称之。

    信长之死耗传至，秀吉秘之议和，然后班师，径讨光秀；诸将来会，光秀败死，自举兵以来，仅十有三日耳。秀吉与将士会议，立信长之孙秀信为嗣，年甫三岁；其不服者，秀吉平之。自此而后，信长遗将，威名无出秀吉上者，国内大权，悉归秀吉。既而信长之子信雄，与秀吉积不相能，兵事遂起；家康助之，久无胜负，乃和，罢兵。秀吉因遣兵灭近畿之不服者，权势日隆，遂请为关白。初，秀吉起于微贱，将士鄙之，始附于平氏之裔，继称藤原氏之后，欲为征夷大将军。藤原氏有为之谋者曰：“按据故事，大将军非源氏之后不可。公称藤原氏，宜即为关白。”秀吉问：“何谓关白？”对曰：“位亚天子，统御百官。”秀吉喜甚，故有是请。天皇许之；寻迁太政大臣，赐姓丰臣。秀吉尝招降九州，不服；遣兵二十万伐之，水陆并进，攻拔诸城，将士争降。师还，值已兴工十五年之聚乐城告成，秀吉因大会将士，天皇、上皇、皇子、妃嫔，皆来参与；秀吉率文武扈从。扈从者，新礼也。既行享礼；明日，秀吉盛服而出，侍御座之右，使诸将盟曰：“奉戴皇室，遵从关白。违斯盟者，明神殛之！”天皇留跸五日，奉献供亿之殷，前古无此。时关东北条氏不朝，秀吉讨之，将士景从；东北既平，国内大定，遂有征伐朝鲜之议。

    自足利氏季世，日本国内，群雄纷扰，与朝鲜之交通中断。秀吉平定群雄，非能收将士采邑，夷为郡县以治理之；不过使暂从命令耳。此等好勇斗狠之武士，逸居无事，易于叛乱；本其求利争地之心，征讨中韩之谋渐萌。当时中国自倭寇乱后，明廷之无能为，昭著于日人耳目。朝鲜既尝为日属，朝贡甚殷，元时反引蒙古入寇；日人虽幸获胜利，仇恨之心，终未尝泯。秀吉自以“梦日而生，凡日光照临之地，概当臣服”。尝大言曰：“征服朝鲜，则中国可服。夫然，则三国为一。”秀吉又惧天主教之势日张，尝毁其礼堂，驱逐其传教徒。然西海将士之信教者甚多，军队强悍，善用枪铳，留在国内，非丰臣氏之利，故遣之远征，可借以杀教势。迨至战争日烈，遣兵众多，教徒虽占少数；但其初志，未尝非欲假手他人而杀之也。一五八七年，秀吉招朝鲜来朝，其王李昖弗应。明年，复遣使往；朝鲜请先惩日本海盗之尝寇其海岸者，而后报聘，使者许之。一五九〇年，韩使来聘；时秀吉从征而归，故不之见。使者俟之五月，始一招见。秀吉倨甚，命人逐之；及船，授之以书，略云：“吾欲假道贵国，直入攻明，施行王化。……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来会军营，以为前导。”李昖不答。秀吉再遣使往，终不能屈。秀吉谋于诸将，议决西征。诸藩出兵；近海者出船。诸军来会者，五十万人，战舰数百。命浮田秀家为元帅，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兵十三万人先行。

    一五九二年，行长先渡。行长，天主教徒也。舟抵釜山，即登岸攻城；守将率兵六千人拒之，防守甚严，战斗勇猛。惟时日本与欧洲往来，军中已有火器；韩兵犹持刀戟执弓矢以战，自不能拒猛烈射远之枪铳，遂多战死。会援兵大至，复战又败。行长乘胜追逐，当釜山汉城往来之道，犹有可战可守之五城，守将及兵皆闻风逃遁。盖朝鲜承平已有二百余年之久，自谓礼义之邦，妄取中国习尚；朝臣记诵经书，空言仁义；农民耕种，只知纳税；政治窳坏；军队虚存。及使者归自日本，李昖知战祸不免，始于釜山京师之间建筑城邑，严守要害，招补军队；大臣犹有恃明而无恐者，工程类多草率。统兵大员，又无军事经验之文人，以之统乌合之众，其能御亲冒矢石之勇将，久历战争之精锐乎？又当时朝鲜自防倭寇以来，船多裹铁，水兵颇能战；日本战舰为诸藩所出，船小而兵杂；李昖不善利用，未先拒之于海，及已登岸，又不能断其供给。四日之后，清正之兵大至。清正，释教徒也。奉佛虔诚，与行长有隙，闻行长大胜，遂兼程前进。

    败报传至汉城，李昖大惧，命子监国，逃之平壤。行长、清正如入无人之境，率兵进据京城。当时行长耶教一军，惟于汉城未恣屠掠耳。清正自以大功为行长所得，愤甚，纵兵焚劫，杀戮人民，掘及坟墓，俄而率军向东北去。李昖已至平壤，招集败兵，诏令勤王；大军来会，守临津江之北岸，木筏舟船尽集焉。行长追击，北进抵江滨，无舟可济，率军佯退。韩人追击之，遇伏大败；行长尽得其舟，追近平壤，又为江所阻，不得进攻。行长谋和，使人立于江滨，手无兵器，但高举一木，上有纸，飘荡于空中，示欲通使之意。韩船至，乃遣人议和。行长许还韩京，惟求借道进攻中国。李昖不许，和议复绝。既而韩兵益众，不欲久待，夜半渡江袭日营。然行长有备，以逸待劳，又大败之；遂夺其舟筏北济，进据平壤，获军需辎重无数。李昖逃义州，行长使人追之，不及。清正一军，自攻入东北，获王子二人。其地多高山大泽，森林遍立，因无地图，数迷失道，军粮不足，益纵兵劫掠，焚毁村居，屠杀壮丁，奸淫妇女。朝鲜农民恨之切齿，所在聚集，其斥候向导，零兵散卒，往往被杀。既而海上鏖战，韩人大捷。

    朝鲜水师统领李舜者，战将也。时率水师，严防海岸，焚毁日船。会日舰百艘，运援兵军粮至，李舜纵船四击；朝鲜之水兵，善于驾舟，日船短小，重载货物，尽被击沉。初，秀吉将伐朝鲜，谋购涉风涛渡重洋之炮舰于欧人；欧人因事拒之，故有此败。此役也，日人之援兵粮糈皆沉于海，史家有谓此为朝鲜转败为胜之机者。李昖先已告急于明，使者络绎不绝于道，及奔义州，且请内附。神宗鄙日军为小寇，遣祖承训将精兵五千人来援；为日人所要击，败没，承训仅以身免。事闻，神宗设经略使将兵援之。兵部尚书石星素不知兵，又以宁夏辽东方有事，意欲谋和。有沈惟敬者，商家子也，喜冒险，有口辨，尝至日本，与行长有旧，因遣之往。惟敬至平壤，见行长，定休战期五十日，议割朝鲜南方数道，通聘往来，及封秀吉爵等。和未定，神宗已命李如松为大将，帅兵五万援朝鲜。韩人又得暇搜戮奸民，日人骤失耳目，而李如松之大军卒至，亟攻平壤。行长败走，损失甚巨；退至汉城，清正之军始来会。当是时也，朝鲜之水师，严守海岸，日本之援军遂绝，加以资粮空匮，全军之生死，惟系于战，故军心奋勇，人人殊死战。如松因胜轻敌，不甚设备，战复败退。惟朝鲜因明军来援，士气大振，所在蜂起，袭击日人。行长遣将进攻晋州，又不克而还；日军愤甚，屠戮住民，圮毁城池，往往一城之中，惟余少数苦工为其运输者。既而岁歉，劫掠无所得，望和甚殷；明廷亦以如松败故，复遣惟敬议和。

    惟敬再至朝鲜，重赂行长。复至日，谒见秀吉，执礼甚卑，定册封、退兵、还王子二人等约。册封云者，诸将误以为王明也。秀吉喜甚，许之，厚飨惟敬，还王子二人，命行长清正退于釜山。既而明廷诸臣，有谓和议非策者。会秀吉闻诸将攻晋州不克，大怒，命立攻下；俄而城破，竟歼其人民。惟敬复见行长，责其负约；行长以明阳和而隐遣大军对。然秀吉方待惟敬来报，大兴土木，建筑宫殿，穷极壮丽，将以眩使者，且威诸藩。明年，地震，城坏屋颓；明韩之使者皆至。秀吉怒韩无礼，不令王子来谢，不见其使，但见明使者。使者入内，见兵仗甚整，侍卫极众，俄而幄启，秀吉盛服出，使者惶伏，捧金印冕服以进。秀吉戴冕披衣，意甚自得；及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乃知非王明也，面色骤变，掷冕服于地，且裂册书，曰：“欲王则王，何待尔封哉？苟吾而王，如天皇何？”将诛行长及明使者，诸将谏救而止，即征兵十四万西征。

    方惟敬之议和也，朝鲜诸臣力劾李舜；李昖惑之，夺其爵位，贬为水兵，命文官代之。李舜素得人心，将士多不服；及日舰载兵西来，统领令逆风拒战，遂大败逃散。日军登岸，立复进攻，数破重城。李昖惶恐，再出奔。时明使已返京，韩人告急，神宗得悉其情，逮捕石星，诏令邢玠、杨镐为将，率大兵往援。杨镐将明韩之兵数十万人，攻清正，围之蔚山。清正坚守，杨镐断其汲道，城中至杀马饮溺。会诸将进援，绕出杨镐军后，明军仓皇退走；日军追击，又大破之，兵多逃散。将士报功，各献俘馘，秀吉命埋之，封以为“耳冢”。自水师败后，李昖复起李舜为统领，收集余舰，邢玠知非水兵不能平乱，募江南水兵助之，势稍复振，屡毁日舰，日军虽胜，因不敢前进。既而秀吉病殁，将士罢归，李舜追击，俘获甚多，时西历一五九九年也。

    秀吉之用兵，受祸最深者，厥惟朝鲜。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屋舍焚圮，死亡枕藉，凡七年之久。受其害者，深恨日人，渐成为历史上之习惯，牢不可破。秀吉悉国内之师，竭府库之力，不能越朝鲜一步，进攻中国；又不能得尺寸之地；其所得者，韩人之疾首痛心深恶日人而已。又此役也，将士携书籍良工归者甚众，书籍开日后江户文学之渐，良工筑日本工艺之基；但其代价，亦云奢矣。明廷援韩，丧师数十万人，糜饷数百万金，扰及全国，府库为虚，其为朝鲜，抑为中国耶？设使不援朝鲜，坐视其被并吞，中国之损失，或不止此。自此战后，韩人甚为寒心，畏日殊甚。及德川家康执政，遣使至韩，招令入聘。国王以告明，求将练兵，明廷不许。既而又以告，朝议听其自主，于是复聘于日。

    秀吉起自微贱，善于将兵，平定诸藩，仕至太政大臣；又能尊崇皇室，修筑宫殿，复公卿采邑；更清量田地，除积年私产隐瞒之弊，规定赋率，占收入三分之二，成所谓“官二民一”之制。此种赋税，自今视之，甚为烦重；惟前于此时，毫无定额，收取多寡，惟上所欲，视此固有异耳。秀吉尝整齐圜法，开采金银诸矿，制造货币，民皆称便。又虑诸藩专横，颁新令六条，禁其私自嫁娶，结盟树党，私自战斗，多蓄侍姬等，非无所见也。方秀吉之病，置大老五人、中老三人、奉行五人，政务决于大老，琐事断于奉行；若大老奉行不协，由中老和之。命前田利家辅其子秀赖，时年七岁。秀吉已逝，家康专权，其势日盛，遂开江户幕府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