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君子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

    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号，每年可收7000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

    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

    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

    1917年至1934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万。

    机关里抽大烟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12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名职员中，有11人是瘾客。

    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11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时上班，12时下班，下午2时到6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

    1937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

    机关职员排成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

    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

    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遗余力，据说瘾民们畏之如虎，无不躲到他乡去吸烟。有一个绅士，到省城有事，烟瘾大发，涕泗横流，找不到过烟瘾的所在。他找到一位朋友，口称“救命”。朋友大惊，忙问何事。绅士诉说了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

    绅士被朋友领到一个地方，只见墙高屋峻，声势煊赫。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某机关的后门吗？”

    朋友急忙制止说：“叫你不要作声，你怎么又开口了？”

    绅士缄默不语。进到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做，烟具精良，仆人侍候很周到。才抽了几口烟，就觉得烟味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吸毕，朋友掏出银币五枚。当他们刚要出门时，警察厅长某某亦昂然步入，登榻吸烟。绅士和朋友出了门，朋友告诫绅士：“你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你若讲出去，定于你大为不利。”

    警察厅长某某之流，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大吸其烟，真是绝妙讽刺。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年第4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

    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点敲过了，该起床了！”

    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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