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鸦片祸害

    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年4月1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

    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

    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

    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

    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

    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

    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年时共有10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口人中有6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

    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

    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禁烟黑幕

    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雷厉风行”地禁烟，有的或明或暗反对禁烟。

    但如果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鸦片问题上分成了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那就错了。高喊禁烟的，往往就是反对禁烟，或是借禁烟渔利的。欲明真相，请看下文。

    “烟是军队经济命脉”

    鸦片为什么禁不了？因为官僚、军阀不想禁。而不想禁，主要原因又在于他们不肯放弃鸦片税这笔巨大的收入。

    1943年，杨若瑜被刘文辉委任为四川芦山县县长。上任前，杨若瑜先去拜见了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想从他那里讨点为政的“诀窍”。王靖字很关切地对杨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主席请示。”

    杨若瑜根据王靖字的指点，去拜见了省主席刘文辉。在谈了一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便着重提出“禁烟”之事，向刘文辉请示，该如何办理。本来，关于禁烟，法令条文很明确，照章办理就是了。实际上，制定法令的人，并不希望下面的人完全照法令办事，而要他们“随机处置”。

    这就要下面的人揣摩、领会上峰在法令之外的真实意图。

    杨若瑜经人指点，懂得了这个奥妙。但刘文辉只是含糊其词他说了两句，另外，叫他动身前去找下伍参谋长（培英）。杨一听，知道有些话不便由省主席之口说出，而得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杨若瑜见到伍培英时，伍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烟的问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

    这就是说，禁烟是要喊的，但不能真干，以致伤了“本军经济命脉”；禁烟，公文上“严厉”就行了，具体办理，只需“应付”、“应付”。

    杨若瑜摸到了刘文辉的意图之后，就走马上任了。那时。烟苗已破土而出，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一道又一道下达。杨若瑜采取了“空雷不雨”的办法来应付。

    上任后不几天，杨若瑜就召开了县行政会议，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省府在年内禁绝鸦片的决心。警告乡镇长们不可意存侥幸，以身试法。尤其是种烟，为法令所绝对不容许。如有发现，须立即铲除，否则拿乡镇长是问，他杨若瑜认法不认人。杨若瑜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弄得乡镇长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隔不几天，杨若瑜就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便召集乡保长和地方绅士训话，口气之严厉，超过了县行政会议上之讲话。乡保长们连声“是是”，表示一定遵命。训话后，乡长摆开丰盛的筵席。杨若瑜带去的士兵和所有的人伕，都一律就坐。杨若瑜坐在客厅里，由该乡几个头面人物恭陪。席间，谈笑风生，话题无非是当地风物。

    杨若瑜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他作为本县父母官，很是关心民瘼。吃喝了半天，乡公所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杨县长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去了。如此这般地跑了10来天，一天一个乡，算是巡视完毕。各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连问都没有问一声。

    巡视完毕，在县里休息了几天，又陆续收到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铲烟的公文。杨若瑜照抄照转，立即用公文严令各乡镇，迅即、彻底查铲烟苗。并命秘书将自己上任后如何重视禁政，如何亲自带队挨乡挨镇督促铲烟，写成报告，呈报省府和总指挥部。

    不几天，总指挥部再次下达催铲烟苗的公文，杨若瑜也再次严饬各乡镇立即将烟苗铲尽，并说明将再度出巡复查。同时手令各乡镇长，在他复查时，绝对禁止铺张招待。当时杨若瑜的考虑是：奉到上级关于禁烟公文，毫无反应，不向下面传达，不采取一些动作，不虚张一点声势，一旦被上面知道了，就要担当“玩忽禁政”的罪名。而下去巡查，又怕乡镇长们兴师动众地把当地绅士召集来，请他发表关于“严肃禁烟”的宏论。

    这一套千篇一律、心口不一的高论发表多了，有损于他的威信。故他这次挨乡出巡，轻车简从，只带几名武装人员，并事先通知严禁铺张招待。他到一个乡，乡镇长就在路旁迎候，把他请到乡长的家里。不像上回那样，接到乡公所，召集保长和绅士们听训话了。乡长们的家，都宽敞舒适，早已陈设一新。

    乡镇长把杨若瑜安顿好后，借故走开，由杨的秘书或杨带来的科长陪杨闲坐聊夭，翻翻小说。快到吃饭时间，乡长才露面。说是吃便饭，其实比办筵席还讲究。大家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铲烟的事。玩了半天，杨若瑜便坐轿回城。就这样，接连搞了10多天复查，末了，又命秘书起草报告，向上峰汇报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进行了铲烟复查的。

    杨若瑜挨乡作客，游山玩水，轻松愉快。对上面，他有两个报告可以交待。杨若瑜自认为他很好地贯彻了“善于应付”的指示。

    隔了个把月，已经到了1943年年底，杨若瑜突然接到总指挥部一件训令，大意是说，总指挥部接到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电令，对总指挥部的一份报告严加斥责。因总指挥部在报告中说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琮（刘文辉之侄）已率领部队把烟苗铲除，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得到的情报，刘元琮实则并未带队去铲烟。

    军委会限令铲尽烟苗，“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对有关人员，决予严行究办”。总指挥部前已一再严令芦山县县长查铲，今再次命令芦山县县长限期铲尽烟苗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严办，决不宽贷”。看了公文，杨若瑜大吃一惊。省府和总指挥部，那是自己人，他们讲发现烟苗要依法追究责任，不过是公文上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不算数的。这回是军委会下了文，语气这么严厉，把刘文辉的侄子都点出来了。万一刘文辉抗不住，他肯定不会办他的侄子，而要拿个把县长开刀。杨若瑜顿时觉得，当这个县长倒霉透了。他在惊恐之余，学着总指挥部对付军委会的办法，嘱咐秘书起草公文，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呈报”，并须交出查铲保证书。杨若瑜想：“我且先把公文上的脚步站稳，万一认真要查究时，我也可以往下推。”

    杨若瑜把总指挥部的公文拿出来反复琢磨，感到语气从未有过这样严峻。执行吧，烟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伍参谋长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这么一回事。铲了烟苗，伤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刘文辉不要怪罪吗？如若不铲，军委会再给总指挥部施加压力，怎么办？总指挥部不会牺牲一两个县长来搪塞吗？

    烟苗铲不行，不铲也不行。铲和不铲都有性命之虞。杨若瑜进退失据，决定到雅安去面见刘文辉，探探他本人的口气。杨在公馆见到刘，问到：中央来电这样严厉，究竟该怎么办？刘文辉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没有动手？快回去铲！”

    刘文辉态度认真，语气肯定，但杨若瑜还是觉得把不准，临走时又吞吞吐吐地请示：“主席……铲烟的问题……”

    刘文辉大声回答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

    刘站起来送杨时，又重复说：“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铲！铲！铲！”

    一边说，一边还打着手势，好像拿着铲子在铲烟。

    走出刘公馆，杨若瑜又去见总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证实一下省府和总指挥部是否确实下了铲烟决心。张伯言反问杨若瑜：“你去见主席，他是咋个向你说的？”

    杨把刘文辉的话复述了一遍。“对啊！回去快铲啊！”

    张伯言说道。听张也这么说，杨感到心里踏实了，决定回去铲。

    要各乡乡长去铲，他们是不会干的。要铲，必须县长亲自带队下去督促。经过一番研究，杨若瑜选定凤禾乡作为铲烟突破口。该乡乡长杨步月小学教员出身，是一介书生；乡里武力薄弱，比较好对付。凤禾又在芦雅交通线上，铲烟影响大。

    于是杨若瑜调集了200多名武装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凤禾。杨若瑜立即命令杨乡长抽调几十个民工，在乡公所对面不远处开始铲烟。杨若瑜见民工已动起手来，很是高兴。在田塍上，坐在椅子上，跟秘书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坐了好一会，抬头一看，几十个人才铲了很小一块地方。只见民工把锄头举得很高，就是落下很慢。

    杨若瑜命乡长催民工快铲，尽管乡长和保长大声叱骂，不停催促，但速度并不见加快。这时，卫兵递上一封信，说是金连长差专人送来。杨若瑜拆开一看，信中写的是：这里有金连长种的烟，请杨县长手下留情……杨当即沉下脸来，把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说道：“不管什么人的，一概给我铲光！”

    乡保长见金连长说情都不中用，只得继续铲。

    过了一会儿，四周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县长秘书吓得瘫在地上。杨若瑜虽然吃惊不小，但仍强作镇定，因为他知道，这时刻是万万慌乱不得的，越慌越出事。要是他被几声枪响吓软了，便威风扫地，以后就无法统治全县。于是他把心一横，站起身来，叫中队长传达命令，县里下来的武装人员，一律站在原来地方，不许妄动，不许擅自还枪。同时叫杨乡长继续督促铲烟。

    山上枪声响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又铲了半个钟头，黄昏已近，杨若瑜便下令收工。

    晚上睡在乡公所里，杨若瑜在床上越想越害怕：再硬干下去，必定激出事变，被打死在这里才冤枉呢！就是不死，刘文辉也会斥责他不会处事，惹是生非。第二天早饭后，杨若瑜就借口部队人多，地方供应困难，把铲烟责任交给杨乡长，自己带队回城了。

    杨若瑜在凤禾总共不过铲了10几块地，就得罪了很多人。回县不几天，到雅安向刘文辉庆贺50大寿，在彩棚里，省训团的处长金搏九就挖苦他说：“究竟青年县长，大大不同，所到之处，一律肃清。”

    杨见到刘文辉，他绝口不提铲烟，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一样。杨后悔不已，怪自己胆量太小，听了几句话就坐不住了。有了这次教训，决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坚决不铲烟。

    可是过了不久，杨若瑜听说成都行辕要派出禁烟考查团，考察地点之一便是芦山县。杨若瑜平静没几天的心情，复又紧张起来。考查团是要实地巡查的，比不得来公文，可以虚与委蛇。考查团又是国民党中央所派，很可能是要借禁烟问题，找跟“中央”貌合神离的刘文辉的碴。

    考查团发现遍地烟苗，必定据实呈报。而“包庇种烟”，罪莫大矣，是要处死刑的。刘文辉即使抗着不执行，杨若瑜也得被撤职。丢官以后，他在四川就待不下去了。想到此，杨若瑜心烦意乱。他跑到雅安去见伍参谋长。伍说：“这次考查团来，你不好应付，自有总部的刘参议（刘敦礼）应付的。”

    杨又去见禁烟督理处副处长杜履谦。杜说：“有郑少成一道，会帮你打招呼的。”

    原来考查团由成都行辕、禁烟执行总监部、禁烟督理处、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西康省政府各派一人组成。行辕派的人任团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和禁烟督理处分别派刘敦礼、郑少成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刘文辉的人。杨若瑜又打听到，刘文辉发下话来，考查团到，送点钱就得了。

    杨若瑜赶回芦山，作起准备来。他决定在考查团必经之路两旁，把烟铲掉。因为这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到时就难怪考查团打官腔了。考查团从雅安到天全以后，杨若瑜不断派人打听考查团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他得到准确情报，考查团由天全经芦山施延乡到芦山县城。

    这条路很短，要蒙过考查团员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杨若瑜把施延乡乡长召来，对他说，这次考查团非比一般，是“中央”派的。弄得不好，他们会扣办乡长的，施延乡乡长一听，先就给吓住了。杨若瑜又说：为照顾你的困难，眼下不要求你将全乡烟苗铲绝，但初步必须做到将路旁烟苗铲尽，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乡长一听，县长这么体恤下情，还能不照办吗？

    第二天，杨若瑜就带队到施延乡督铲。有个保长不卖力，杨当即命令将其拘押回府，听候处置。其他保长不敢怠慢，总算把短短一段路两旁收拾干净。过了两天，考查团来到芦山，杨若瑜率部属在城门洞口欢迎，将他们接到县府。除了召开一次大会，请考查团训话以外，就安排他们吃、喝、玩。杨全力以赴，殷勤招待，唯恐不周。开头姓王的考查团长还打官腔，第四天早上，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参议悄悄对杨说；“已经一枪下马，不用担心了。”

    原来刘敦礼到雅安从伍参谋长那里弄到一小箱钞票（400万），当天早上送到王团长房里，请他对禁烟问题，马虎了事。王团长起先还说：“敦哥，你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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