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编本《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意，贯穿全经，按所属之辞，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分类排比，为篇四十。每篇之内，又各以类从。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笔削之迹，自古无徵。《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原本、改本并存者此一条耳。《左传》甯殖曰：“载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经》文则曰：“卫侯衎出奔齐。”其为圣人所改与否，已不可定。至《左传》称仲尼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则但有改本，不知原本为何语矣。故黄泽曰：“《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正自显然易见。”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见鲁史无从辩别为憾。苞乃于二千馀载之后，据文臆断，知其孰为原书，孰为圣笔，如亲见尼山之操觚。此其说未足为信。惟其扫《公》、《穀》穿凿之谈，涤孙、胡锲薄之见，息心静气，以《经》求《经》，多有协于情理之平，则实非俗儒所可及。譬诸前修，其吴澄之流亚欤？

    △《春秋长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苏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内廷，改授检讨，终右谕德。是书补杜预《长历》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约略篇页，釐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尤足以资考证。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皆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以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之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退一月就之，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闰，因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载焉。杜预书惟以干支递排，而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厚耀明于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

    △《春秋世族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见于《经》、《传》者，不可殚数。汉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传。今惟孔氏《正义》中偶载其文，而书则久佚。《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无存。杜预作《春秋释例》，中有《世族谱》一篇，具载其世系昭穆之详，而自宋以来，湮没不见。今恭遇圣代表章遗籍，《释例》一书，得于《永乐大典》中，裒辑丛残，复为完帙。独《世族谱》仅存数条，仍不免于阙略。厚耀当时既未睹《释例》原本，因据孔氏《正义》，旁参他书，作此以补之。其体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图》，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后。次鲁、次晋、次卫、次郑、次齐、次宋、次楚、次秦、次陈、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许、次邾、次吴、次越、次小国诸侯。皆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无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鲁之众仲、秦子之类，则别曰《杂姓氏名号》，另为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后，搜采颇为该洽。近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相近，而考证互有异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庄公诸人，此书徵引不及顾本之备。又脱漏王叔氏世系不载，亦为逊于顾本。然顾氏于有世系者叙次较详，其无可考者概阙而不录。此书则于《经》、《传》所载之人祇称官爵及字者，悉胪采无遗，实为顾本所未及。读《春秋》者以此二书互相考证，则《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

    △《半农春秋说》·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着录。士奇父周惕，长于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于三《礼》核辨尤精。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穀》。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着录。是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曰《时令》、曰《朔闰》、曰《长历拾遗》、曰《疆域》、曰《爵姓存灭》、曰《列国地理犬牙相错》、曰《都邑》、曰《山川》、曰《险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赏》、曰《田赋》、曰《吉礼》、曰《凶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王迹拾遗》、曰《鲁政下逮》、曰《晋中军》、曰《楚令尹》、曰《宋执政》、曰《郑执政》、曰《争盟》、曰《交兵》、曰《城筑》、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传异同》、曰《阙文》、曰《吞灭》、曰《乱贼》、曰《兵谋》、曰《引据》、曰《杜注正讹》、曰《人物》、曰《列女》。其《险要表》后附以《地形口号》，《五礼表》后附以《五礼源流口号》。《舆图》则用朱字、墨字以分别古今地名。《附录》则皆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为辨论以订旧说之讹。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说作《春秋分纪》，以《传》文类聚区分，极为精密。刊版久佚，钞本流传亦罕。栋高盖未见其书，故体例之间，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为体，昉于《周谱》。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于条贯。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书者，原可无庸立表。栋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参以七言歌括，于着书之体亦乖。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其《朔闰》一表，用杜预隐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说，与陈厚耀所推长历退一闰者不合。盖厚耀之书，栋高亦未之见，故稍有异同云。

    △《春秋识小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择言》，已着录。是书凡《春秋职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其考职官，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证，颇为精核。末为《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而详列其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于后，亦皆整密。惟置诸国而独详晋，则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为《晋书地理志证今》，以杜预注《左传》，皆用晋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之。大致与《春秋名号归一图》互相出入，而较为简明。虽似与《经》义无关，然读《经》、读《传》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异，于当日之事迹不能融会贯通。因于圣人之褒贬，不能推求详尽。如胡安国之误执季孙，横生异论，毛奇龄之附会尹氏，牵合正经者，盖有之矣。则廷祚是书，固读《春秋》家所当知也。

    △《左传补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着录。是书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本所作《九经古义》之一。以先出别行，故《九经古义》刊本虚列其目而无书。目作四卷，此本实六卷，则后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确者，如《隐五年》“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案此朱子之说，非杜注也，盖因补杜而类及之）。《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及《表记》郑《注》“誉，绳也”，证杜注训誉之由。《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引《周书·籴匡解》“年俭穀不足，君亲巡方，卿告籴”，证为古礼。《僖五年》“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腊不始秦。《十年》“七舆大夫”，引王肃《诗传》，证七当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二十七年》“夏书曰”，引《墨子·明鬼篇》，证《尚书》但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无《虞书》。《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二年》“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郭忠恕作“示”为误。《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讹写。《六年》“以盈其贯”，引《韩非子》“以我满贯”，证“贯”字。《成十六年》“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二十三年》“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又“踞转而鼓琴”，引许慎《淮南子注》，证转即轸。《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引《周书·常训解》，证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礼记正义》证杜《注》五献之误。《十五年》“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证妻丧三年为春秋末造之礼。《二十六年》“錾而乘于他车”，引《说文》，证“{轻足}”误作“錾”。《哀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皆根据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废六关”，引《公羊传注》证“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注》证“置”训废则非。盖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宄莫诘，阴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覆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字无疑。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二年》“文马百驷”，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襄十七年》“泽门之晳”，谓古皋泽字通，又谓诸侯有皋门，其说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皋门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于姑可解，于姊终无解也。《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服虔说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会。《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盖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鹳”，引陆佃《埤雅》之杂说（案鹳井出《酉阳杂俎》，非始于佃）。《哀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冢琐语》之野谈。《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吴音，不始于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古《经》作“立”。“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駴耳目，不可施行。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

    △《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着录。是编以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其中得失互见。如《襄公二十六年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谓八邑、六邑其数少，乃《司勋》所云赏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误。今考《司勋》曰：“凡颁赏地，参之一食，惟加田无国正。”《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所以厚恩也。”据此，则是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未有赏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谓八邑、六邑为数少，当是赏地，则加田为数当多矣。与《周礼》殊为未合。盖彤着《周官禄田考》，误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即为《司勋》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产皆国卿，若受加田则约得小都，旁加四里。《传》云八邑者，据《注》不过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过二十四井。故疑其数少，非加田。其实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传》：“归馀于终。”彤谓积气朔馀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故曰“归馀于终”。《经》、《传》所书闰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闰八月，于夏时适为闰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书“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谓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更在二月后，故《经》因史而书正月，《传》更具于二月。《疏》谓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时史于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传》于八月之下乃云“闰月戊辰杀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后者，以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也。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史官之失。彤反以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令倍其赋”，孔《疏》谓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于王臣。此采邑贡王之数。然则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当三分之一归于公。言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贡王，《小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于王。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于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勋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也。然则采地、赏地贡数显异。今孔《疏》于侯国采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谓人也。”顾炎武谓执兵者之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矣。亦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未完之书，录而存之，于读《左传》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着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于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郎”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者，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于河外列城举焦，于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迳郇城，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于《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饶近盬”合郇瑕为一，于《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以瑕吕为姓，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三正考》·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着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元李濂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于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轇轕之论，于经学亦为有功矣。

    △《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着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于胡《传》苛刻之说及《公》、《穀》附会之例，芟除殆尽。于《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于庄姜见在复娶于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鄫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于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鄫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鄫，《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鄫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之语。使鄫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僣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于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徵，已出附会，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颣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于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于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于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其为先有此本，又编于《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

    △《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着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于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

    ──右“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甯所论为允，甯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于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徵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至于左氏文章，号为富艳，残膏賸馥，沾溉无穷。章冲联合其始终，徐晋卿排比其对偶，后人接踵，编纂日多，而概乎无预于《经》义，则又非所贵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