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

    △《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

    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迩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于《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于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覆演绎，大旨归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于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于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于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于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着所自。案徵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着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于郡县。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于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鸲鹆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厩为延袤其厩，亦为穿凿。杜注陉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骃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贳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郓；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秾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

    △《春秋平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是书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然自宋孙复以来，说《春秋》者务以攻击三《传》相高，求驾乎先儒之上，而穿凿烦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后，说《春秋》者务以尊崇胡《传》为主，求利于科举之途，而牵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张岐然尝作《五传平文》以纠其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书，亦与岐然同意，而简汰精审，多得《经》意，正不以多生新解为长。前有《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为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此本为汝言手稿，其中涂乙补缀，朱墨纵横，其用心勤笃，至今犹可想见也。朱彝尊《经义考》载缪泳之言，称汝言研精经史，尤熟于明代典故，尝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诗、古文曰《渐川集》。今皆未见。盖亦好学深思之士，所由与枵腹高谈者异欤？

    △《春秋四传纠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是岁之夏，复续作此书，以综括大旨。相传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僣，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实情，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其中如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简策相传，必有所据。即就《传》文而论，亦无以断其必不然。汝言皆以为臆测近诬，转未免自蹈臆测。又《公羊》褒齐襄之复仇，固为谬戾。然纪侯谮齐哀公于周，至于见烹，则实有其事。汝言乃谓语言之故不足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谓《左传》“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犹汉称皇汉、宋称皇宋之义，则不知正月、正岁并见《周礼》，兼用夏正，实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时。无庸牵引汉宋，横生曲说。又一行、卫朴推验《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条。汝言无以难之，遂泛谓不足深据。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无殊。一语可明，亦不必颟顸其说。如斯之类，虽或间有小疵，然六类之中，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几，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

    △《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着录。是书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于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钞”名。所补二卷，多用顾炎武说。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称庚申之秋，炎武自华阴寄《左传注》数十则，盖是时《杜解补正》尚未成也。鹤龄斥林尧叟《音义》之陋，所取仅三四条，持论极允。至孔颖达《正义》，家弦户诵，久列学官，断无读《注》而不见《疏》者，乃连篇采掇，殊属赘疣。至《襄九年传》“闰月”当作“门五日”，本为杜《注》，乃引以补杜，尤为床上床矣。他如于《定公八年传》，谓公山不狃之意在于张公室，阳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传》，则云“公山不狃、叔孙辄之徒据费以畔，说者谓叛季非叛鲁，其说非也。彼稔见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于张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顿殊。又如《庄公二十二年传》，引《史记正义》以未羊巽女为姜姓之训；于《昭九年传》，又续引汪琬之说驳张守节失《左氏》之指。是一义而去取迥异。皆未免于小疵。然其中如引斗辛以驳伍员之复雠，天经地义，为千古儒者所未发。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壻池非晋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之类：亦具有考证。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而荟稡众长，断以新义，于读《左传》者要亦不为无补焉。

    △《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骕撰。骕字骢御，又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己亥进士，官淮安府推官，终于灵璧县知县。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内《地舆》有说无图，盖未成也。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载所着诸书与此本并同，惟无《字奇》及《事纬》，岂士祯偶未见欤？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穀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则多有师承。《朱子语录》谓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经学，理精而事谬。盖笃论也。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自昔说《春秋》者但明义例，至宋张大亨始分五礼，而元吴澄因之，然粗具梗概而已。奇龄是书，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期、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凡二十二门。又总该以四例：曰礼例，曰事例，曰文例，曰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其说以《左传》为主，间及他家，而最攻击者莫若胡安国《传》。其论安国开卷说春王正月已辞穷理屈，可谓确论。然《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礼》正岁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属王制。故变文称“王周正月”，以为建子之明文。而奇龄乃读“春王”为一句，“周正月”为一句，谓王字乃木王于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为乖谬，殆更甚于安国。又如郑康成《中庸注》：“策，简也。”蔡邕《独断》亦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义》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也。”又曰：“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据此，则《经》、《传》简策，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然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至于喧呼叫呶，则其结习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议不论可矣。

    △《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穀》之异文，辨证其谬。因胡安国《传》多从《穀梁》，并安国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从《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一条耳。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穀》虽先立于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奇龄所考正者，如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齐人来归卫俘，据《书序》知俘即是宝，非《经》、《传》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同例；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之卫齐恶不应作石恶；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作晋侯；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皆极精核。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传》乃作“秋”，但知《经》、《传》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后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则此冬而彼犹秋，实与晋用夏正，《经》、《传》皆差两月一例。又“卫师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诋其宋将作送，卫将作彗，不知《穆天子传》所载盛姬即郕国之女。《考古图》“许”或作“鄦”、“鲁”或作“卤”，俱勒诸钟鼎，断非讹写。古字异文，如斯者众，未可尽以今文绳之。又谓“昔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昔字训夜，虽见《列子》，然不应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称“夜则昏惫而熟寐，昔昔梦为国君”，又称“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正昔夜二字并用。又谓皋陶可作咎由，由于音同；西乞术不可作西乞遂，由于音异。是以后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转音。不知《檀弓》以“木”为“弥牟”，《战国策》以“包胥”为“勃苏”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类，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为未得其平。甚至“于”作“于”、“飨”作“享”，《经》、《传》处处通用，于《公》、《穀》亦缕摘之，益琐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春秋传》，分义例为二十二门，而其书则仍从《经》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门隶事，如沈棐、赵汸之体，条理颇为明晰，考据亦多精核。盖奇龄长于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是书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至《周礼》一书，与《左传》多不相合。盖《周礼》为王制，而《左传》则皆诸侯之事。《周礼》为初制，而《左传》则皆数百年变革之馀。强相牵附，徒滋纠结。奇龄独就《经》说《经》，不相缴绕，尤为特识矣。是书为奇龄门人所编，云本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惟载六卷，且云“未见”。此本于二十二门之中仅得七门，而“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编次未竟之本。虽非完书，核其体要，转胜所作《春秋传》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钱塘人，居于平湖。以诸生荐直内廷，授中书舍人，改翰林院侍讲，官至内阁学士。是编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并成是书奏进。据阎若璩《潜邱劄记》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讫，问余成公二年鞍之战”云云，则实士奇倩胜代作也。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次，皆先列国都，次及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经》文、《传》文及杜预《注》，而复博引诸书，考究其异同，砭正其疏舛，颇为精核。惟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者。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殊于地理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既不能指为何地，但称犹云苏忿生之田，则亦安贵于考耶？是则过求详备之失也。

    △《春秋管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庭垣撰。据《浙江遗书总录》，庭垣，秀水人，官新昌县县丞。然不言书成于何时。前有庭垣《自序》，亦无年月。案庭垣为朱彝尊同县人，而彝尊《经义考》不载是书，则在彝尊以后矣。自宋以来，说《春秋》者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贬黜天王，改易正朔，举天下干名犯义之事，皆诬称为孔子之特笔，而不知已乱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驳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于周天子则其大君，于鲁公则其本国之君，于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者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遏之”云云，其持论最为正大。又自述注释之例曰：“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于《公羊》、《穀梁》二《传》及诸儒论释，其合于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据《经》文先后以驳正之”云云，其立义亦为明坦。其中如桓不书王之类，间亦偶沿旧说，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经》意。与焦袁熹之《阙如编》，其识皆在啖、赵诸儒之上，正未可贵远而贱近也。旧帙蠹蚀，字句间有残阙，无别本可以校补。然大旨宏纲，炳然无损，正不以一二断简废之矣。

    △《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外补兴国县知县。尚瑗初从朱鹤龄游，讲《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亦作《读三传随笔》。积累既久，卷帙遂伙，乃排纂而成是书。曰：“折诸”者，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也。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于《左传》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诸篇，皆引据典核，可资考证。惟其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每据摭汉魏以下史事与《传》文相证，往往支离曼衍。如因卫懿公好鹤遂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不一而足。与《经》义或渺不相关，殊为芜杂。然取材既广，储蓄遂宏。先儒训诂之遗，经师授受之奥，微言大义，亦多错见于其中。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粃遂尽弃其精英。且《春秋》一经，说者至伙，自孙复、刘敞之徒倡言废《传》，后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实而臆断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灭项乃误归狱于季孙，由议论多而考证少也。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蒐罗荟稡，犹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

    △《春秋阙如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举人。是编为袁熹未成之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盖犹其稿本。前有其孙锺璜《跋》，亦当时手迹也。自《穀梁》发常事不书之例，孙复衍有贬无褒之文。后代承流，转相摹仿，务以刻酷为《经》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无一人得免于弹刺，遂使游、夏赞之而不能者，申、韩为之而有馀。流弊所极，乃有贬及天道者（吕柟《春秋说志》谓书季孙意如卒，所以见天道之左）。《春秋》于是乎乱矣。袁熹是书，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而刊削烦苛。如隐公盟蔑，诸家皆曰恶私盟。袁熹则谓继好息民，犹愈于相虞相诈。至七年伐邾，事由后起，不容逆料而加贬辞。又谓会潜之戎，本杂处中国，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贬俱无可加。谓无骇之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谓书齐侯弟年，见齐之重我，使其亲贵，非讥过宠其弟。谓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助，不以此一事便为恶。如此之类数十条，皆一洗曲说。至于武氏子求赙，乃鲁不共命，天王诘责，岂敢反讥天王？家父求车，乃天子责贡赋有阙，《经》婉其文曰求车，不应舍其下，责其上。尤大义凛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于其间。亦足破穿凿之说。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于经学深为有裨，非其《经说》诸书出于门人杂录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自超撰。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进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篇首《总论》二十条，颇得比事属辞之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则从王氏之说，以为鲁之大夫。于秦获晋侯，辨所以不书名之故。于宋师败绩，辨所以不书公之故。于司马华孙来盟，辨胡《传》义不系乎名之说。于盟宋，罪赵武之致弱。于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立，书法见《春秋》微显之义。于齐杀高厚谓非说晋，而于卫人立晋一条尤得《春秋》深意。虽以“宗朱”为名，而参求《经》、《传》，务求心得，实非南宋以来穿凿附会之说。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近时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此亦其亚矣。

    △《春秋通论》·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着录。是编本《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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