谲觚十事

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鑒》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待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於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剿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人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人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途說也。

    〔來劄：臨胸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胸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於鱗所謂“龍鬥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銘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劄：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眾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來讀道書，道書云：“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劄：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複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詞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援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仄“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 “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呆，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蠍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製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劄：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閶”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劄：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遊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眾，故封大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而《盂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閑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吳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