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经有一个时期住在闸北的一间荒僻的村屋。
这地方,在从前曾经是砖屋密接,商旗翻飞的热闹街道,但经“一·二八”时日本侵略者飞机大炮的轰炸焚烧,已经变成一片瓦砾场了。剩下的就只是几根烧焦了的柱头还不屈地骨立在空间,一堵半堵缺了口穿了洞的墙还强硬地支撑在地面;好像他们惟恐人们会把那些血腥的耻辱忘却,偏要留下点残基在这儿证给人们似的。居民们把那些瓦砾移开,辟成一方一方的田园,栽种些白菜和黄瓜。在田园旁边零落地盖造些前面可以安一架床后面可以搭一个灶的平房,房顶上安一个小烟囱,使炊烟一缕缕地从那儿出来,缭绕在一些低矮的树枝间点缀得更像个荒村模样。
我住的是在一排十来间工房似的村屋之间,比较大二三倍而且高朗些的一幢。房子是长三间:当中是客堂;客堂左边住着房东;我就住右边。房间是很新的,板壁闪着新刨过的黄光,发散着木质的新鲜气味。但很阴暗,因为靠前边的壁上就只有一堵小方窗。大概为了更加谨慎起见罢,方窗上还密排着十来根垂直的铁条,房外边还围绕着一道竹编的篱笆。除了打这方窗铁条通过篱笆缝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些点点绿色以外,就等于坐在监牢里似的。
房东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太婆,头发还不见灰白,脸额多皱,黑红,两眼时常闪着锐利的光。我刚搬来,在阴黯的房间里铺床的时候,她却两手在胸前抱着一张黄漆条桌打门口给我送进来了。
“呵呵,怎么你老人来抬,我自己来罢。”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她笑嘻嘻的放下条桌,脸都不红一下,转身就走了。不一会,她又提着一把水淋淋的拖把进来,吧的一声就把那湿了水的布在地板上拖了起来。
“呵呵,我自己来罢。”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她一面拖一面说。
我离开了床边去抢她的拖把,她却伸手来一拦,我便被他推得倒退了两步。————吓,这老太婆倒蛮有气力!
四个小孩站在门口外呆看着。两个较大一点的男孩站在后面,一个较小的女孩和一个更小的男孩站在前面。
“阿奶!我要来!”女孩忽然喊起来了。
“胡说!”老太婆抬起脸来瞪她一眼。
“阿奶!我要来!”那最小的一个男孩也忽然学样喊起来了。
老太婆抬起脸来笑道:
“乖,不要来。地下稀湿的!”
我问他:
“这都是你的孙儿么?”
她拄着拖把站直起来,一面伸手在皱脸上抹一把,一面笑道:
“都是的。”
之后,就两眼不瞬的望着我,嘴唇在一颤一颤地。我知道她在等我的赞扬。我几乎不知所措了一下。但对这样的老人家,当她以为照例应该得到赞扬的时候反而给她一闷棍,那将是多么残酷的罢。
“你很好福气呵!”我终于不自然地说了。
但她却也满足地哈哈笑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
“哪里。”她声音很响的说,“要是我们那怀了肚子的媳妇不给东洋鬼子弄死了的话,现在就有五个了!”她举起右手来向前面指了指,脸色就紫涨起来。“唉,就是那‘一·二八’吓!我们的媳妇,唉,先生,那些杀千刀的!千剐万剐的!我们刚刚逃出门,媳妇就给那些鬼子一把抓住,就不见了!……唉,要不是十九路军冲打过去,我们也完了!那些杀千刀的!”她挺着两只眼珠怔怔的望着窗外,渐渐,那眼眶开始红了,晶莹的泪水在她的眼角涌出,闪光。她牵起围腰布角来擦了擦眼睛,又说下去:
“我们的媳妇多能干呵,领小孩还做针线,现在这些小孩都要我一个人照应了!讨一个媳妇多么难,起码要几百!先生,你看我们现在还有甚么?”她指着地上的白木凳,“你看这凳子也都是新做的。那时候的东西真是统统都烧光了!先生,你看我这房子吧,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是四合头,大龙门,龙门一直抵到那前面的田边,哪,就从那篱笆望过去,哪,就是那样远呢!”她伸出一根手指逼近我的眼睛直指着窗外。
停了一会儿,她又叹一口气:
“唉,先生,现在我们这座房子也还花了好几百呢!”
“哦!”我说,“不过,这木匠不会作,不晓得给你老人家在这旁边的壁上多开两堵窗子,不然的话,出租也容易些。”
“呵呵,”她笑了笑,“我们原也想多开两堵窗的。后来想:算了。因为这是长三间,可以住两家,将来我家大的两个孙儿长大成家的时候就给他们,小的孙儿呢,就给他连着这一间修过去,连成长五间。如果现在开了窗,将来不是又得填起来吗?”
我望着门口带笑的喊:
“小朋友呃,你们将来做新郎的时候要住这房间呢!”
那大的两个孩子害羞地把脸一歪就躲开了。
老太婆却满足地哈哈笑了。
老太婆的儿子是一个高个子。脸色苍白,两颊瘦削,两眼发红。穿着短装,袖口卷到肘弯以上,裸露出两支黄瘦的手臂,就好像两条干柴棒。他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只是嘴角微笑地点点头,眯着发红的眼睛端详了一下我房间里天花板下吊的电灯瓷篷,便转身跑去拿一只电灯泡来给安上。他开了“开关”,使电灯发出火光,又眯着发红的眼睛端详了一下,才关上。微笑地向我点点头就退出去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穿蓝布短衣的麻脸汉子,脸色兴奋得发红,划着两手跑进篱笆来了。他向阶沿一面跑一面喊:
“长根喂!赶快走了!说是今天厂里又要打折扣了呢!阿四简直气得打桌子,他已去了!”
老太婆的儿子便慌忙迎到他面前,那两颊瘦削的脸顿时绷得紧紧的,两只红了的眼睛发直起来。他愤愤的好像向那麻脸汉子发气似的说道:
“甚么!还打折扣?妈的,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
“好了好了,别再多讲废话了,我们赶快去吧!”
“阿四他们怎么说?”
“怎么说?”麻脸伸出一根手指向篱笆外一指。“哪,你看他已骑着脚踏车去了!他说,‘妈的,再打折扣是不行的!’”
“是呀!再打折扣是不行的!妈的!”长根机械似的重复着他的话,转身就去牵出他的一架脚踏车来,那麻脸汉子已先跑出去了。他于是一面走,一面喊:
“姆妈!我上工去了!关门!”
老太婆却红着皱脸打篱笆的大门外跨了进来,左手提着一满桶荡溅出水珠的清水,她最小的一个孙儿一手拉着她屁股后的衣襟带着哭声喊:
“阿奶!瓜瓜……”
那孙女儿也含着一根小手指跟在后面。
老太婆抬起皱着眉头的脸来向着她儿子说:
“嗨,你看!那不晓得是哪些没良心的把我们那外边地里的黄瓜糟蹋了好多!……”她呼吸迫促地说,额头的汗珠大颗大颗的滚了出来。她看两个孙儿在她身边老是叫着,她便沉下脸来,嘟着嘴巴喊道:
“阿唷,你们总是这么缠死人!”
她儿子放下脚踏车跑到那两个孩子的面前,便挺着两眼把那最小一个的手一扯:
“别拖着奶奶哇!”他转过身来,从他母亲手上把那桶水拿下来就提着进去了。
那小的一个孙儿却张口哭起来了。老太婆一把抱他起来,用手拍着他,柔声地说:
“呵,乖乖,别哭别哭,奶奶给你瓜瓜……”随即她又深长地叹口气。她向着我苦笑一下,说:
“唉,要是他妈妈……唉,你那东洋鬼子呵!……”
她儿子扶着脚踏车出了门,她抱着孙儿跟到大门边,站着,闪着慈和的眼光(眼角还起着鱼尾巴似的皱纹)望着她儿子骑上车去了,才关上大门。
我问她:
“你家这位,在甚么地方做工的?”
“呵呵,”她笑一笑说,“在一家印刷厂吓!”
“很远罢?”
“很远。”她皱起了眉头,“唉,在西海呢!真是呵,再不要说了!他们做的这工厂从前本来是在闸北的,”她一转身就举起右手来向前面指了指,“唉,就是那‘一·二八’吓!厂房炸脱啦!他们就搬到西海去啦!唉,远天远地的,真苦恼死了!先生,做工真苦恼吓……”
“做工是很好的。”我安慰她说,“看来你这儿子也很能干。”
老太婆就展开皱眉又忍不住微笑了。“哪里。”她说,“能干是能干,可是眼睛弄起病来了呢!身体很瘦了,有时候还咳咳隆隆的。我给他说:‘长根!你看弄些甚么补药来吃吃罢?’他总是说:‘姆妈,不要紧的!’他总是忍着忍着,生怕我听见……”她转过脸去,张着一双怅惘的眼睛望着那篱笆外……
好一会儿,她才深长地叹一口气,带着要哭出来的声音喃喃着:
“唉,要是媳妇在,也要体贴得他周到些……”她那带着梦幻的眼睛角涌出晶亮的泪水,打鱼尾巴似的皱纹那儿向颧骨流了下来。
她在七点钟光景天黑不久就把电灯熄了,坐着等她的儿子。从黑暗里随时可以听见她身子的移动,因为被她坐着的竹椅总是不瞒人似的嚓嚓发响。一听见脚踏车铃叮叮叮的响声,一点电光在篱笆外一晃的时候,老太婆便从嚓嚓响的竹椅上一翻起来,开了电灯,给她儿子开门去。
“今晚上怎么回来得这样迟?”是老太婆的声音。
“今天工厂里闹了乱子呢!”是她儿子的声音。
“又闹甚么乱子?”
“老板说生意不好,工钱又要打折头了!”
“唉!又要罢工了?”
“……”
后面的话就听不清楚了。
白天,老太婆等她儿子一走,就拿着一把锄头,带着她四个孙儿到篱笆外瓜棚边的地里去挖地。四个孙儿在她周围跑来跑去,抢砖块,玩树皮,跳跳蹦蹦。远远的虹口公园旁边靶子场里日本人打靶的声音,时急时缓地随着青空下的微风传送过来。那声音好像从一个太小的地洞爆发出来似的,老是闷闷的发响:
砰……砰……砰……
嗒嗒嗒嗒嗒……
机关枪声紧密到震耳的时候,她就拄着锄把站直起来,呆呆地怅惘着眼睛望着那田旁边的一条煤屑路,叹了一口气。
路上的行人是很少的,除了本地的一些居民之外,每天几乎可以看见一对或两对红头发白皮肤高鼻梁绿眼睛的男女,肩上挂着双管猎枪,雄赳赳地挺胸坐骑在高大的白马上飞跑,马蹄打在水洼,溅出污水,吓得路上走着的居民赶快跳进田里去,用愤怒的眼珠直瞪着那跑过去了的马背上的洋服背影。
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的把篱笆上的大门打得砰砰砰的乱响。那声音和靶子场的枪声应和着,几乎辨不出来。幸而那人随打也就随喊:
“阿婆呃!你家长根给马撞翻了!”
老太婆正在灶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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