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尽管弗龙斯基说安娜的处境难以忍受，劝她向丈夫坦白一切，安娜固执和恼火地反驳了他，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的处境是虚伪的，不光明正大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时，她一时冲动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时她虽然感到痛苦，但还是觉得一吐为快。丈夫离去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心里高兴，现在一切都已明确，至少不会有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个新的处境也许很糟糕，但它是明确的，不再有含糊和虚伪了。她想，她说出了这些话，给自己和丈夫带来了痛苦，但是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这种痛苦也就因此得到了补偿。就在当天晚上，她与弗龙斯基见了面，但是没有把自己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确定自己的处境，应该告诉他。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这些话是那么可怕，现在她无法明白，她怎么会说出这样奇怪、刺耳的话来，她无法想象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话已出口，而且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见到弗龙斯基，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住他，告诉他，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那会显得奇怪，为什么一开始我不告诉他呢？为什么我想告诉他而没有告诉他呢？”想到这一问题时，她脸上泛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她没有说；她明白，因为她感到羞愧。她昨天晚上还觉得很明朗的处境现在突然变得不仅不明朗，而且令人绝望了。她为以前从未考虑到的羞耻而觉得害怕。她一想到丈夫将会采取什么措施，心里便感到十分恐惧。她想，管家马上会把她赶出家门，她的耻辱将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被赶出家门，她能去什么地方，她没有找到答案。

    由于天气寒冷和内心恐惧，她全身哆嗦了一下，在空气清新的室外，这种寒冷和恐惧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

    山杨树的叶子已被雨水冲刷干净，在没有热力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停下脚步，朝被风吹得摇曳不定的山杨树梢看了一眼，她明白，他们不会原谅她，就像这天空，这绿树一样，现在一切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将对她毫不留情。她重又感觉到，她内心的一切又开始变得模糊。“不要，不要想了，”她对自己说。“该准备了。去哪儿？什么时候去？带谁去？对，去莫斯科。坐晚上的火车。带上安努什卡和谢廖扎，再带些生活必需品。但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她疾步走进屋子，走进书房，坐到桌边给丈夫写信：

    家庭女教师的神情特别严肃。谢廖扎像往常一样尖叫起来：“啊，妈妈！”接着就停住了，他犹豫不决：是放下花，赶上前去跟妈妈打招呼，还是把花环做好，拿着花去迎接妈妈。

    家庭女教师向她道过早安以后，开始详详细细汇报谢廖扎的表现，但是安娜没有听她说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能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走。”

    安娜看了便条，沉重地叹了口气。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没有动手穿衣服，而是像原先那样耷拉着脑袋，垂着双手，有时全身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个什么动作，说句什么话，然后又呆然不动了。她不停地念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无论“上帝”，还是“我的”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她从未怀疑过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但是她不会想到向宗教求援，就像不会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求援一样。她知道，求援于宗教只能以抛弃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为条件。她不仅感到痛苦，而且开始对一种新的、从未经历过的精神状态感到害怕。她觉得内心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就像疲倦的眼睛有时看东西那样。她有时不知道，她害怕什么，希望什么。她害怕和希望的是过去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到底希望什么，她也不知道。

    她迅速而自然地写到这儿，但是当写到请求他宽宏大量——她不认为他会宽宏大量——考虑该用什么感人的语言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笔。

    她感觉到，泪水涌上了眼眶。“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对自己说，同时注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会和他父亲一起来谴责我吗？难道他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淌下来，为了掩饰泪水，她猛地站起来，几乎像跑步似的来到凉台上。

    她想到弗龙斯基，仿佛觉得他不再爱她了，觉得他已经开始把她视为累赘，她觉得自己不能献身于他，对他产生了一种敌意。她仿佛觉得，她把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在她头脑里不停地重复的那些话，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听到了。她不敢看一眼与她一起生活的家人。她不敢叫使女，更不敢下楼去看儿子和女家庭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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