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儿子见面。从她离开意大利的那天起，一想到与儿子见面，她就激动不已。她离彼得堡越近，觉得这次见面的喜悦和重要性就越大。她没有想过如何安排这次见面的问题。她觉得，当她与儿子待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时候，见儿子是既自然、又简单的事；一到彼得堡，她突然清晰地看到了她现在在社会中的处境，于是她明白安排这次见面是很难的。

    她已经在彼得堡住了两天。她一刻不停地思念着儿子，却没有见到过儿子。她觉得自己无权直接到那幢可能会遇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房子里去。人家可能不让她进去，也可能羞辱她。一想到写信同丈夫联系的做法，她就会感到很痛苦；只有在不想到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安下心来。打听儿子什么时候和到什么地方散步，然后在他散步时同他见面，这样做她又不满足：她为这次见面作了多么周到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拥抱他、亲吻他。谢廖扎的老保姆会帮助她，会给她出主意。但是，保姆现在已经不住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两天的时光就在这些犹豫不决的想法和寻找保姆的过程中飞逝而去了。

    门房的副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年轻小伙子，刚替她把门打开，她就进了门，并从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匆匆塞到他手里。

    送信的仆人向她转告了“不予回答”这一最残酷和最出乎她意料的答复。她把信差叫进来，听他详细叙述了他如何等在那儿，后来人家如何对他说“不予任何回答”，她感到自己受到了空前的巨大侮辱。安娜感到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是她明白，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从她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做得对的。她的痛苦因只能独自忍受而显得更为强烈。她不能也不愿意与弗龙斯基分担这一痛苦。她明白，尽管他是使她遭到不幸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他说来，她能否与儿子见面是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她明白，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重；她明白，她会因他在提到这件事时所用的冷淡口气而憎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最最害怕的，因此她把一切涉及儿子的事都瞒着他。

    说这话时，他又快要睡着了。

    脱下皮大衣后，卡皮托内奇朝她的脸上看了一眼，认出了她，就默默地、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下来，在她原先的那个家的大门前拉响了门铃。

    第三天，打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亲密关系后，安娜决定给她写一封信。这封信花了她很大的力气，她在信中故意说，是否准许她见儿子，这件事取决于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假如丈夫看到这封信，他要继续扮演宽宏大量的丈夫角色，就不会拒绝她的。

    就在门房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娜听到了小孩的呵欠声。单凭这呵欠声，她就知道是儿子，并像是看到了他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安娜贪婪地打量着他；她发现，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长高了，模样也变了。她似乎认不出他那双从被子里伸出来的、现在已长得如此之大的光脚，却认出这消瘦的面颊，认出了她以前常吻的后脑勺上的这些剪得短短的鬈发。她打量着这一切，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上楼，她不明白老头说的是什么意思。

    安娜怎么也没料到，她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前厅里一切依旧的陈设会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既有欢乐又有痛苦的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在她心里浮现，一时间她竟然忘了她来这里的目的。

    她没有听见他的问话，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她朝他看了看，微微地笑了。

    她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用愧疚、哀求的目光看了老头一眼，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卡皮托内奇朝前弯着腰，套鞋踩着梯级，在她身后奔跑，竭力想超过她。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与儿子见面的种种方法，最后决定给丈夫写一封信。她已经在写信了，这时人家给她送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信。伯爵夫人的沉默制服了她，并使她折服，但是这封信，以及她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所看出的一切，把她激怒了。伯爵夫人的这一恶毒用心同她对儿子的那份正当的炽热感情相比，多么令人气愤，因此她开始恨别人，不再指责自己。

    她到玩具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就赶去，在八点钟赶到，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必还没有起床。她将把钱捏在手里，到时候就塞给门房和仆人，让他们放她进屋，然后继续披着面纱说，她是代表谢廖扎的教父来祝贺他的生日，她受托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只是没有想好要对儿子说的话。无论想多么久，她就是想不出要说的话。

    在远离他的那段时间，在她最近老是感到爱意如潮的时刻，她把他想象成一个四岁的小孩，因为她最喜欢他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甚至不再是她离开他时的那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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