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唐朝晚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转化。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政府颁布新法令两税法，规定国家按照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税的数额，按照居民的资产、田亩的多少定出应纳国税的数额。这个法令表明封建国家对均田令的废止，对私人占有土地的广泛承认。这是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唐懿宗时，浙东裘甫起义，年号罗平，铸印曰天平。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不久，黄巢聚众响应，建国号大齐。“罗平”，“天平”，“均平”，“大齐”，表明农民战争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又明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以至“贫富均田”的口号。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从要求人身保障转向要求财富平均，这又是一大变化。这前后百年间的两个历史事件，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化的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内部有明显的势力递嬗。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士族高门。唐末农民战争进一步打击士族高门，包括唐朝新起的勋贵和大臣。“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韦庄在《秦妇吟》中哀叹“天街踏尽公卿骨”，说明打击的沉重。经过这两次农民战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庶族地主则因土地兼并的加剧与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现，又通过科举制而参加国家政权。历史上也还存在勋贵，也还有贵族的世袭，但是已不复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了。中世纪的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身份性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势力递嬗。魏晋以来的《士族谱》遂为赵宋而后的《百家姓》所代替。

    与此相应，农民阶级的地位有了一些变化。过去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部曲、佃客制，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基本消灭。代之而兴的，则为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的田主与佃户（宋代客户中的一部分是佃户）的租佃制；地主阶级通过契约关系和高利贷以剥削佃农，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这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当时农业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等方面都有所改善。手工业在陶瓷、造纸、印刷、矿冶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重大标志之一，如上文所说，是农民战争口号所反映的斗争要求的不同。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即使如刘邦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也还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而封建社会后期，则明显地转而为财产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黄巢的“罗平”，“天平”，“均平”，“大齐”，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斗争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明确，一次比一次提高，最后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可以看出，这些农民战争的新要求，与封建社会前期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从北宋时期起，三百年间，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亘北宋至南宋。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明朝时期，北方的蒙古、东北的满族，先后与明朝发生战争，最后，满族建立了清朝。可以说，宋明时期，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是复杂的、尖锐的。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宋明时期的读书人，十分关心家国存亡的命运。南宋的修攘之计，明季的抗清问题，就曾引起读书人的热烈议论。

    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新情况。

    首先是经学笺注的没落。唐朝钦定的《五经正义》已经统治了三百年。到北宋时期，它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在经学笺注方面，学者提出了疑问。刘敞著《七经小传》，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欧阳修请求删修经疏，认为《十翼》并非皆孔子之作。尔后，许多学者怀疑传统经说。如朱熹怀疑《诗序》，在《诗集传》中尽删《小序》。王柏则作《诗疑》《书疑》。陆游谓仁宗庆历间，诸儒发明经旨，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经》，黜《诗序》，敢于疑经，更无论经注了。对传统经说的怀疑，表明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笺注的没落。王安石的《诗义》《书义》《周官义》的撰著，固出于为熙宁新法寻找理论根据的要求，同时也表明传统经注已不足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走向没落。尽管统治阶级扩大经书范围，从五经、七经而九经、十三经，但是也无法挽救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以替换旧的学术思想。

    其次是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经过唐朝佛教诸大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领域，渗透了佛学思想。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始刻宋版《佛藏》，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佛藏》刻成，共1078部、5480卷。唐、宋时期华严宗和禅宗的影响最为显著。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华严宗的印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接受了禅宗的影响。周惇颐的《爱莲说》显然与佛教莲花自性清净的说教有关。朱熹的《中庸章句》的《序说》，脱胎于华严宗的理事说，而又自云出于程颐。这些情况是佛学渗透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为佛学与儒经的比附。例如释契嵩的《鐔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极论》，又作《原教》《孝论》，以明儒释之道一贯。道教思想的渗透也很清楚，但其影响不如佛学渗透得深刻。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的传授，均出自道教。在不同的理学家那里，情况并不相同。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受道教影响较多。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说，当也受道数的影响。朱熹著《参同契考异》，是明显地在关心道教的经典。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是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大问题。

    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书籍的传布和保存十分有利。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会后期的科学技术著作如《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无愧于当时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著作之林。

    以上说的，是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

    第二节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思想

    近代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理学也是被批判的对象。鲁迅的小说《肥皂》和《祝福》，以深刻的思想，辛辣的笔调，鞭挞理学家肮脏的灵魂，就是突出的例子。为了反封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冲荡理学，指出理学的消极面，这是必要的。但是全面总结我国的学术思想，不论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都要有持平的论断，既不能崇为“国粹”，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对待宋明理学也应当这样。

    一、宋明理学与宋明理学的诸范畴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思想。从11世纪到17世纪，历时七百年之久。比历史上的经学、玄学、佛学统治时期都长。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性，指人性，但是理学家也讲物性。天道即理或天理。性与天道，是孔门大弟子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高深的哲理，但是在理学家那里却成为经常探讨的问题。《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了性、道、教三个问题，理学家尊《中庸》，就沿着《中庸》的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理学家所尊信的经典，不只是《中庸》，然而《中庸》的内容却可以牵合释、道，特别是释，与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思潮，暗相吻合。北宋的皇帝又以《大学》与《中庸》赐臣下。《中庸》之被重视可以想见，则宋明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进行探讨，是很自然的。又，《易》乾卦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说的也是“性与天道”。理学家重视《易》，据《易》以探讨“性与天道”，且以之作为理学的中心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宋明理学是在经学、佛学、道教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思想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这是它的特点。理学实起于北宋，经南宋而进一步发展，至元代而朱、陆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发挥，沿及清代前期渐趋衰落。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近现代各色反动派曾先后予以利用。

    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从“道学宗主”周惇颐的著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来分析，有如下这些：

    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主静、鬼神、死生、礼乐、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

    这些范畴大部分源于《易传》，源于思孟学派的《中庸》，源于道教。可以想见，这些范畴的提出，是与对《易传》、对《中庸》、对道教的研习相联系的。

    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所著的《北溪性理字义》中所列，则有二十五个条目，即：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诚、敬、恭敬。（卷上，十三条目）

    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卷下，十二条目）

    这二十五个条目，是《北溪性理字义》初刻本的内容，清康熙年间，戴嘉禧四刻是书，于卷上“忠恕”条目下，增入“一贯”一目，云“从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个条目。这二十六个条目，“太极”源于《易》，“皇极”源于《书》，“佛老”为理学家喜谈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个条目均见《四书》。“一贯”源于《论语》“一以贯之”，本非连用，宋儒把“一贯”连起来，作为一个范畴来用。可以想见，这些范畴的提出，是与对《四书》、对朱熹《四书集注》的研习相联系的。

    这二十六个条目，是二十六个范畴，但是又不仅是二十六个范畴，例如“理”，可以衍为“理气”。“道”，可以衍为“道器”。“太极”，可以衍为“阴阳”“动静”“无极”。“诚”，可以衍为“诚明”“明诚”“诚心”“诚意”。“性”，可以衍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德”，可以衍为“大德”“小德”。“心”，可以衍为“人心”“道心”。如此等等。

    以后陆学又有“大本”，“尊德性”，“易简”，“顿悟”等范畴。王学又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范畴。

    这些范畴，都是围绕着“性与天道”而提出的。上文已经说过，“性与天道”，本是孔门高弟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道理，而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却成了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思想史、哲学史上的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隋唐佛学的发展，如果没有佛学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是不会出现宋明理学言心言性的情况的。如果没有道教的长期发展，没有道教思想的影响，是不会出现宋明理学论究如“太极”“先天”等《易》学问题的情况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二、理学家主要通过注释儒家经典，阐述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家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首先是《易》，主要是《易传》。周惇颐、张载、程颐、朱熹都研究《易》。周著《太极图·易说》《易通》。张著《横渠易说》。程著《伊川易传》。朱著《易本义》《易学启蒙》。其次是《春秋》。程颐著《春秋传》。胡安国著《春秋胡传》。朱熹则根据《春秋》义法，著《通鉴纲目》。再次是《诗》。程颐著《诗解》。朱熹著《诗集传》。杨简著《慈湖诗传》。《书》则蔡元定、蔡沈父子作《书传》等书。《礼》则有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儒家经典中，阐释最多的，则为《四书》。自二程提倡《四书》，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后，《四书》的地位高过《五经》，《四书》类的著作，汗牛充栋。明初，且敕撰《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相并立。

    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论语集注》，除朱熹自己的注解之外，所引别人的注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论。开卷第一篇《学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处，引尹氏六处，谢氏三处，游氏三处，杨氏一处，胡氏、洪氏、吴氏、范氏各一处，张敬夫一处。第二篇《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处，范氏五处，胡氏四处，其他周氏、吕氏、谢氏、陆氏、马氏各一处，张敬夫一处。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处，引谢氏六处，杨氏、尹氏各五处，范氏四处，游氏、李氏、吴氏、黄氏、吕氏各一处，赵伯循一处。根据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焞、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

    乙、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宋以前的注家。

    丙、主要是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用工夫。

    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注《论语》，乃是以理学家的言论思想，特别是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言论思想来解释《论语》。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辙，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这是极可注意的一个特点。朱熹注《论语》，重在义理，不重训诂，抛开了汉儒注经的传统，这虽是宋儒解经的一般学风，但是朱熹走得更远。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

    再如陆九渊弟子杨简的《慈湖诗传》，解释诗篇，每每大段发挥他自己的义理，即发挥陆九渊心学的义理。这种做法，完全不像汉儒经注，倒成了他自己的心学讲义。例如《兔罝》，诗云：“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诗意无非是说：壮勇的武夫，是公侯的保卫者，公侯的腹心。但是杨简却写道：“简诵咏兔罝之诗，亦觉起敬起慕，庄肃子谅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所以终。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时之所同，鬼神之所同。”杨简的这种发挥，与《兔罝》诗意了不相涉，完全是他自己的心学义理。诗《南有樛木》，无非是说对一个女子的不敢胡思乱想，杨简却写道：“此不敢犯礼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不知道者必以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则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杨简的这种阐述心学义理的议论与《南有樛木》诗本意很少关联，只是理学家自己的凭空发挥。

    理学家的理学思想，除了用经注形式进行阐述而外，还大量用语录来阐述，例如《东见录》《上蔡语录》《朱子语类》《传习录》等等。还写成讲义，如《玉山讲义》《严陵讲义》等等。还著作专书，如《易通》《皇极经世书》《阴阳管见》等等。或把文章书信诗歌等编成文集，如《朱文公文集》《白沙子全集》等等。

    由于雕版印刷的广泛应用，理学家的著作大量印行。这些著作、经注、语录、讲义、文集等，是研究宋明理学的直接资料。

    三、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及其相互关系：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

    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这是大家熟知的。鹅湖之会，陆象山、陆复斋的两首诗及稍后朱熹的和诗，各自标明了宗旨，也寓批评对方之意。“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是说临墟墓而生哀痛之心，入宗庙而起肃敬之念，这是人的本心。本心的理是千古不变的。“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是说顿悟功夫是久大的，而渐修功夫是支离的，不免要沉沦。既说了宇宙论，又说了方法论。这是陆象山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是说学问要靠逐渐积累，逐步走向绵密深沉，主要讲了方法论，也涉及旧学新知等学问根柢问题。这是朱熹的诗句。这些诗句表明了朱、陆之间的分歧。朱、陆分歧特别表现在无极、太极的辩论上，连篇累牍，喋喋不休。据洪迈提供的南宋国史周惇颐传，其《太极图·易说》的第一句是：“自无极而为太极”，不是“无极而太极”。洪迈把国史周惇颐传拿给朱熹看了，朱熹却认为“自”“为”二字是史官所增，坚持第一句是“无极而太极”。还是要进行烦琐的辩论，他还要求史官洪迈去涂改国史原文，抹去“自”“为”二字，这种要求遭到洪迈的拒绝。（《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记濂溪传》）

    沿着这种事实去探索朱陆的异同，是否可以搞得更清楚一些，是否可以廓清研究工作中的一些迷雾。这是可以考虑的。

    朱陆异同，以及其后学的互相水火，朱学与王学的异同，王学各派的异同，是理学史的主要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宋明理学的流派之中，象数也是一派。在宋明时期，从北宋到明末，象数学是绵延不绝的。但是，搞象数的理学家，各有自己的思想路数和理论形式，不是前后相承构成一个学派的。而且程朱理学也与象数有联系。朱熹的《易》学著作，首载易图。朱门弟子，蔡元定、蔡沈父子都搞象数。如果象数成为一派，则蔡氏父子的学派归属就发生了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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