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色

    《春秋》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是宋代理学家说经的一个重点。考宋儒说经，其著录之繁富，除《周易》外，当以《春秋》为最。清人谓“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不无道理。足见《春秋》之学在宋代经学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因此，研究宋代理学，不能不对宋儒的《春秋》学加以考察。

    宋儒治《春秋》，大体循着唐代经学家啖助、赵匡、陆淳一派的学术路径，弃专门而求通学，虽名为“弃传从经”，实则兼采《春秋》三传，断以己意。叙事多采《左传》，述义多采《公》《谷》，而尤着重于《春秋》“大义”的阐发，其最显者，应首推胡安国。

    胡安国是宋代经学家，以治《春秋》见长，撰有《春秋传》三十卷，名于世，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对后代有相当的影响。本章着重研究胡安国《春秋传》（下简称《胡传》）的学术观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胡安国的生平事迹和学统师承

    胡安国（公元1074——1138年）字康侯，谥文定，北宋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擢为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学事。其时哲宗亲政，废除元祐旧制，崇复神宗熙宁、元丰新法，重新起用推行新法的新党，罢黜反对新法的元祐旧党。而此时的胡安国，政治上偏于保守。他倾向旧党，主张复古，不以重行新法为然。如他在绍圣四年的进士策试中，不但没有反对元祐旧党的言论，而且竟“以渐复三代为对”（《宋史》本传） ，主张恢复古制。这无疑是对哲宗重行新法的异议，其政治倾向性甚明。然而，胡安国政治上并非一味守旧，泥古不化。钦宗时，他针对北宋末年政治黑暗、吏治败坏、奸佞弄权、朋党猖獗的种种弊端，建议钦宗革新朝政，认为只有行“新政”，“中兴”才有希望：“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同上） 。其时金人南向，逼近汴京，威胁着宋王室的安全。有近臣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强敌”。胡安国表示异议，指出“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同上） ？他主张分散四都总管之权，由二十三路帅府行使。这种防范地方专权的思想主张，旨在尊君抑臣，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思想观点在他后来治《春秋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诏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安国献《时政论》，讲划军国大计，建议人主“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祇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指徽宗、钦宗）”，积极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其时高宗欲起用故相朱胜非都督军务。安国据实直谏，力辟朱胜非讨好金人，贻误社稷，循致中原沦陷，宋室南渡。高宗遂改朱胜非为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鲜明地表明其坚决抗金的立场以及同主和派势不两立的态度。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诏胡安国为经筵旧臣，令纂修所著《春秋传》；八年（公元1138年）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进安国为宝文阁直学士；同年卒，终年六十五。

    胡安国一生，虽在官四十年，而实历职不及六载。其为人、处事，“以圣人为标的”，重操守，讲忠信，性格耿直，不趋炎附势，阿谀权贵。钦宗曾问中丞许翰识胡安国否？许答：“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汙如安国者实鲜”（《宋史》本传） 。胡安国不但不与权贵为伍，而且每逢召对言事，敢于直谏，“徧触权贵”。因此他屡遭权贵们的排斥、打击。他处事无论巨细，从不苟且。有人劝他“事之小者，盍姑置之”。他说：“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同上） 。这种不阿权贵，对事无所顾忌的态度，是胡安国为人、处世的显著特点。

    宋儒特别强调忠孝等封建纲常，胡安国行之尤笃。靖康中，金人围困京城。其时安国之子胡寅尚在城中，有客为之担忧。安国则首先以人主之安危为念。他说：“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同上） ！其忠君之心，溢于言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赴阙途中，有从臣家居者设宴用音乐，安国愀然说：“二帝蒙尘，岂吾徒为乐之日？敢辞”（《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安国最讲孝道，为学官，京师同僚劝其买妾。他说：“吾亲待养于千里之外，曾以是为急乎？遽寝其议”（同上） 。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安国时提举成都学事，父没终丧，他对子弟说：“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稼自给，聊以此终身（《宋史》本传） 。上举数端，足见其忠臣孝子的真儒本色。

    胡安国十分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虽一生屡遭权贵贬斥，转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而“贫”字为口所不道，手所不书。他以此告诫子弟：“对人言贫，其意将何求”（《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自称：“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宋史》本传） ！他这种安贫乐道、不求利达、“萧然尘表”的处世态度，与理学大师程颐“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不求仕进”（《宋史》卷四二七） ，又何其相似！无怪乎胡安国的同时代人把他与理学开派人物“二程先生”相提并论。谢良佐论年辈居安国之长，但对其人格却十分敬服，称他如大冬严雪中的苍松翠柏，可见其气节不凡，堪称宋代儒林的表率。《宋先》赞他“进退合义”，为渡江以来儒者之冠，绝非虚语。

    从学统看，胡安国本人并非二程嫡传，然其学术上宗程颐则是定论。他自称其学问多得之于“伊川书”。高宗时，曾有谏官诋安国为“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直言不讳，对程颐之学大加称赞：“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宋史》本传） 。他建议朝廷“加之封爵，载在祀典”，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同上） ，公然奉程颐之学为正宗。全祖望称安国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胡安国学术的直接师承，历来说法不一。争论的焦点是：他与“程门高弟”谢良佐、杨时、游酢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二程之后，有两个分支：杨时得之而南传于罗从彦，罗从彦传于李侗，李侗传于朱熹，此为一派；谢良佐得之传于胡安国，胡安国传其子胡宏，胡宏传于张栻，此为又一派。胡安国与谢良佐之间是师承传授关系的看法，实始于朱熹。朱熹在《上蔡祠记》中尝说，胡安国“以弟子礼禀学”。清人黄宗羲沿袭其说，谓“先生（安国）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遂列胡安国于谢良佐门下。全祖望以“师友”说力辟上述的“弟子”说，指出：“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曰：‘三先生义兼师友 ，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然则后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谢氏门下者，误矣。”他还认为，“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杨时）”，而朱熹、张栻、吕祖谦“皆其再传”（《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这样，全祖望不但认为胡安国与程门谢、杨、游三先生之间是师友关系，而且还充分肯定他在南宋洛学中的地位，与程门高足杨时齐观。

    据《宋史》本传，全祖望的“师友”说似乎更接近于事实：

    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杨）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宋史》本传这段记载，用“所与游者”的提法，说明安国与游、谢、杨像是朋辈间交往、互访的关系；所谓“质疑访道”，也像是同人于学问上往返切磋的关系，从中很难看出安国与游、谢、杨是师生间上下传授的关系。谢良佐称安国如大冬严雪中的松柏，也足以说明胡安国在谢氏心目中的地位，绝非“门人”所能比拟。黄宗羲本人也承认，“先生（安国）气魄甚大，不容易收拾”（《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像这样的品评也与“弟子”的身份不相称。胡安国在论其传授时也称“自有来历”，“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附录》） ，没有提到受于谢、杨、游三先生。因此，我们可以排除胡安国为“谢氏门下”的说法。《宋史》本传曾提到胡安国对杨、谢“礼之甚恭”。全祖望也提到安国曾向“三先生以求学统”。因为“三先生”毕竟是“程门高弟”，论年岁也居安国之长，所以胡安国本人称谢、杨、游三先生“义兼师友”是自有其道理的。

    总之，从学统看，胡安国上宗二程，尤其是“程颐之学”，下接“程门高弟”谢、杨、游，尤其是谢良佐；从师承看，胡安国与谢、杨、游之间是师友关系。

    第二节　胡安国的治学路径与《春秋传》的成书

    胡安国的学问重在匡世，其为学以“康济时艰”为职志。他说：

    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显然，这种以“格”“致”“正”“诚”为起点，以“修”“齐”“治”“平”为旨归的治学路径，是宋代理学家“通经致用”的学术风格。自二程以来，宋儒特别推崇《大学》，将其冠于“四书”之首，与五经并行，就是旨在“致用”。朱熹说：“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 。胡安国所以尽毕生之力治《春秋》，其意也在于“经世”。因为在他看来，《春秋》是“经世大典”。《宋史》本传曾记载高宗与安国讲论《春秋》事：

    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

    诚然，胡安国所讲的“经世”，主要是指人主的“经邦济世”。他说：“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胡传》序） 。说明《春秋》是一部可以供人主“经世”取法的书。他认为，这也是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同上） 。他把孔子作《春秋》和宋儒的“遏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说教引为同调，不免过于牵强。然而，综观其论说的主旨，在于阐明《春秋》为“经世大典”，则是十分清楚的。

    必须指出，胡安国这一观点并非其独创，而是有所本。众所周知，孟子最先提出《春秋》“经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尔后公羊家大张其说。《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曰：“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如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孔子）以为《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若欲治世反归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义。”至宋，学者多力主“通经致用”，故沿袭孟子、公羊家言。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谓《春秋》“尽孔子之用”，为“治世之大法”（引自《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黄百家案语） ；程颐著《春秋传》（仅成二卷），也谓《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春秋传·序》） 。

    由此可见，胡安国的《春秋》“经世”说，远本孟子，中继公羊家，近接孙、程，确有所本。他尤其服膺孟子和程颐的《春秋》说，在《胡传》中多次称引他们的观点，奉为“纲领”，谓“有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胡传》序） 。他作《春秋传》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声称其书“虽微词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同上） 。

    胡安国从治《春秋》到著《春秋传》历时三十载。他说：

    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

    这样看来，安国在著《春秋传》之前，曾用十年时间“遍览诸家”，想以“博”求“约”，这是治《春秋》的阶段；又用十年时间“集众传，附以己说”，这是著《春秋传》的阶段；又用五年时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这是修改《春秋传》的阶段；最后五年是成书阶段。根据胡安国自述所提供的这个著作年表，可以推断出《胡传》著作的具体时间来。

    据《宋史》本传：高宗绍兴五年令纂修所著 《春秋传》，说明在这之前已有《胡传》一书。胡安国自述里所讲的“书成”就是指奉旨纂修前已著的《春秋传》。理由有二：其一，自述里在讲“书成”之后又有“及此二年”云云，而奉旨纂修的《春秋传》，书成之年亦即安国之卒年。显然自述里讲的“书成”绝非指奉旨纂修以后的事。其二，据《宋元学案》，胡安国自壮年即服膺于《春秋》，“至年六十一，而书始就”。此所谓“书始就”，当指《春秋传》。按胡安国卒于绍兴八年，年六十五；年六十一当在绍兴四年。这和上述推断：《胡传》在绍兴五年奉旨纂修之前已成书相合。由此上溯三十年，安国始治《春秋》当在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始著《春秋传》当在其后十年，即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就是说，安国于三十岁时始治《春秋》，四十岁始著《春秋传》，与《宋元学案》所说自壮年即服膺于《春秋》正合。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自王安石废弃《春秋》，不列学官，至崇宁年间，循而未改，且“防禁益甚”。《春秋》学不绝如缕。胡安国正于此时“潜心刻意”于《春秋》，立意著《春秋传》，表明他以继绝学为己任。

    从胡安国著《春秋传》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遍览诸家”，“遂集众传，附以己说”。就是说，他不专主一家，而是兼采众传，然后断以己意。说明《胡传》并非“述而不作”的传注汇编，而是亦述亦作的一家之言。二是《胡传》成书时间长，从属稿到初次成书，历时二十年，“旧说之得存者寡”；从奉旨修纂所著书到最后定稿，又用了三年时间。后人称其“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 ，言词虽不免有所夸张，然也足见胡安国治学之勤奋和态度之谨严。所以《胡传》堪称著者毕生之力作。

    第三节　《胡传》的《春秋》“大义”及其特点

    《春秋》“大义”始倡于孟子。他认为，《春秋》之作，有“事”有“义”。其“事”根据当时各国的史书，其“义”则别出孔子的心裁，由他所创发（《孟子·离娄下》） 。此后，对于《春秋》的“事”与“义”，说经者辩难纷纭，持论不一。古文学家详事不详义，或重事不重义，《左传》及主其传者，即属于这一派。北宋王安石虽以“荆公新学”闻于世，非古文学家，然其持论最激烈，直斥《春秋》为“断烂朝报”，毫无意义可言。今文学家略事详义，或借事明义，实则重在明义，《公羊》《谷梁》及主其传者，即属于这一派。

    宋儒治经主“义理”，故多以“义理”说《春秋》，于《春秋》“大义”倡言甚力。孙复治《春秋》，特发“尊王”大义；程颐治《春秋》，谓“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春秋传·序》） ；张载虽不专治《春秋》，但也认为该书“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近思录拾遗》） 。说明宋代理学诸家论《春秋》都重在明其“大义”。这与今文学家的观点确有相通之处。难怪胡安国著《春秋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凡例》） ，谓《春秋》为“仲尼亲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序》） 。

    《胡传》言《春秋》“大义”，在其《序》《纲领》和《凡例》中已见端倪，特别是《隐公传》“后论”对隐公在位十一年的史事所做的综述，更有助于我们对《胡传》的《春秋》“大义”的了解。如：“谓周正为春”，所以“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为可行之时”；“王正月”，所以“知天下之定于一”而不“谬于《春秋》大一统之义”；“隐公不书即位”，所以“知父子、君臣之大伦不可废”；“来赗仲子而冢宰书名”，所以“知夫妇人伦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乱”；“大叔出奔共而书曰郑伯克段”，所以“知以亲亲为主而恩义之轻重不可偏”；“祭伯朝鲁书曰来”，所以“知人臣义无私交而朋党之原不可长”；“大夫书卒”，“不书葬”，所以“见君臣之义”，“明尊卑之等”（《胡传》卷三） 。

    上述诸义虽然还不能包括《胡传》关于《春秋》“大义”的全部，但是可以看作是其中的要点，而最富于时代特色的是以下两点：

    （一）强调封建纲常

    封建纲常作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既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又是维护这一制度的精神支柱。自西汉董仲舒首倡“王道之三纲”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正宗学者都大力加以提倡，至宋更是如此，胡安国自不例外。他著《春秋传》，言《春秋》“大义”，就特别强调封建纲常，认为纲常为“国政”“人伦”之“大本”，其中他又特别强调夫妇之伦，嫡妾之分。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载：“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胡传》说：

    咺者，名也。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咺位六卿之长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按隐公父）之妾尔。以天王之尊，下賵诸侯之妾，是加冠于屦，人道之大经拂矣。……（咺）承命以賵诸侯之妾，是坏法乱纪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贬而名，以见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风，亦庄公妾也。其卒也，王使荣叔归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来会葬。下賵诸侯之妾而名其宰，荣、召何以书字而不名也？”于前仲子则名冢宰，于后葬成风，王不称天，其法严矣。（卷一）

    这里，胡安国对经文所做的解释，显然是断以“重嫡妾之分”的《春秋》“大义”。虽深文纳义，却也自圆其说。他认为，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诸侯之妾”，派遣冢宰为其丧事送财物，是冠屦倒置，乱了“嫡妾之分”。为此，《春秋》力加贬损：或冢宰称名不称字，“以见宰之非宰”；或“王不称天”，以见周王之不被尊为天王，其法甚严。

    胡安国由“重嫡妾之分”进而提出明夫妇之伦。《春秋》隐公二年载：“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胡传》说：

    邦君之妻，国人称之曰“小君”，卒则书薨，以明齐也；先卒则不书葬，以明顺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大本也。《春秋》之始于子氏，书薨不书葬，明示大伦。苟知其义，则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卷一）

    所谓“明齐”“明顺”，意在说明夫妇之间的主从关系，肯定“夫为妻纲”的封建权威原理的正当性；而置夫妇之伦于父子、君臣诸伦之前，视为“人伦之大本”，这原为《易传·序卦》的观点 [1] ，《胡传》用以说明《春秋》“大义”，按其实质，正是古代东方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在观念形态方面的反映。根据这种观念形态，有家才有国，国是家的扩大，王权是父权的扩大。因此，由“夫为妻纲”必然延伸为“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封建三纲，并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支柱。

    必须指出，胡安国的伦理观念是宋代理学家的正统观念。《春秋》庄公二年载：“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胡传》说：

    妇人无外事，迎送不出门。……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会齐侯于禚，是庄公不能防闲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从子，通乎其下，况于国君。……不能正家，如正国何？（卷七）

    《春秋》襄公三十年载：“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胡传》说：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贞，妇道不明，能全其节，守死不回，见于《春秋》者，宋伯姬耳。（卷二十三）

    宋伯姬在家为淑女，既嫁为贤妇，死于义而不回，此行之超绝卓异者，既书其葬，又载其谥。（卷十二）

    宋伯姬“能全其节”，“死于义而不回”，据《谷梁传》，是指其舍失火，左右呼其避火，伯姬不避，谓“妇人之义，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被烧死一事。胡安国对上引经文持一褒一贬的态度。他以违“三从四德”贬鲁庄公之母姜氏会齐侯于禚，而又以“死于义”，“全其节”褒宋伯姬临火不避的“女德”。他所立的褒贬，完全以理学家宣扬的所谓“妇道”为依据。宋儒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说教。胡安国显然是以理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宋伯姬的言行的。只要把“饿死”改成“烧死”，宋伯姬就成了实践这一封建道德说教的巾帼楷模了。可见，《胡传》是以宋儒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标准来评骘、衡量《春秋》的人与事的，因而带有宋代理学的鲜明特色。

    （二）突出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并非胡安国的发明，但却为他所发挥，使之更富于鲜明性，更具有理论色彩，因而构成《胡传》的又一特点。

    综观《胡传》全书，所谓《春秋》尊王之义，系指尊周王和诸侯国君，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定周王于一尊。《胡传》训《春秋》隐公元年“王正月”说：“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何谓“定于一”？胡安国特别提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说明“定于一”的实质在于定周王于一尊。他认为这符合“《春秋》‘大一统’之义”（卷三） 。按《春秋》“大一统”本为公羊家言。《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颜师古注：“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见《汉书·董仲舒传》） 。《胡传》训“王正月”为“定于一”，正是发挥了公羊家“大一统”之义，意在明周王一尊的地位，这和颜师古注是一致的。

    《胡传》在解说《春秋》隐、庄、闵、僖诸公何以不书即位时，进一步申论了上述观点，指出“有一国而即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因此诸侯即位必请命于周王。隐、闵、僖诸公继位而“上不请命”，所以《春秋》“不书即位”，以“正王法”（卷十一） 。同样，诸侯之世子也“必誓于王”，否则即使继位，《春秋》也不书即位。如庄公不书即位，就是因其“虽嫡长而未誓”，所以不能“为国储君副称世子”（卷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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