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朱熹的理学思想（上）

    第一节　朱熹的生平及其著作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以皇帝为代表，编纂教育天下后世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等，无一不与朱熹的思想及著作有关。学者讲学著书，往往与朱熹的思想及著作相关联。朱熹如孔子那样，被称为朱子，被称为夫子。孔夫子，朱夫子，在学者的心目中，形象都是十分高大的。其门人黄榦在所作朱熹《行状》中说，朱熹“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这种“万世宗师”的提法，与孔子被尊崇为“万世师表”的提法是很相似的。可以说，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遯翁，沧洲病叟。享年七十一岁。

    兹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及江永《考订朱子世家》，并参考朱熹的文章、诗词，编著朱熹纪年如下：

    朱熹，徽州婺源人（婺源，今属江西）。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公元1130年），生于建州尤溪。时，父朱松任建州尤溪尉。

    高宗绍兴四年甲寅（公元1134年），五岁。开始读书，由父朱松教授。朱松师事杨时弟子罗从彦，为程门三传弟子。

    绍兴十三年癸亥（公元1143年），十四岁。朱松去世，遗命朱熹：“胡原仲（籍溪胡宪）、刘致中（白水刘勉之）、刘彦冲（屏山刘子翚）三人，学有渊源，汝往事之。”以家事属少傅刘子羽（刘子翚之兄）。于是少傅为筑室里第之旁（崇安五夫里），朱熹奉母居之。后刘致中以女妻朱熹。刘致中、刘彦冲相继谢世，朱熹独事胡原仲最久。

    绍兴十八年戊辰（公元1148年），十九岁。登进士第。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公元1151年），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公元1153年），二十四岁。往受学于延平李侗。李侗字愿中，为罗从彦门人，与朱松为同门友。按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此后，绍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先后见李侗问学。汪应辰称，朱侗师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公元1157年），二十八岁。冬，同安主簿四考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二十九岁。冬，以养亲请祠，差监潭州南嶽庙。当时奉祠之制，受禄家居，实不往潭州。

    绍兴二十九年己卯（公元1159年），三十岁。春，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谢为二程高弟谢良佐。

    孝宗隆兴元年癸未（公元1163年），三十四岁。冬，至行在，入对垂拱殿。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第二奏，论复讐之义；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除武学博士，拜命遂归。是年，《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成。据年谱，引《论语要义序》云：“熹年十三四，受二程先生论语说于先君”，“隆兴改元，屏居无事，与同志一二人从事于此，慨然发愤，尽删馀说，独取二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缉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按《四部丛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要义目录序》（以下简称《文集》） ，与此稍有不同。这部《要义》是朱熹以后所著《论语集注》的前身。《论语训蒙口义》之成，略后于《论语要义》。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公元1165年），三十六岁。夏，请祠，差监南岳庙。

    乾道三年丁亥（公元1167年），三十八岁。秋，访张栻于长沙，留两月而行，归崇安。《中和旧说序》云：“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按指胡宏之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文集》卷七十五） 。二人临别，张栻赠行诗曰：“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朱熹答诗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兹酬酢处，特见达本根。万化从此流，千圣同兹源。”可见此次相见，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关系。主要是探讨了关于“太极”的问题，关于“中”“和”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朱熹理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前者“太极”问题，更是理学思想的根本问题。

    除枢密院编修，拜命遂归。

    乾道四年戊子（公元1168年），三十九岁。编次《程氏遗书》成。《程氏遗书后序》云：“右《程氏遗书》二十五篇，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也。”“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文集》卷七十五） 。

    乾道八年壬辰（公元1172年），四十三岁。《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成。此书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四书的基础上编成。朱熹说：“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括，以就此编”，“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文集》卷七十五《资治通鉴纲目序》） 。与朱熹共同完成此书的，当为门弟子赵师渊等。朱熹把这部历史著作也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事实，也“会归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使“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也能“慨然有感于斯”。

    《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成。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朱熹说：“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文集》卷七十五《八朝名臣言行录序》） 。

    冬十月，《西铭解义》成。朱熹说：“向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蔡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亦自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铭等解”（《语录》叶贺孙记） 。二程推崇《西铭》，以为扩前圣所未发。游其门者，必令看《大学》《西铭》。朱熹首为之解。

    乾道九年癸巳（公元1173年），四十四岁。夏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成。按朱熹先后作了关于周惇颐《太极图·易说》《易通》的题记。乾道五年己丑，作《太极通书后序》。乾道九年癸巳，作《太极图说后记》。孝宗淳熙六年己亥（公元1179年），作《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淳熙十四年丁未，作《通书后记》。最后，淳熙十五年戊申，作《题太极西铭解后》。

    六月，《程氏外书》成。《程氏外书后序》云：“右《程氏外书》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缮写。始熹序次《程氏遗书》二十五篇，皆诸门人当时记录之全书，足以正俗本纷更之谬。而二先生之语则不能无所遗也。于是取诸集录，参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为外书”（《文集》卷七十五） 。

    《伊洛渊源录》成。《答吕伯恭》书云：“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指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文集》卷三十三） 。又《答吕伯恭》书云：“《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同上） ！又《答吕伯恭》书云：“《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同上） 。又《答吕伯恭》书云：“《渊源》《外书》，皆如所喻。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同上） 。可见《伊洛渊源录》这部记录二程及其弟子的学术史著作，从计划编写、搜集资料，到写作序文，朱熹都与吕祖谦商量过。这同朱熹后来与吕祖谦共同编辑《近思录》一事，都是反映朱、吕二人学术交往的密切。这与前述朱熹、张栻的交往，同样重要。

    淳熙元年甲午（公元1174年），四十五岁。编次《古今家祭礼》。《跋〈古今家祭礼〉》云：“右《古今家祭礼》，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末署淳熙元年五月（《文集》卷八十一） 。

    淳熙二年乙未（公元1175年），四十六岁。夏四月，吕祖谦来访，共编《近思录》。《书〈近思录〉后》云：“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沈潜反覆，优柔餍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文集》卷八十一） 。吕祖谦跋云：“《近思录》既成，或疑卷首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可知这部《近思录》是由朱熹、吕祖谦共同纂集，而由朱熹主编的。它是读“四君子之全书”的一部撷英之作。“四君子”指周惇颐、二程、张载，即理学发展初期的濂、洛、关诸大儒。这个说法，与朱熹后来所说的“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语意有所不同。

    接着，朱熹即偕吕祖谦至江西铅山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静自金溪来会，讲论于鹅湖寺。复斋、象山各赋诗。朱、陆讲论不合。这就是有名的“鹅湖之会”。吕祖谦答祁邦用书云：“祖谦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陆复斋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象山诗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这些诗，触及理学思想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秋七月，作《云谷记》（《文集》卷七十八） 。记中谓“云谷，在建阳县西北七十里，芦山之巅，处地最高，群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宽外密，自为一区。……往乾道庚寅（公元1170年），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间，牓曰晦庵”，“此山自西北横出，以其脊为崇安、建阳南北之境，环数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自余家西南来，犹八十余里……岁不过一再至。独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余里，得数往来其间。自始营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则晦庵之葺，当在淳熙乙未之前，而始得云谷在乾道庚寅，下距乙未凡五年。此五年中，蔡季通帮助朱熹营建晦庵一系列建筑物，如晦庵草堂、鸣玉亭（尚未筑）、云庄（尚未筑）、怀仙台、挥手台、云社、赫曦台、休庵等。

    淳熙四年丁酉（公元1177年），四十八岁。夏六月，《论孟集注·或问》成。

    冬十月，《诗集传》成而序之。

    《周易本义》成。

    淳熙五年戊戌（公元1178年），四十九岁。秋，差知南康军。六年春，启行。至铅山俟命。陆子寿来访，朱熹作诗和其兄弟（指复斋、象山）三年前鹅湖之韵。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沈。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文集》卷四） 。三月晦，到任。冬，复建白鹿洞书院，作《白鹿洞书院揭示》。七年，张栻逝世。

    淳熙八年辛丑（公元1181年），五十二岁。春二月，陆子静自金溪来，陞白鹿洞书院讲席，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

    闰三月，解绶东归。

    秋，除直秘阁。改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是岁，吕祖谦逝世。

    淳熙九年壬寅（公元1182年），五十三岁。正月，永康陈亮（同甫）来访于衢婺间，旬日而别。朱熹亦去永康访陈亮。以后，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五年之间，书信往复，互相辩难。这就是有名的辨浙学。直到光宗绍熙四年癸丑（公元1193年），陈亮举进士第一，朱熹尚复书道贺。

    秋，除直徽猷阁。改除江西提刑。新命至，即日解职还家。

    淳熙十年癸卯（公元1183年），五十四岁。春，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夏四月，武夷精舍成，四方士友，来学者甚众。

    淳熙十三年丙午（公元1186年），五十七岁。春三月，《易学启蒙》成。书凡四篇，曰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占变。其序云：“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文集》卷七十六《易学启蒙序》） 。下题：“淳熙丙午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

    秋八月，《孝经刊误》成。

    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元1187年），五十八岁。三月，《小学》书成。《题小学》云：“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今颇搜辑以为此书，受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文集》卷七十六） 。又用四言韵语，写了《小学题辞》。

    是岁及下年淳熙十五年，辨陆学。《文集》有《答陆子寿》书二、《答陆子美》书三、《答陆子静》书六，凡十一书。朱熹尝言，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

    淳熙十五年戊申（公元1188年），五十九岁。六月，“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职。本部侍郎林栗，前数日与先生论《易》《西铭》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职。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行状》） 。《文集》卷七十一，有《记林黄中辨易、西铭》一文，记论辨情况。林栗谓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请行罢逐。诏依旧职名江西提刑（《宋史》本传） 。秋，以足疾丐祠。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上封事，言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而已。除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辞。

    是岁，始出太极、通书、西铭解义，以授学者。《文集》卷八十二有《题太极、西铭解后》，云：“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与林栗辩易、太极、西铭，在戊申六月一日，正是在朱熹出太极、西铭解义以示学徒之后的四五个月。这是朱熹与当时学术界的又一场辩论。按林栗著有《易解》，寄给朱熹，朱熹批评此书“大纲领处有可疑者”。辩论是就此展开的。

    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元1189年），六十岁。二月甲子，序《大学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书定著已久，犹时加修改，至是以稳惬于心而始序之。朱熹的微言大义，具见二书序中。

    冬十一月，改知漳州。

    是岁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

    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公元1190年），六十一岁。夏四月，到漳州任。奏经界利害。郡刊四经四子书成。《文集》卷八十二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四经指《书》《诗》《易》《春秋》，四子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次年三月，丐祠，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解职归建阳。与陈君举（陈傅良）论学。陈傅良批评朱熹，同林栗、陆九渊、陈亮辩难，“刻削太精，颇伤简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骄。”朱熹又有《答叶正则书》，指责叶适“草率苟简”，“全是含胡影响之言”。

    绍熙三年壬子（公元1192年），六十三岁。始筑室于建阳之考亭。

    绍熙四年癸丑（公元1193年），六十四岁。冬，差知潭州，湖南安抚。次年五月至镇。更建岳麓书院。六月，申省，乞归田里。

    七月宁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至行在，拜命，进讲《大学》。寻除宫观。十一月，归考亭。

    十二月，竹林精舍成，后改名沧洲精舍。学者益众。

    宁宗庆元元年乙卯（公元1195年），六十六岁。《楚辞集注》成。

    庆元二年丙辰（公元1196年），六十七岁。冬十二月，落职罢祠。

    时韩侂胄专权，先后罢去宰相留正、赵汝愚。《行状》：“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佥人，以学为伪。……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先生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有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宋史》本传：“伪学之称，自何澹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论留正引伪学之罪始。太常少卿胡纮，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学日急。选人余嚞至上书乞斩熹。”《宋史·胡纮传》云：“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为监察御史，遂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汝愚遂谪永州。……以汝愚之门……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伪学之目以摈之。用何澹、刘德秀为言官，专击伪学。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独纮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疏授之，继祖论熹，皆纮笔也。”沈继祖疏论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驾浮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潜行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编管别州。当时言朱熹为伪学之魁，以匹夫夺人主之柄，鼓动天下。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语、孟、大学、中庸之书，为世大禁。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会乡试，漕司前期取家状，必令书以“不是伪学”字。这样，朱熹就褫职罢祠。学生蔡元定编管道州。以后，置伪学逆党之籍，著籍者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朱熹、彭龟年、陈傅良、楼钥、吕祖俭、叶适、项安世、杨简、袁燮、蔡元定、吕祖泰等共五十九人。这就是庆元党禁，或庆元学禁。

    是岁，始修礼书，名曰《仪礼经传通解》。

    庆元三年丁巳（公元1197年），六十八岁。春正月，饯别蔡元定于净安寺。郡县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为动。与季子沈徒步就道。朱熹与从游者百余人饯别萧寺中。寒暄外，无嗟劳语。坐客感叹，有泣下者。朱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喟然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两得之矣。明日，独与元定会宿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元定遂与季子蔡沈，杖履行三千里，脚为流血。至道州。远近来学者日众。踰年，卒于道州。

    是岁，《韩文考异》成。

    庆元四年戊午（公元1198年），六十九岁。冬，命蔡沈作《书传》。（按江永《世家》，系此于庆元五年）

    庆元五年己未（公元1199年），七十岁。始用野服见客。《楚辞集注后语辨证》成。

    庆元六年庚申（公元1200年），七十一岁。三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甲子，疾终。十一月，葬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

    综观朱熹的一生，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朱熹从筮仕到逝世，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间，“仕于外者仅九考（即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即宁宗初年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都奉祠。以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

    第二，在四十年的讲学著书活动中，朱熹编著了大量书籍。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的学者中并不多见。而这大量著作，是在没有官家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讲学的精舍，如寒泉精舍、竹林精舍，既是讲学的学校，又是编书的山馆。他的高第弟子，如黄榦、蔡元定、蔡沈、赵师渊等参加了朱熹主持的著书活动。

    第三，朱熹编著的书籍，门类很多，《易》《诗》《书》《礼》，都有。《春秋》未有成书，但是《通鉴纲目》是认为继承了《春秋》传统的，可以说也是《春秋》类的著作。《孝经刊误》也是经类。四书方面，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历史方面，有《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通鉴纲目》是一部重要的编年史著作。文学方面，除《诗集传》属经类外，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其他，如《参同契考异》，也表现了他的学术研究范围的广泛。他所编辑的《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近思录》；他所注解的《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是他编辑注解北宋理学的重要著作。他还编著了《小学》书。

    第四，除上述著作外，朱熹留下了《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其中保存了他的若干学术论著、讲义、政治文件、序跋、书信、诗词等。朱熹的门人九十多人记录了他的讲学问答，为《语录》多种，后人分类整理，编为《朱子语类大全》一百四十卷。

    第五，从朱熹的著作，反映了朱熹学问的广博和文化素养的深厚。这在南宋时期是很少人能够同他匹敌的。不重读书的陆九渊固然不能与之相比，即使得中原文献之传的吕祖谦也因享年不永，成就未至，而相形见绌。

    第六，朱熹努力奠定理学的学术基础与范围，确立理学的历史统绪。从孝宗乾道四年到淳熙二年（公元1168——1175年）这八年间，是朱熹集中力量从事这项工作的时期。有记录可考者如下：

    乾道四年，成《程氏遗书》二十五篇。

    乾道八年，成《西铭解义》。

    乾道九年，成《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又成《程氏外书》十二篇，又成《伊洛渊源录》。

    淳熙二年，编《近思录》。

    以上著作说明，朱熹编了理学家二程的著作及其门人的记录，编了周惇颐、二程、张载的理学著作选集《近思录》，并从本体论、方法论、立身处世、辨异端等方面，为理学思想体系初步确立了范围及基础。注解了重要的理学著作《太极图·易说》《易通》《西铭》。编著了最早的理学史著作《伊洛渊源录》，为理学的开创及传衍明确了历史统绪。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活动。而这些活动，是集中在一个时期内进行的。

    第七，为了维护理学的学术地位，批判不与程朱理学相同的其他学派，朱熹与永康事功之学、陆氏顿悟之学、反对周惇颐、张载的林黄中进行辩论。又写了《杂学辨》，批评《苏氏易解》《苏黄门老子解》《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以维护正统的理学观点。即使对二程的大弟子尹焞，也进行了批评，批评其不符合二程之说的观点，写了《尹和靖手笔辨》。所有这些，是朱熹学术活动的又一重要方面。

    第八，朱熹建立精舍，广收门徒，长期讲学，栽培了大量学生。《文集》中与朱熹有书信往还的门人就有二百多人。《语类》所列，记有朱熹语录的就有九十多家。通过这些门人，朱熹的理学思想就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朱熹的门下，生活比较俭素，平日是“脱粟饭”。例如有名的学生辅广，被形容为“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过着艰苦生活。《行状》载他“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这应该是实录。

    第九，朱熹从政时间不长，任地方官九年，任经筵侍讲四十余日，还是有一些建树的。如浙东救灾、按地方腐败官吏、修复江州白鹿洞书院与潭州岳麓书院、对朝廷奏陈修攘之计等，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政事，有些对后世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朱熹也不是一个只知终日静坐的无所作为的读书人。他在湖南安抚任内，镇压了少数民族，这是他的劣迹。朱熹以刚直见称，实际有些偏执，在按唐仲友的问题上，尤其显得突出。尚论古人应该这样全面的看。

    第二节　朱熹的天理论

    一、所谓“天理”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朱熹的天理论承袭程颐，但是有所发展，更严密、更精致、更深刻了。

    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源、根本。“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语类》卷一） 。可见理是宇宙的根本。天地，因理而有；人物，因理而有。“该载”，是囊括承荷的意思。天地、人、物，都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囊括、承荷。有理，就有气，气化流行，就发育万物。天地万物总起来说，就是那么一个理。

    朱熹在《中庸章句》里引程子的一段序说，谓《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这里讲的是《中庸》一书所说的理，同时也正讲了理本身。一理统驭万事，万事统于一理。理，散之则为万事，合之则为一理。从宏廓来说，理弥满天地，涵盖天地，其大无外；从隐微来说，理退藏于密，其小无内。应该指出，朱熹所引这段序说，是程朱理学关于“天理论”宇宙观的纲领性论述，它提出了作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最高哲学范畴“理”，阐述了一理与万事的关系，阐述了“理”的无不包摄，无所不在。朱熹关于“理”的许多论述，是与这段序说联系着的。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又说：“万一山河天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语类》卷一） 。这是说，理是无始无终的。天地有始，而理无始。天地有终，而理无终。未有天地之先，已有此理。天地陷了之后，理还存在。理是不依赖天地万物而永恒存在的，又是不依赖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

    朱熹论述了理与气的关系，认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又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以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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