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程端蒙、董铢、程端礼的教育理论

    第一节　程端蒙《性理字训》————理学教育的启蒙教材

    理学的产生与北宋时期的书院有密切关系。而理学家们都很重视编写理学的启蒙教材，注意教学方法，还有一套教育理论。这是理学思想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本章以三位理学的教育家为代表，对理学的教育理论及方法进行分析。

    程端蒙（公元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

    程端蒙先师事江介，为其高足；后又赴婺源，受业于朱熹，领悟理学要旨。著有《性理字训》《程董二先生学则》等，深受朱熹的赞赏。当其逝世时，朱熹曾书《程君正思墓表》，对其早卒“失声流涕”，“为之痛惜”，认为他“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这段评述，说明程端蒙是一位理学的忠实实践者，能够严守理学教义修身律己，教育后学。

    程端蒙《性理字训》三十条，基本上是四句成言，共428字。朱熹称赞说：“小学字训（按指《性理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引自《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上》） 。此书形式类似词典，其内容是根据《四书》以及朱熹《四书集注》，从中提炼出命、性、心、情、才、志、仁、义、礼、智、道、德、诚、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等三十个范畴，通俗疏释，和以声韵，便于记诵，作为青少年学习理学基本知识的启蒙教材。其成书时间较陈淳《四书性理字义》为早，其影响亦较深远。南宋程若庸著《性理字训讲义》，即以程端蒙《性理字训》三十条为蓝本，增广为六门一百八十三条，明朱升又增至一百八十四条。此书是南宋末、元以至明初在教育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课本。

    程端蒙《性理字训》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人性论，包括命、性、心、情、才、志等心理分析范畴。程端蒙说：

    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禀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主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感物而动，斯性之欲，是之谓情；为性之质，刚柔强弱、善恶分焉，是之谓才；心之所之，趋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谓志。

    这里，对理学家“性即理也”的人性论做了简要的概括，其中心范畴是性，含有三点意思：第一，性根源于天理，体现了天理的必然，叫作命，命决定性。因为天所命于人的是“理”，有善而无恶，所以人所禀受的性，也是有善而无恶，即朱熹所谓天赋的“天命之性”。第二，性要通过每个个人才能表现出来，这就产生了影响性善的因素，一是物欲之情，一是参差不齐的才，即朱熹所谓“气质之性”。第三，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虽有为情所累的一面，而心的本体本无不善，只要有坚持天理的正确志向，就能改变气质，恢复“天命之性”。

    第二部分讲认识论，含“明理”和“修身”两项内容，这是恢复“天命之性”的认识论途径。“明理”包括仁、义、礼、智、道、德、诚、信、忠、恕等伦理道德范畴。程端蒙说：

    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为金之神，在人则宜之理，其发则羞恶之情，是之谓义；为火之神，在人则恭之理，其发则辞逊之情，是之谓礼；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情，是之谓智；人伦物事当然之理，是之谓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谓德；真实无妄，是之谓诚；循物无违，是之谓信；发己自尽，是之谓忠；推己及物，是之谓恕。

    这是说，理就是人伦物事之当然，也叫作道；仁、义、礼、智就是爱、宜、恭、别之理的表现；德就是得道，得理，对于理的领悟，不能有一点差错，对于理的遵守，不能有丝毫背离。如果根据理表现情，情发就会处处合理，从而符合“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封建社会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文中说到的“为木之神”“为金之神”“为火之神”“为水之神”，其实就是仁、义、礼、智的代名词，是程端蒙袭用阴阳五行说，将五行道德化，以增加“理”的神秘性而已。

    “修身”，包括中、和、敬、一等内省体验范畴。程端蒙说：“无所偏倚，是之谓中；发必中节，是之谓和；主一无适，是之谓敬；始终不二，是之谓一。”这里，提出了情发合“理”的两项要求：第一，必须“发而中节”，做到喜怒适当，哀乐适时；否则，就会有所偏倚，任凭私意横溢，造成不良后果。第二，必须居敬主一，这是对朱熹《敬斋箴》的进一步概括。朱熹读张栻《主一箴》后，续作《敬斋箴》，用居敬主一，作为理学家涵养工夫的重点。居敬与主静不同，并不是与外界隔绝，闭户静坐，而是指时刻醒悟“天理”的一种精神境界。主一，即专一，就是心思集中，“不以东，不以西，不之南，不之北”。程端蒙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内省天理的体验工夫，才是达到灭欲的正确途径。

    第三部分讲宇宙观，包括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等禁欲主义范畴。程端蒙说：

    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禀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无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动，是曰人欲；无为而为，天理所宜，是之谓谊；有为而为，人欲之私，是之谓利；纯粹无妄，天理之名，是之谓善；凶暴无道，不善之名，是之谓恶；物我兼照，扩然无私，是之谓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谓私。

    这是程端蒙《性理字训》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里集中地表现出程端蒙所概括的理学思想的僧侣主义实质，将人的耳目口鼻看作是不善的根源，将一切物质欲望看作人生不可避免的罪恶，从而加以排斥，这是宗教思想的一种特点。程端蒙同朱熹一样，正是将人欲视为罪恶，在他的笔下，天理就是谊（义）、善、公；人欲就是利、恶、私。他讲知性、明理、修身，就是为了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从而达到理学家所臆造的最高精神境界。

    《性理字训》的结尾，模仿朱熹《敬斋箴》的笔调说：“小子”啊，对于《字训》应该“敬之戒之”，要严格遵循它，深刻理解它，无限崇尚它，经常学习它，“精思笃行，孜孜勉焉，圣可贤致”。总之，在他看来，《性理字训》是通向圣贤的入门和阶梯。

    通过以上剖析可以看出，《性理字训》不是从宇宙论起讲，而是从性论起讲，通过“明理”及“修身”等认识途径，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境界，这在理论上无甚创见，但在论证方法上却有独到之处。我们知道，一些理学家的先辈，其学说是以“理”为中心而展开的，从“理”及于天地、物事、人伦、格致等。《性理字训》的作者并未固守师说，针对青少年这种教育对象的特点，以阐述如何做人为宗旨，以诱发存善去恶为内容，将“明理”和“存理”视作存善去恶的手段和目的，这就更加鲜明地揭示出理学即性命义理之学的内在本质，体现了理学家将性论同认识论相联系的传统特点和心性说的本来面貌。从性论起讲，比较浅近，符合理学入门书的基本要求。

    程端蒙《性理字训》的社会效果，从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中可窥见一斑。该《日程》将《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者）列为学龄前（八岁前）儿童的必读书，要求“日读字训纲三五段”，以此代“千字文最佳”。《千字文》为唐代的儿童识字课本，内容虽以“夫贞妇节，君圣臣良”之类的封建纲常为核心，但比较粗俗，而且没有同《四书》中的范畴相衔接，显得缺乏理性思维。从朱熹开始，就十分注重童蒙教育的理学化、知识化、通俗化三者的结合，写了《童蒙须知》以及《训蒙诗百首》，做了普及理学宣传的尝试。程端蒙《性理字训》比较完满地实现了朱熹的意愿，以简短的文字，整齐的韵语，对偶的形式，传统的范畴，使儿童谐于唇吻，易于记诵，幼小的心灵就受到理学的熏陶。在他前后，这类通俗读物有的还加上插图，如李元纲《圣门学业图》，将《大本达道》《进修伦类》《为学之序》《存心要法》《求仁捷径》等绘为十图，使青少年见图知义，经久不忘。清代还出版了汉文、满文、蒙文对照的通俗读物，力图将理学及其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灌输到人民中间去。

    第二节　《程董二先生学则》————理学教育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

    程端蒙除编撰理学的启蒙教材外，还同董铢合作，制订《程董二先生学则》。根据朱熹的说法，理学教育分为小学和“成人”教育两阶段，小学教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之类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及日用的知识技能，《程董二先生学则》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规定，可以说，它提出了理学教育中，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

    董铢（公元1152——？年）字叔重，称槃涧先生。江西德兴人。与黄榦同师。据《江西通志》记载，著有《性理注》《解易注》。

    朱熹曾为《程董二先生学则》作跋，他说：“道不远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训导整齐之者，莫不有法，而况于家塾党庠遂序之间乎。彼其学者所以入孝出弟（悌），谨信群居，终日，德进业修而暴慢放肆之气不设于身体者繇此故也。番（鄱）昜（阳）程端蒙与其友生董铢共为此书，将以教其乡人子弟而作新之，盖有古人小学之遗意矣。余以为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岂不美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 ！这里，朱熹强调办教育要有法（即学则），他向所有学校的师长推荐《程董二先生学则》，认为如能依此训导学生，就能培养出有德性、有造就、为封建帝王服务的人才。

    《程董二先生学则》共十八条，基本上是对朱熹的许多箴言和铭记的概括与发挥。起首两条为学生规定了在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和晨昏所应进行的仪式，末条是关于惩处的办法。余皆为学生律己、待人、接物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涉及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讲行为的有八条。地主阶级要求其培养的人才具有本阶级所认为的美德，其标准是所谓“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等八项。

    这八项标准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谈吐举止，以及容貌视听都做了烦琐的、使人缺乏生机活意的规定。如“居处必恭”要求根据年龄、长幼，排定座位次序，不能乱序。坐时必直身正体，不能盘腿倾倚，交胫摇足，如朱熹所说的“端席”，如后来陈淳所说“坐当如尸”，特别是反对学生白天睡觉，因为孔子就曾经斥责白天睡觉的宰我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就是说，人们在居处的时候，要如敬天敬神那样肃恭。如“步立必正”，规定走路时徐行，站立时拱手，不能超越长者而行，不能背向尊者而立，不能践踏门槛，不能跛颠偏倚，如朱熹所说“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那样，举手投足不能有一点差错。又如“视听必端”，规定目不能流转张望，只能直视，耳不能倾头左右，只能正听，还要求人们说话时轻声细语，时时控制自己的喜怒情感。至于穿戴，既不能穿奇装异服，又不能简单随便，即使在安闲休息时，也不能“衩袒露顶”，在盛暑也不能脱鞋去袜。如此等等。理学家就是把这一类宗教色彩很浓的修养方法，视为读书士子们德行的标志。

    讲学习的有五条：“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朱熹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所以中心是读书，其要求有五：一、先正心肃容。二、在读诵上下功夫。每一书都规定了应读的遍数，如遍数已足而不能背诵，必须再读至能背诵为止。如遍数未足，已能背诵，也必须再读，读满遍数。学生的学习活动就是埋头于背书与诵经。三、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严防学生离经叛道。四、保持学习环境的整齐与清洁。五、课余时可适当弹琴习射等。这同孔子的做法有别。孔子将弹琴习射等纳入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多种技能的人，而理学家则将之列入课余，反映出儒家教育思想的日趋没落。

    讲待人接物的有两条：“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这两条规定了处理师生、长幼、朋友之间关系的原则，强调师道尊严，强调“非其类”不能亲近，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鄙视。

    综观上述各条，其基本精神是力图按照道学家的模式塑造学生的形象，使他们个个“道貌岸然”，成为木鸡式的小学究。

    黄榦的门人饶鲁在评论《程董二先生学则》时认为，《学则》讲述了“群居日用之常仪”，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内容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则发挥了“学问之宏纲大目”。饶鲁主张将两者并举，才能“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引自《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也就是主张将小学和“成人”教育的培养目标融为一体。所以，在真德秀制订的《教子斋规》中，第一条就是《学礼》，以下才是《学坐》《学行》《学立》《学言》等。在饶鲁、真德秀两人看来，《学则》经如此充实，才更加完备。

    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董二先生学则》所反映出的理学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引导学生脱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而专事“空口讲诵”。它带来了严重的流弊，当时就受到陈亮（陈亮与程端蒙同年生）的批判。他指出，理学教育将人培养成无一技之长的废物，“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送吴允成运干序》） 。他用“各务其实”的功利主义同理学的教育思想相对立。

    第三节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理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和计划

    程端礼（公元1271——1345年）字敬叔，号长斋，人称畏斋先生，受学于史蒙卿。祖籍江西鄱阳，后迁徙至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著有《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畏斋集》六卷。

    胡文楷曾为《读书分年日程》作跋，他说：“宋朱子有读书法六条，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元程畏斋因编为此书，其自称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读书学文，皆办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日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云。《元史》本传称其著有读书日程，国子监以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端礼本其法（指朱子读书法）而推广之，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这两段话，说明《读书分年日程》是得自朱熹的真传，若依此读书，就可以收到实效，因而成为明初学者读书的准绳。

    《朱子读书法》散见于《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以及《朱文公文集》等著作中。据程端礼说，是朱熹门人“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日程》） 。

    所谓“居敬持志”，朱熹说：“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有顷刻之不存者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这里，强调读书应心思专一，不受外界物欲的扰乱，要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心）在思维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程端礼对“居敬”的解释是：“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日程》） 。即所谓无事时敬在心上，有事时敬在事上。无事时敬在心上，是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界的物质引诱；有事时敬在事上，是使处理事情合于封建道德标准。就是说，读书时，思想固然不能受外界物欲的扰乱；闲暇时，思想也不能受外界物欲的干扰。这是对朱熹“存心”“居敬”说的发挥。至于“持志”，程端礼认为即“立志”。他说：“朱子谕学者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日程》） 。“四书...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