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陈建和《学蔀通辨》

    在王学盛行时，就有人出来对它进行批评。陈建以朱学的观点对王学加以非议，就是一例。

    第一节　陈建生平和《学蔀通辨》的问世

    陈建（公元1497——1567年）字廷肇，号清澜，东莞（今广东东莞市）人。“自幼纯心笃学”（《学蔀通辨》卷十二《陈建传》） 。年十九，其父病卒于广南府知府任所，年二十三补邑弟子员。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年三十二，中举人。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会试副榜，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嘉靖十二、十三年，于福建任所与督学潘潢论朱陆异同，作《朱陆编年》二编。后升任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复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同上） ，并为二书作序，目的在于“因朱子所表章者而益章之，以裨来学”（同上） 。在这期间，他还受聘考江西、广西、湖广、云南乡试，“所取皆名士”（同上）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以母老，力请得归，时年四十八。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母卒，“遂隐不出”，潜心著述。当时，王学盛行，王守仁所作《朱子晚年定论》，虽罗钦顺致书论驳，“然学者多信之”（同上） 。嘉靖年间，王守仁之弟子薛侃（任“行人”官职）请祀陆九渊、陈献章于文庙。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下诏以王守仁从祀文庙，可见王学影响之大。陈建“忧学脉日紊”，认为“以前所著朱、陆之辩（指《朱陆编年》二编） 非所以拔本塞源也，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同上） ，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讨论修改、探究根极”，“稿至六七易”（同上） ，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成书，谓《学蔀通辨》。全书分前、后、续、终四编，共十二卷。

    《学蔀通辨》的内容，陈建在《总序》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认为自陆九渊以来，引释入儒、阳儒阴释之风习很盛，到王守仁师徒更是推波助澜，加之王守仁等人造作朱熹“早晚之说”，乃谓“朱子早年所见未定，晚始悔悟，而与象山合其说”，致使儒学正宗的朱学受到了佛学“异说”的遮蔽，而失其正，造成“儒佛混淆”，“朱陆莫辨”的学术“蔀障”。他说：

    佛学近似惑人，其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陆氏者出，假其似以乱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学之实，于是改头换面，阳儒阴释之蔀炽矣！（《学蔀通辨·总序》）

    他认为“天下莫大于学术，学术之患莫大于蔀障”（同上） ，故他愤然“究心通辨”，声言自己要“专明一实，以抉三蔀”。他在全书的前、后、续、终四编中，即以“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妄议之实终焉”（同上） 。全书恪守程、朱，纠陆、王之“偏”。故清人谓“是编虽攻象山，实为阳明发也”（同上陈伯陶《跋》） ，揭示了陈建撰写《学蔀通辨》的宗旨。

    明朝嘉靖、隆庆以后，“阳明之学盛行”，《学蔀通辨》未能刊行，“不传于世”（同上） 。张履祥的《备忘录》曾指出，当时社会皆尚王学，“程、朱之书不行于世”。他说：

    朱子精微，象山简率，薛（瑄）、胡（居仁）谨严，陈（献章）、王（阳明）放旷。今人多好象山，不乐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陈、王而诎薛、胡。固因人情便简率而畏谨严，亦缘百余年来承阳明气习，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士人挟册，已沦浃其耳目，师友之论，复锢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为主。虽使间读程、朱，亦只本王、陆之意指摘其短长而已。（《学蔀通辨·跋》）

    在王学盛行的情况下，以抨击王学为宗旨的《学蔀通辨》，自然未能刊行。直至万历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悟心体无善无恶之非，作《证性编》以驳阳明”（同上） ，时人黄云蛟才敢于公开付梓，顾宪成并为之作序，《学蔀通辨》“自是始行于世”（同上卷十二《陈建传》） 。

    此外，陈建“又以本朝之法，积久弊滋”（同上） ，著《治安要议》六卷。卷一宗藩议，言宗藩之滥；卷二赏功议，言武职袭荫之弊；卷三取士议，言科目之外，宜有荐辟之一途；卷四任官十议：言选举之始，不可轻取浮文；小官之选，不可不归本省；入仕之途，不可伤于冗滥；冗官之员，不可不加省并；初选之职，不宜骤贵；迁转之期，不宜太速；资级之迁，不宜太限；推让之风，不可不兴；考察之行，不可不慎；小官之禄，不宜折减；卷五制兵议；卷六备边议，指出：“我朝边事，一向只为‘因循姑息、玩愒偷安’八个字所破坏，不斩钉截铁断除此根，天下事未可知也。”上述各议皆是针对朝政弊端，提供补救之方。其后，“莆田林润为都御史，修葺宗藩条例，即采其说”（同上） 。《治安要议》反映了陈建的务实、致用的思想风格。

    稍后，陈建又著《皇明启信录》（又名《皇朝资治通纪》）二十四卷，记载了从永乐至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为后人撰写《明史》之先驱。除此，陈建还著有《经世宏词》《明朝捷录》《古今至鉴》《滥竽录》《陈氏文献录》《西涯乐府通考》等。年七十一而卒。

    后人评其所著书，说：“盖为天下万世虑也”（同上） ，认为自“粤有新会之学（陈献章）、有增城之学（湛若水），至（陈）建书出，世称之为东莞学”（同上） ，表示对他的景仰。

    第二节　对朱、陆之学“早异晚同”说的诘辩

    一、朱、陆“早异晚同”说的由来

    明代中叶，王守仁承接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创立了王学体系和学派，影响很大。但王守仁在世时，王学并没有为朝廷所尊崇，朱学仍处于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官学地位。王学当时常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为“伪学”“异端”。王守仁甚至被诬为“病狂丧心之人”。王守仁为了免遭压制和攻击，尽力弥合朱、陆之间的差异，以求得自身的发展。于是裒集朱熹论心性修养的三十四封书信编成《朱子晚年定论》，宣称朱熹“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自己则“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其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朱子晚年定论序》） 。这就是王守仁所编造的“早异晚同”说。

    关于“早异晚同”说，在王守仁之前就曾有人提倡，如陆九渊的弟子章节夫所著《修和管见》，“取朱、陆辞异旨同之处，集而疏之”（《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章节夫传》） 。明初，赵汸（东山）在《对江右六君子策》中谓“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关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学蔀通辨提纲》） 。明中期，程敏政纂《道一编》，谓朱、陆“初则诚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则觉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终则有若辅车之相依”（《篁墩文集》卷二十八《道一编序》） 。因此，陈建认为“早异晚同”说“盖萌于赵东山之《对江右六君子策》，而成于程篁墩之《道一编》，至近日王阳明因之，又集为《朱子晚年定论》”（《学蔀通辨·总序》） 。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已无所发展，陆王心学逐步左右了学术思想领域。于是，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十分引人注目，其论虽差误颇多，却影响甚大。“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其为蔀以甚矣”（同上） ！宗朱学的陈建“忧道统将移、学脉日紊，乃发愤著《学蔀通辨》，以破王氏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张夏《洛闽源流录》） 。

    二、对朱、陆“早异晚同”说的辩驳

    陈建“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学蔀通辨》卷十二《陈建传》） ，详为考证，以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早异晚同”说的谬误，以“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同上《总序》） 。

    首先，陈建提出“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的观点，以驳王守仁等人的“早异晚同”之说。

    陈建指出，朱熹早年之学“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同上前编上卷） 。朱熹曾有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朱熹二十九岁时曾言：“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体不可以见闻得，不可以思虑求”（《朱文公文集·存斋说》） 。陈建说，“专说求心、见心”，“全与禅陆合”（同上） 。朱熹于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四十一岁，给友人信中提到“熹自少总钝”，学习“曾舍近求远，处下窥高，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学蔀通辨》前编上卷，引自《朱文公文集·答薛士龙》） 。这也是同于陆九渊。所以陈建认为，朱、陆之学在早年并非“异”而是“同”。

    陈建还指出，程敏政的《道一编》和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将朱熹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曾有强调“心”或“良知”作用的话，即“指为朱子晚合象山”，“采为朱子晚年定论”。朱熹当时仅三十九岁，何得为晚年？朱熹是这样说的：

    良知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

    陈建指出：“朱子年犹未四十，学方日新未已，与象山犹未相识，若之何得为‘晚合’？何得为‘晚年定论’耶？其颠倒诬诳，莫斯为甚”（同上前编上卷） ！这就有力地驳斥了王守仁所谓的朱、陆之学“早异晚同”说的谬误。

    其实，佛、道思想渗进儒家学说，是宋明理学思潮的重要特征。无可讳言，宋明理学大师如周惇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所以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鲒埼亭集外编·题真西山集》） 。因此，朱熹早年“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中，透露出佛、道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朱熹早年习禅，直至他三十一岁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其变化过程，陈建用朱熹本人的自述给予说明：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日在刘病翁（即刘屏山）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学蔀通辨》前编上卷，引自《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从这段朱熹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朱熹早年曾习佛禅，到二十四五岁初见李侗时，还曾以禅学请教李侗。尔后，在李侗的引导下，才从“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到认为释氏之说漏洞百出。这表明朱熹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陈建认为，朱、陆早年一样都接受了佛学的影响，学术观点是早“同”而非“异”，并不是王守仁所认为的早“异”而晚“同”。

    第二，陈建在辨明了朱、陆之学是早“同”而非“异”之后，又进而提出“朱子中年方识象山，其说多去短集长，疑信相半”的观点。

    陈建认为，朱熹对陆九渊的态度，在淳熙十一、十二年（朱为五十五、五十六岁、陆为四十六、四十七岁）前，还是“每去短集长，时称其善，疑信相半”（同上前编中卷） 。这主要是根据朱熹以下材料：

    （一）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朱熹四十五岁，在致吕子约信中说：

    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恐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吕子约》）

    （二）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五十四岁，在致项平山信中说：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项平山书》）

    陈建按语谓：“据此书……正是（朱熹）中年疑信相半之际。后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编》乃指此书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辅车相倚，误矣”（同上前编中卷） 。

    陈建认为在淳熙十三、十四年（朱为五十七、五十八岁，陆为四十八、四十九岁）之后，朱、陆关系有了变化。朱熹“则于象山鲜复称其善，而专斥其非，不复为集长之说”，“其先后予夺，分别两截”（同上） 。这主要是根据淳熙十二年（朱为五十六岁，陆为四十七岁），朱熹在致刘子澄的信中所说：

    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深浩无凝滞处……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他撑眉怒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于学者，又为此说引去，真是道之不幸也。（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与刘子澄书》）

    陈建按：“建昌，指象山门人傅子渊。盖子渊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称者，而亦朱子所深辟者”，并且断言朱、陆“二家冰炭自此始矣”（同上前编中卷） ，以此来进一步说明朱、陆之学并非像王守仁所说的是“早异晚同”，事实恰好相反，是“早同晚异”。实际情况是：从朱熹中年就开始了他们学术观点的分歧和争论。

    朱、陆争论的公开化，是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开始的。当时，随陆九渊参加此会的朱亨道曾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谱》） 。表明朱、陆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学方法问题上有分歧和争论。陈建自己也说，由于鹅湖之会朱、陆“不合，各赋一诗见志”（《学蔀通辨》前编中卷） 。陆九渊在诗中以“易简工夫终久大”自夸其学，而以“支离事业竟浮沉”讥讽朱学陋谬、“浮沉”无根。朱熹大为不快，与二陆（九渊与其兄九龄）进行了诘辩。三年后，朱熹还回敬诗一首，强调“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鹅湖寺和陆子寿》） 。诗中以“说到无言”“不信古今”讥其学术空疏，师心自用。陈建在朱、陆不合、以诗见志的按语中，也说朱熹“于子静日益冰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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